生态社会主义（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学派）

产生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人把生态问题纳入革命的轨道，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K·博尔丁在他1953年出版的《组织革命》一书中，指出“生态革命”是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逐步变化的结果，是观念和理想乃至技术手段的革命。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等著作中，均把人同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当做—个主要的理论主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另一著名人物马尔库塞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认为它是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中一个一直未被人们重视的方面。过去．人们只是对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全人类的问题予以关心，而没有把自然视为人类解放的一个领域。

马尔库塞认为，把自然的解放当做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上述手稿的中心思想，他认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是依赖对自然的统治来实现的，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也要依赖自然的解放来实现，而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那些自然中所产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那些与生活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征。

马尔库塞主张应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确定“自然革命”的内容。那就是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入手，进行一场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改变贫困，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本质，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使自然得到解放，使人类人道地占有自然。

以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影响很大，可是，由于仅仅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技术制度提出激烈的批判，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批评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形成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代（70年代）：以70年代的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被看作是“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具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鲁道夫·巴罗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后因持不同政见出逃到西德，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同时开始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谋求“绿色”和“红色”政治力量的结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群众联盟，他的主要著作有《从红到绿》、《创建绿色运动》等。

亚当·沙夫原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68年被解职后任奥地利大学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972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以上二人既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也是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典型的特征是“从红到绿”。

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二代（80年代）代表人物，是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以及苏联的一些学者。

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他长期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早年曾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起从事过研究，后来抛弃了该学派偏重哲理和书本的倾向，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莱易斯在《对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莱易斯在1972年出版的《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控制还是对人的统治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他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这种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而占有，导致生产无限的扩张，最终结果将是人的自我毁灭。

1976年莱易斯又出版了《满足的极限》，在这部著作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实行—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观。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是莱易斯学说的追随者和鼓吹者，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莱易斯的观点，系统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这部著作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亦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阿格尔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仍将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安德列·高兹，1924年生于奥地利，1948年后移居法国，是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高兹曾追随萨特，信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70年代后，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这部著作中认为，

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诸如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环境，世界人口的激增也造成巨大的灾难。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

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苏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苏联生态理论在80年代十分活跃，不仅提出了许多新概念，而且初步拟订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框架。

苏联哲学家Э·B·基鲁索夫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一文中认为，现代生态形势证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点，即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自动解决，相反，由于耗尽自然资源和降低环境质量，可能使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恶化。因此，应当树立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从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

”生态意识是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以及人类为保持对生命有益的自然界状态在活动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其他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意识具有以下特点：(1)考虑到反映对象持点的综合性质。(2)要善于把握认识客体的全部多质性和异源性，善于在这种多样性后面发现生态学方面重要的本质的统一。(3)要求我们不仅有看到自然界中所发生变化的最近结果的能力，而且有看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更远结果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然界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正的联系．而且能看到其负的联系的能力。

总之，生态意识是人们了解生态规律，遵循生态规律，防止生态危机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条件。只有认识和考虑到生态规律，才能把保持自然环境的有益状态视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发展

苏联的学者还提出了“社会生态学”的概念和学科，他们认为，社会生态学不仅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要化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起来，协同工作，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之下，“生物圈”、“智慧圈”、“协同演化”等概念发展起来了。“协同演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定向发展和对生物圈的定向作用：即不仅不破坏生物圈，而且促进生物圈的进一步发展和保证人类进步。因此，苏联学者关于“协同演化”的概念实际上指人类同自然生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纵观苏联学者的生态学理论，一般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来阐发的，其中不乏可资我们研究吸收的地方。苏联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理沦力量。

第二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典型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

第三代生态社会主义（90年代）的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

早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校长。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或称苏东剧变）以后，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不同于统治（mastery），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这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讲师，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等。佩珀自称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特征是“绿色红化”。

