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古代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

介绍

据《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可见，贡赋之物，为一地“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

中华朝贡体系是最为典型的朝贡体系，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朝贡体系乃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中原王朝以天朝自居，透过册封，结合儒家思想体系，层层往外推拓。

属国的设置始于战国，如秦兵器铭文中已有属邦一词。汉高祖为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称属国。据《汉书》卷6《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后汉书》卷118《职官志・百官五》又云:“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可见“属国”是中央王朝为安置归附的边疆民族而依缘边诸郡设置的一种行政建制,“主蛮夷降者”,与郡同级。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到汉末为止，北、西、东三边诸郡：定安、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北地、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辽东都有属国的设置，大者领有五六城，小者一二城。大郡割边远县置属国，如割广汉北部都尉所治为广汉属国，割蜀郡西部都尉所治为蜀郡属国，割犍为南部都尉所治为犍为属国，割辽东西部都尉所治为辽东属国。小郡则属国置于本郡之内，不另标名称，如龟兹属国只作为上郡的一个县而存在。

朝贡

属国设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官，下有九译令，又有属国长史、属国且渠、属国当户等官。各官由汉人或内属胡、羌的首领充任。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一级，直属中央，其治民领兵权如郡太守。

属国官掌属国兵，称属国骑或属国胡骑，又称属国玄军(玄军即铁军)。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

此外，各国的地方政府也会向本国君主进贡贡品，贡品通常是全国各地或品质优秀、或稀缺珍罕，或享有盛誉，或寓意吉祥的极品和精华。贡者：名、特、优也。贡品多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贡品文化，包括制度、礼仪、生产技艺、传承方式、民间传说故事等。

本质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尽管中国人拥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海军，要征服邻邦，轻而易举。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虑，对外发动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和欧洲人真是截然不同。欧洲人成天只知道对外扩张。老想着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利玛窦也发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存在着致命的畸形。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边界线如此悠远绵长。但他们缺乏认知和见识。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以至于，人人都认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

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留下了非常翔实的历史记载。其中包括1548年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加列奥特，他写下了《中国见闻录》；嘉靖年间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克鲁兹，他写下《中国情况记》；万历七年来到中国的马丁·德·拉达，写下出使中国记录。这些外国人都对中国当时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

“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①

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贸易

从西汉开始，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是中国的藩属国

。

袁世凯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他在担任驻朝通商大臣期间，在上李鸿章的《朝鲜大局论》中，主张坚决同日本力争朝鲜。他说：“越缅僻处海荒，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则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袁世凯这种对朝鲜之于中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精到，远超时人。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大变，袁世凯对国家安全又有了新的认识，危机意识更强烈了。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吴长庆军队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同时张謇还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向清廷建议，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与此同时，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清朝政府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省、派监国，“则国自保，民自靖”，朝鲜大院君就是朝鲜国王的生父。清流党人邓承修、张佩纶等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以维护琉球、朝鲜等藩属，乘机完结琉球案。

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但是对于朝鲜是否仿效新疆和台湾设立行省一事，清廷则犹豫不决，李鸿章痛斥张謇的建议是“多事”。后来中国对朝鲜政策，采用的是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平发展”政策，一方面极力维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施行“以夷制夷”的方针。希望通过软性的手段缓解朝鲜半岛的危机。

无疑这种保守的政策，事实上使清政府错失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最佳时机，吞噬了自己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此后的对朝政策实际上使得清政府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朝鲜作为藩属国，清政府处理朝鲜事务之时，地位等同于其它列强，在朝鲜人看来，中国也是列强之一，他们甚至还设法引入俄国人和美国人的势力来牵制清政府。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琉球是今天日本的冲绳。

