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宋朝地域性儒家学派之一）

学派简介

湖湘学派起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其以宋明理学开创者，而学义励于湖湘。规模形成于南宋，当时著名学者胡安国与儿子胡寅、胡宏等，因不满南宋朝廷的黑暗政治和投降政策，由福建迁往湖南衡山附近定居，潜心研究理学并授徒讲学，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积极从事传播理学的工作，开创了湖湘学派。^[1]

学派概述

发展

理论

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创立了理学基础，大大发展了孔子的理论。他的理论成为湖湘文化的的思想起源。但他生前影响不大，未能形成独立的学派。

潭创立碧泉书院

南宋文学家、理学家、大学士胡安国及其子胡宏，于南宋建炎年间来到潭州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如胡寅、胡宪、谭知礼和黎明等。他们创立了湖湘学派。后来朱熹和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持讲学，使湖湘学派更加成熟。

鼎盛时期

湖湘学派

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张栻。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张栻曾师从胡宏于文定书堂，因学识超群，被胡宏赞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学成后归长沙，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在胡宏病逝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不仅继承了胡宏之学，而且 还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并与同时的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湖南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1]

湖湘学派分化

宋淳熙七年（1180），张栻去世后，湖湘学派出现了分化，大部分学者转投其他名师，如张栻弟子胡大时改从陈傅良、朱熹问学，后来又师事陆九渊；蒋元夫也求学于陆九渊。因此，湖湘学派作为独立的地域性学派已不复存在。后来虽有明代学使陈凤梧作《湖南道学渊源录》 ，表彰湖南学者，但也只是流风余韵，其影响在元、明两代并不显著。^[1]

继承思想传统和作风

明末清初，王夫之潜心学问，而为“清初三大儒”。又至清代，康熙《岳麓书院志》专辟“湖南道统”一节，为胡安国、胡宏、张栻及其他湖南学者列传。乾隆时，乾隆皇帝又为长沙岳麓书院亲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湖南学者传播理学之功。特别是在晚清，湖湘学者更为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如邓显鹤、唐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等人都认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是晚清著名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又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虽然潜心于学术，通贯经史，但他们“以经术为治术”，主张经世致用。他们的这些思想特性，都继承了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和作风。^[1]

影响深远

后世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孕育了湖南在近代现代史上一大片人才。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运动发起者，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变革人士；再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开国元勋。同时齐白石、沈从文、周立波、田汉等人，也为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

特色

岳麓书院 湖湘学派 讲习地

湖湘学派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各具特色，曾对后世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

政治思想方面

湖湘学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湖湘学者坚决主张抗金，收复中原。如当时担 任中书舍人的胡安国就建议朝

湖湘学派

朱熹称他为“慷然以奋发仇虏，收复神州为己任”。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们不仅主张抗金，不少人投笔从戎，亲赴抗金战场，成为优秀的抗金将领。有鉴于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湖湘学者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主张。胡宏说：“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知言》卷三）他主张“治道以恤民为本”（《五峰集·与刘信叔书》）张栻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张栻及其弟子还把这种重民思想体现在他们的政事活动中，他们注意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地方弊政，减轻人民负担。为了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他们主张变法改革，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风俗等方面提出了锄奸恶、清仕途、用贤才、明赏罚、均田地、整师旅、罢监师、易风俗等一系列革新主张。

学术思想方面

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和重践履的经世务实学风是湖湘学派的主要特征。论“性”说“道”，是湖湘学者讨论的中心议题。胡宏在《知言》中将性分为“天地由此而立”的本体之性和具体的人性物性。他认为“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知言》卷四）“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知言》卷三）他还认为具体之性和本体之性虽有区别，但二者仍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他得出“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知言》卷二）的结论。他在论证心和性的关系时，指出“未发只可言信，已发乃可言以”（《五峰集·与僧吉甫书》），这表明作为本体的性是通过人的“已发”之心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张栻继承了胡宏“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思想，他说：“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南轩集》）心“能统万理”并主宰万物，这就是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的特色。湖湘学派还提倡重践履、重经世的务实学风。胡安国向以“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安史》本传）著称。胡宏也是以力行训导学生。张栻更以“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而强调躬行践履的重要性。湖湘学者重视务实学风。胡宏反对学者多寻空言，不究详实而高谈性命，张栻为学注重经世，教育学生在日用酬酢处用功，他的弟子也由此走向经世致用的道路。^[2]

理论评价

湘学理论于当时社会的进步意义

就当时理学各支系理论来说，湘学之“性本论”主要以体现人本精神而见长，所以在传道育人方面，胡宏与张栻的“性”之对于“人性”的解释更接近于现代人的理解。胡宏认为人性本取“中”，这比传统儒学理论以善恶言人之本性、划圣、凡等级更加理性，他认为人之好坏决于后天修为，从而肯定了人性之先天平等观。所以湖湘学派在传播过程中特别强调“知”与“行”的协调统一，“知”即知识，行则为践履，胡宏在其《知言·好恶》一文中云：“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知，习然后能，能然后用，用无不利。”提倡“体用合一”，从而形成了把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的湖湘学风。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湘学对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诠释，胡宏、张栻极力反对程朱理学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论，认为天理与人欲都为人之本性所有，二者同体，别于心“用”。说“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性本然，非外来也。”“小人好恶以已”为人欲，“君子好恶以道”即天理，关键在于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天理”“人欲”同体，互为制约，这也与其“人性本中”的命题是相一致的。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来诠释“人欲”，这于解释当今社会之腐败现象也是说得过去的，且更体现其人本主义观点。这在当时，对提高人们的社会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湘学理论的社会贡献

一般认为，人类文明经由了三个阶段，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现代文明。在中国，农业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清末的洋务运动才开中国工业文明之先。

洋务运动是指以清慈禧太后为首的洋务派以开放经济、引进西方先进工业制造技术及管理理念为手段而开展的革新政治、救国救亡运动，其中，洋务派中不乏大批湘籍士人，而主要干将即来自湖南湘潭的晚清重臣、理学家曾国藩。应该说，曾国藩由于在平定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政局方面不可磨灭的功劳，慈禧晚年对他特别倚重，其政见多来源于曾，而洋务运动正是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所在。

洋务运动之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贡献并不在于洋务之本身，而更多地体现于它使长期处于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实现了向工业文明国家行列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运动并不逊色。湖湘士人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力军，当然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湖湘仕子都是在湖湘文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而湖湘文化之精髓与内核来自湖湘学派。晚清经学家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南宋以后，如“元欧阳原劲，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始盛。”可见湘学之与湖南人物的关系，正是这些人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永标史册的湖南印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湖湘学派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成就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

总之，湖湘学派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由于它的宇宙观是建立在唯心的“性本论”基础之上，时至今日，当然有很多东西是不足效法的，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抹杀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实际上，湖湘学也有很多思想是我们现在仍可以借鉴甚至于适用的，包括它的治学理念与经世思想等。比方说，现在中央一直在抓反腐倡廉，腐败问题长期以来久禁不止，而在湘学中，它却以“天理”与“人欲”关系对这种现象作了很好的解释。如果我们于现在的教育中杂以这种辩证关系的宣传，腐败问题是不是会有所扼制呢？

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我们既要看到湘学在当时社会革新中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于当今社会发展中消极的影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