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成立于南京的公立学校）

重庆办学

沙坪坝

在迁校重庆的计划取得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支持后，校长罗家伦于8月下旬在教授会上提出迁校重庆的方案并获一致通过。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搬迁工作得到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后一批学生11月中旬到达重庆，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抵达成都后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先期开学上课。

1945年9月底，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吴有训任主任，江良规、胡家健任副主任。江良规负责重庆方面的复员事宜，胡家健负责南京方面校产的接收和修缮。中央大学的复员经费为法币81亿元。成都的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的复员工作独立进行。一万二千多名师生分八批返回南京，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返回，最后一批师生于7月底回到南京。图书、仪器设备大多由民生公司承运，10月中旬陆续到达。

南京方面的接收工作。三牌楼、文昌桥、大石桥等地附属建筑可直接接收，四牌楼校园为日军军事医院所占，胜利后被国防部接管改作陆军医院，接收工作延至1947年2月。战前南京中华门外石子岗征购的8000余亩土地重建已不可能，校产接收委员会决定在此建立“中华农村福利试验区”，由农经系主办。

重庆方面的移交工作。沙坪坝校舍由毗邻的重庆大学和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龙坎校舍由重庆青民中学接管；医学院在成都开办的公立医院由四川省政府卫生实验处接收，改名为四川省立医院，并留用医学院教授黄克雄担任院长。日本投降后，汪伪政府利用金陵大学原址开办的南京中央大学停办。该校校产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单位协商进行。商定汪伪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艺术系（绘画、音乐组）、医学院等院系的图书设备归中央大学接收，其余归金陵大学。至此，中央大学的接收工作暂告结束。

重庆校址

西柏坡礼堂

重庆新校址选定在沙坪坝松林坡，是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属该校土地，占地不足200亩。因山坡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松树而得名，嘉陵江从山坡下绕过。

1937年10月下旬，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师生以及部分图书仪器抵达成都华西坝，随即筹备开学事宜。当时的医学院只有三个年级（1935年重建的）学生，一年级新生在重庆就读。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迁入成都华西坝，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等。畜牧兽医系借住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血清厂。抗战八

年，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远离校本部，只得半独立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艰苦创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医学和农业人才。

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条环山公路，也是运动员的跑道。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学校规模逐日扩大，不得不向校外谋求发展。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员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学校筹划建立分校案。经教育部批准，决定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柏溪，原是江北县的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岗峦起伏，清澈的溪水从长满翠柏的河边流过，依山傍水，恬静幽雅，校长罗家伦把这个没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总面积为148亩，呈西南东北走向，中部较为平整，辟作饭厅和运动场，围绕运动场修筑16尺宽的马路，为校内主干道，分设教学区和生活区。校舍建筑也采用松林坡建校经验，包工包料，不分昼夜，突击施工，历时两个月，建屋44栋，耗资13万元。后来又相继增建了游泳池、工场和防空洞，设施逐步趋于完善。

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原设三牌楼，因两次遭敌机轰炸，提前迁出南京，1935年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因与重庆校本部相距甚远，交通不畅，于师范学院实习不便，后划归贵阳市属。

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筹建南京中华门外新校址未成而西迁时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

办学规模

1938年底奉行政院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继1939年增设6年制牙科之后又办牙医专科学校、护士师资专修课、高级医师检验职业科、司法检验员训练班等。1941年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1942年农学院农艺系农业经济组扩建为农业经济系，隶属农学院。1943年理学院地理系气象组独立建制，成为中国第一个气象系。1944年成立边政系，隶属法学院。1945年成立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

（一）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

为培养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学校师资，行政院决定，1938年夏，在全国六所大学增（改）设师范教育，学制五年，最后一年为教学实习。师范生一律享受公费教育，毕业后，由教育部分发各省充任中学教员或教育行政人员。在完成服务年限（一般为五年）后，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离开教育机构，从事自己愿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和童子军专修科。

（二）扩充医学院

西迁时，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开学。不久，山东齐鲁大学迁入，三大学医学院联合办学。

1939年秋，增设牙本科（6年制）。为快速培养牙医专门师资和研究人才，将牙医专科学校的在校生全部转入牙本科，并于联合医院内开办牙医门诊部。

1941年夏，中大医学院脱离三大学联合医院，独立开办四川省公立医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医专科学校和医学院师生从华西大学迁出。1942年，省公立医院开办分院。同年秋，医学院增设护士师资专修科。1943年秋，增设法医科，并于法医科内附设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托，举办司法检验员训练班，为期两年。

医学院分医科和牙科，学制六年。前三年共同开设医学基础课，四、五年级医、牙科分开授课，六年级全年在医院进行全面实习。医学院开设的课程均为必修，并须依次修习。一年级新生在柏溪分校学习基础课。