中国与琉球的

由于日本的蛮横和清政府的软弱，琉球终为日本所吞并。清朝与琉球的

越南本来不存在，从西汉到

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就是中国的领土，为交趾郡，

在明朝前期，北部是明朝领土，南部

属于明朝的藩属国，

1885年6月，

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西藏地方向明朝中央朝贡始于洪武五年（1372）摄帝师喃加巴藏卜遣使入贡，终于崇祯三年（1630）乌思藏僧人三旦多只等朝贡，历时200余年，具有类型多样、次数频繁、规模庞大等特点。明朝朝贡制度以经济手段作为对西藏施政的政策由“分封”、“朝贡”和“优予贡利”三个相互衔接的环节所组成。在这三个环节中，分封作为体现政治隶属关系的最高形式，是以朝贡为基础，并通过朝贡来得到具体实现。而朝贡作为维系分封和体现政治隶属关系的重要途径，又是以优予贡利为基础而获得保障和实施。也就是说，优予贡利成为朝贡的基础，朝贡又成为分封的基础，而分封则最终成为体现政治隶属关系的最高形式。明朝对各受封首领规定了一套严密的例贡和袭职朝贡制度，使对西藏的政治统属关系得到具体的实现。因此，对明朝统治者来说，作为分封基础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成为明朝维系和加强对西藏的政治统属关系的最重要的途径。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保证西藏各受封的实力派首领按规定前来朝贡，既是维系分封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实现明朝与西藏政治隶属关系的主要标志。因此，朝贡制度对于明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明代，西藏地方朝贡始终络绎不绝，不仅人次频繁，而且规模庞大，经济利益是制约朝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西藏地方向明朝中央入贡，可以从朝廷获得丰厚的回赐，经济上得到实惠，在经济上与内地互通有无。

朝贡制度促进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和交流，反映了明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毋庸置疑，19世纪后英、俄等国则一直妄图以宗主权代替中国在上述地区的主权。英国一再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认为清政府在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英国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反对，其阴谋也一直未能得逞。

在外蒙古独立之前，中国在外蒙古行使的也是完全的主权。辛亥革命后。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同俄国订立《中俄声明文件》，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只保留了一个宗主权的虚名．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

苏禄是今天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在我国明代，古苏禄国同我国开始了密切的友好来往。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喇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率领家眷一行340人组成友好使团，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明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　1726年（雍正四年），苏禄国王遣使到清廷朝贡。1754年，苏禄国王上表请以苏禄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籍，乾隆帝婉言谢绝。1851年，西班牙侵占和乐岛，清朝与苏禄王国的交往遂告中断。

缅甸在元明朝时成为中国的土司。但到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嘉靖至万历爷孙疏于朝政官员腐败，缅甸宣慰使司逐渐强大，开始向其他土司辖区扩张，缅甸看到明朝并没有出手拯救外边政区，于是借鉴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采取拉拢周围的土司头领的做法。“明初所设立之三宣六慰诸土司，大抵皆服属之”，（注：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志钞五，见《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向其输纳贡赋。对于云南边内土司，缅甸东吁王朝也不断进行骚扰。为了抵御缅的进攻，云南巡抚陈用宾在云南边境设立了铜壁关、万仞关、神护关、巨石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等八关。虽然八关是“以控制关外诸土司，防缅内侵，非所以为滇缅之界也”，（注：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第23页。）但明王朝随着自身势力的衰微，对关外土司的控制实际上越来越松弛。一些土司慑于缅甸的压力，纷纷依附缅甸，或对中国、缅甸首鼠两端。清兵入主中原后，清政府忙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在西南边疆只守明万历年间所筑的防御工事——八关，（注：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5页。）对云南边外土司仍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因此边境土司的状态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与东吁王朝，也多年未有官方往来。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东吁王进才首次正式遣使来华，纳贡求封，受到清政府的友好接待。1752年，东吁王朝被雍籍牙王朝(1752-1885)取而代之，由于其势力不断向云南边界伸展，干涉云南边境土司的内部事务，引发了乾隆年间的清缅战争(1765-1769)。清朝前期曾多次派兵出征缅甸。1769年，清政府派大学士傅恒督师入缅，缅甸国王孟驳惧而求和。双方议和之后，缅甸派使节朝贡清王朝，表示臣服中国。1790年，清廷派遣使节前往缅甸封孟云为缅甸国王。清缅战争期间，清政府一度恢复了对孟拱、木邦、孟艮、整迈等土司的统治，但是随着征缅战事的结束，缅甸备表入贡，清王朝对这些土司旋又不加过问。“置三司于不问，任缅处置，犹得曰，缅已世世臣服，恭顺无二，养拱诸地虽属缅仍属于我然。”（注：李根源：《永昌府文征》纪载卷25，第12页。）清政府的这种自己人的观念，在能够维持其藩属体系的条件下，还出现不了多大问题，但在西方国家频频入侵，清王朝的属国皆被列强吞并后，就难免会造成边界领土的纠纷，并使清政府在与列强谈判时处处陷入被动。从1824年起。英国开始发动了侵略缅甸的战争。在英政府制造事端挑起侵缅战争的过程中，清政府曾经提出交涉。英国政府一面推倭说事先不知中国对缅甸的宗主权，表示不损害中国在缅甸的权利，一面又加紧侵略缅甸。英于1885年12月派兵攻占了缅甸首府曼德勒，俘虏了缅甸国王锡袍及王后，并于1886年1月1日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完成了它对整个缅甸的吞并。英国吞并缅甸之后，清政府提出了抗议，中英双方进行了谈判，此后，中英两国开始出现滇缅边界的领土纠纷。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就曾提出滇缅边界问题。英国外交大臣克雷向曾纪泽表示，愿意在界务上做一定让步：第一“将潞江（即怒江、萨尔温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第二，以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为两国“公共之江”；第三，在八莫近处勘明一地，允许中国立埠，“设关收税”。（薛福成：《滇缅分界大概情形疏》，《出使奏疏》卷下，第28-29页。）由于中英双方在缅甸存祀问题上一直僵持，对英方这一表示，曾纪泽于卸任前只与英国外交部互书节略存卷。1886年7月，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英国同意缅甸每届十年“循例”向中国“呈进方物”。清政府虽然达到了使英国“勿阻朝贡”的谈判要求，但实际上清朝与缅甸的宗藩关系已不复存在。

