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北宋欧阳修创作政论文）

作品赏析

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

第一段：直接提出观点，认为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先说有两种“朋党”，即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说明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这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

文章末尾段，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全文通篇对比，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很有特色。^[3]

创作背景

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苦读而中进士，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朝廷要职，因弹劾政敌夏竦、吕夷简等人，屡次被罢职贬官，可谓仕途多舛。欧阳修故而愤笔写就这篇雄文，算是对政敌的一种理论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块垒。^[4][1]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籍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