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终于从绿党主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理论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支涉及面很广、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R·奥尔曼曾经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其成员的经历、认识不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人们注意到，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比较明显的倾向：一种是西方所流行的、以批判为主的倾向，这是—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虽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却与之有显著的差别：一是较多地融入现实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或环境保护运动)，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象牙塔式的纯哲学的研究方式，较多地与实践问题相结合。二是较为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并把生存环境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种以批判为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派别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种倾向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所流行的、以改变自身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研究方向和问题大多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遇到的，因此，它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环境生态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不过，在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根本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

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有可能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拚命工作，势必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污染了环境，从而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唯生产力论”和生态危机同样也产生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重，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是避免了上述弊病的、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制度。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否定生态殖民主义，批判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不仅把生态危机转嫁给不发达国家，残酷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场，倾倒存放各种有毒的垃圾。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也许能在本国或局部地区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全部生态危机问题。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立足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虽然没有错，但却过高地估计了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性，而对资本主义本身能控制这种不利局势的能力估计不足。另外，这一危机理论分析的重点也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之内，而对消费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则几乎完全忽视了。他们认为，今天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时代变化了理论也应随之进行修正和补充，现在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资本主义转移危机的必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搞操纵消费，实际上是“转移目标”，是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去。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这些变化了的形势，不断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目前的任务，是需要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业活动等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主要是指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改进上来，具体说就是破除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的集中化、官僚化生产体系，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软技术”和小企业，“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参与决策的领域，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发展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这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既要能“逐步拆散庞大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尽可能减少个人对这一体系的依赖性”，又能“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人们的消费“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一致之中”。具体来说，这一模式应具备以下要求：1、把资源消耗限制在可维持的限度之内；2、做到平等分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必要时提倡一种新的“朴素生活作风”；3、节制人口增长；4、注重环境道德，强调产品的耐用、简便和易于回收，使废物尽可能减少；5、提供创造性的、自主的、非异化的劳动，使人们在劳动中感到富有意义，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谋生，真正把劳动与闲暇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种生产结构，就要改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使工人能够参与生产管理。

第五、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手段和方式上，生态社会主义同生态主义的观点相同，也提倡非暴力和基层民主的原则。

第六、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依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力量，同时也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亦即把“绿色”与“红色”结合起来，如拉比卡所说，这种结合是“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简评

生态社会主义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含着的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阐释，并将其与现实中的生态危机问题结合起来。如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问题上，许多西方环境理论著述中，对这个问题或轻描淡写不敢涉及，或抽象地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正确地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也在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例如，豪沃德·帕森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一种政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它的基本观点就是，环境问题像其它社会问题一样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结构，它的彻底解决方案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和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并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明确提出自然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思路。

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索取关系；反对人们无限地追求高消费，反对把消费同满足或幸福等同起来 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劳动闲暇一元论，要人们在劳动中寻求欢乐或满足，或者说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要着重精神生活等等，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同时也应看到，生态社会主义在一些问题上也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如它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或者用“生态危机论”去取代“经济危机论”，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去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这就必然导致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结果只能是转移人们的斗争方向。另外，它还以觉悟和知识而不是以阶级立场来划分革命的动力与非动力，这显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相去甚远，比如，它不重视所有制，只讲参与管理，再如，它批判苏联模式过度集中无疑是对的，但又过分强调民主化，过分强调工人自治；批判过分集中化、官僚化、技术统治论，本来也是对的，但又把这些作为责难现代化大生产的依据，认为正是这种大生产导致了劳动的破碎化，并企图用手工劳动去代替现代化大生产，这就是一种倒退了。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少数生态社会主义者仍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从总体上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从总体上来说，生态社会主义试图以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来改造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它企图以分散的小生产与现代化大生产抗衡，是一种“开倒车”的社会主义。由于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所以并没有为解救全球生态危机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虽然从理论体系上来说，还比较粗糙，不够系统，很不成熟，而且有很多空想的成分，但却不能不承认，它在许多方面是有价值的。它毕竟象它所反映的绿色运动一样，也是新生事物，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它们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垄断资本，从各个方面批判了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了保护生态平衡，反对生态殖民主义等主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的反映，其基本方面是积极的。今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如何，能否成为绿色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主导力量，抑或随着历史的演化走向悲观和虚无，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人们将拭目以待。（转自《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