南掌是今天的老挝。18世纪初，南掌发生分裂，在其北部建立了琅勃拉邦王国，清王朝仍称之为“南掌”。1727年（雍正七年），琅勃拉邦王国开始向清廷朝贡。1791年，琅勃拉邦王国遭到万象王昭南的干预，琅勃拉邦国王阿努鲁被迫逃往曼谷。不久，在清朝的帮助下，阿努鲁重新回到琅勃拉邦进行统治，直到其子曼塔图腊统治时，仍与清廷往来密切，清廷还对其颁发了敕印和诰命。1893年，琅勃拉邦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清朝与南掌的宗落关系也告终结。

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1652年（顺治九年）暹罗派遣使节到清朝进行朝贡，开始了两国的交往。1767年，缅甸军队入侵暹罗，攻破了暹罗的国都大城。大城王朝的达府太守披耶·达信组织暹罗人民击退了入侵的缅军，重新统一了暹罗，被拥立为王。1768年，达信派遣使节到清朝，请求清廷封他为暹罗国王，但清政府认为他是乘机篡位，予以拒绝。然而，达信继续向清政府表示友好，清政府终于在1777年承认了达信建立的王朝，准许暹罗使节到清廷朝贡。在1823年（道光三年），清政府向暹罗国王拉玛二世赠送了“永奠海邦”的匾额。1855年，英国代表、香港总督鲍林强迫暹罗签订了《英暹通商条约》、（《鲍林条约》），此后法、美、德、意等也纷纷效法英国，强迫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暹罗沦为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半殖民地，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也渐告结束。

浩罕是18世纪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建立的封建汗国。1759年（乾隆二十四），清军在追击新疆叛匪大小和卓的过程中与浩罕汗额尔德尼直接发生关系。额尔德尼主动以外藩附属于清朝，向清廷朝贡不绝。至19世纪初，浩罕在表面上仍装模作样地向清朝表示“恭顺”，而实际上却不断向中国侵略，吞食中国领土。1876年，沙俄吞并浩罕国，置费尔干省。浩罕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也就不复存在。

清朝初年，阿富汗地区处于分裂状态。1759年，巴达克山东面的博罗尔都遣使向清朝朝贡。1878年，英国占领阿富汗，清朗与阿富汗的交往遂告中断。

尼泊尔，是数千年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宗藩。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曾想邀请尼泊尔加入五族共和，可惜尼泊尔当时已为英、印所控制。清王朝和尼泊尔的宗藩关系是非常现实的国际战略关系。

清前期，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的诸国，皆为中国藩属。英、印展开对这些国家的兼并和侵略，诸国纷纷向中国告急。其报告将英、印两国称为“披楞”，闭塞的清王朝竟然不知道“披楞”就是英国，以为是一个什么远方的小国，而没有予以理会。

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的诸国相继沦英，英国进一步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的西藏和尼泊尔。此时的清王朝已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了解，制定了结好尼泊尔，维护其藩属地位以遏制英、印侵略的政策。尼泊尔也惩于南麓诸国相继沦亡的殷鉴，积极维护和中国的关系。中尼的宗藩关系从国际法上，大大延缓了英、印侵略尼泊尔的进度，对我国西藏也是一种很现实的保护。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爆发，尼泊尔曾上书清廷，曾要求出兵、携带大炮到中国内地助剿。中国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