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潮）

胡适

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以分辨“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并指出这种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

1923年，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连根拔去’和‘翻身变成世界文化’两条路所能完全包括。”表明胡适并不认为应该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他还说：“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称赞程朱理学所推崇的“格物致知”是科学方法，批评梁漱溟的“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观点。而后胡适进一步指出西方曾长期黑暗地压制科学：“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同年，胡适与梁启超分别向广大青年学生开列名曰“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列之书范围极广，经学小学方面，包括汉、魏、唐、宋、明、清各代名家著述，理学方面有宋、元、明、清学案及程、朱等人的专集，子学方面列22子及其注解，囗典方面有《华严》《法华》诸经，文学方面包含列代名人诗文专集及宋元以来词曲小说等。

1929年，胡适作《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见英文版《中国基督教年鉴》）。重申“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胡适又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试想想，何以帝国主的侵略压不住日本近60年的发奋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不肯低头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所以应当死心塌地的去学习人家。（见1930年《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934年，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断言：“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胡适又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1935年《充分世界化合全盘西化》）。

1934年，胡适发表《说儒》，认为“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进一步表明其对孔子的肯定（但不拔高）。

1935年，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此，胡适认为旧文化惰性太大，为了破除旧有的罪孽，必须虚心接受现代文明，而中国本位的文化地位则将更发辉光大：“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具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同年，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称自己曾主张全盘西化，指出“全盘西化”一词招致诸多细琐的争论，不妨改作“充分世界化”；还用自己穿长袍、写汉字指出事实上做不到“全盘西化”；并表示不会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可见胡适用过的“全盘西化”一词并没有严格的学术意义，其真实意图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李敖

李敖先生也是主张中国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他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强力的批判了对于中西文化的取舍的其他观点。文中他将对中西文化持不同观点的人分成了几类：

一、义和团病

二、中胜于西病

三、古已有之病

四、中土流传病

五、不得已病

六、酸葡萄病

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八、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九、挟外自重病

十、大团圆病

十一、超越前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