（三）新增系科

1、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后，随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在磐溪修造了较大规模的“水力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由于获得水利部门的拨款和补助，师资充实，设备先进，实验完善。该系专任教授有：原素欣、黄文熙、顾兆勋、严恺、谢家泽、姜国宝、李士豪等。

2、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学院接受国家航空委员会委托，聘请航空界著名专家罗荣安主持机械特别研究班。招收大学机械、电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通过18个月航空业务的进修和两个月的实习，完成学业。前后结业两届四班，共33人。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延聘师资，扩充设备，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罗荣安。因获得航空委员会巨额资助，致使该系发展迅速，西迁时已初具规模。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并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场，可存放数架飞机、多具发动机。设有结构、风洞、发动机和仪表四个实验室，配有修配工厂和小型图书室，供师生研究实习。

3、社会学系

该系创建于1928年，1936年奉令暂行停办。1941年秋，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系主任孙本文。该系课程开设整齐，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课堂教学外，延请社会名流，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社会实践活动也较多，还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开辟了社会学研究专栏，由该系师生编辑。专任教授有：孙本文、王政、傅尚霖、张少征、朱约庵等。

4、农业经济系

1939年秋，农艺系设立农业经济组。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加，选习农业经济的学生超过全系总人数的一半。经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农业经济组为农业经济系，专门培养农业经济建设人才。系主任张德粹。该系虽创办于抗战时期，经费拮据，图书设备有限，但学术研究气氛极浓。1944年，独立创刊《农经学》，每年两期，大多刊载学校教师的科研论文。专任教授有：张德粹、刘庆云、潘学德、刘世超、张之毅。

5、气象系

早在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内，就一直并存着地理、气象两个专业组。气象学是一门新兴亟待发展的科学，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气象组独立建制为气象系，这在中国高校还属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迁时，地理系的仪器设备是保存最完好的，这也为气象系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专任教授有：涂长望、黄厦千、朱炳海等。

6、边政系

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机关人员涌入内地，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地位益形重要。为“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急需培养边政建设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系，隶属法学院，并于当年招生。该系学生一律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课程设置也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有些课程涉及文学院或法学院，接触面比较广。

7、俄文专修科

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中、苏将签定友好同盟条约。为承担沟通中苏文化之使命，满足社会对俄文人才的需求，当年春，中央大学奉令创设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

（四）研究院的创立和发展

1934年11月，理学院和农学院就分别创设数学研究部和农艺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罗家伦、邹树文、陈剑修、艾伟等为筹备委员。1936年秋，数学、农艺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迁后，尽管环境、设备、经费等困难重重，学校仍然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积极谋划研究部的发展，并于1938年12月创办了中央大学研究院。由校长兼任院长。行政上为独立机构，下设所、学部，所和学部的负责人由各院院长和系主任兼任，导师也由各系教授派任。

中央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设5所7个学部，后又相继成立文科、医科研究所。至复员前，中央大学研究院已拥有7所23学部。

文科研究所设：哲学部、历史学部、外国文学部、中文学部

理科研究所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地理学部、生物学部

法科研究所设：政治经济学部、法律学部

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心理学部、教育学部

农科研究所设：农艺学部、森林学部、畜牧兽医学部、农经学部

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学部、机械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

医科研究所设：生理学部、公共卫生学部、生化学部

师资力量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按《中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校长一人，负责综理校务，由国民政府任命。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后，继任校长依次为顾孟余、蒋介石、顾毓臔，任期都只有一年左右。抗战胜利后由吴有训接长中央大学。（图册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西迁后，罗家伦校长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师资，增设新兴系科，创办研究院。到了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精疲力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加之国民党派系之间的倾轧，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8月，罗家伦辞职获准。由顾孟余继任。

顾孟余，北平人，1888年生。1941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为人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较宽容，对校务和师生生活极为重视，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多方努力为学校筹集资金，以改善教学和生活设施。长校期间，重建了图书馆，新建了能容纳三千人的大礼堂，还有数栋宿舍，使学校面貌大有改观。后因与当局不合，1943年初提出辞呈，未待获准，旋即赴美。

顾孟余之后发生了以挽留顾（孟余）校长为由的1500多名学生向国民政府的请愿游行，挽留顾校长的标语、壁报贴满饭厅四周，这是抗战以来，重庆首次发生的最大的学生风潮。为了避免事态严重，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兼中央大学校长。

蒋介石平时每周六下午来校巡视，巡视内容一般是学生伙食和宿舍卫生。在任期间复刊《中央大学校刊》等。1944年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改任永久名誉校长。同时撤销了教育长一职。

蒋介石之后继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是原教育部次长顾毓臔。顾毓臔，江苏无锡人，1902年生。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8年出任教育部次长。1944年8月出长中央大学。他在向报界发表谈话论及教育方针时说：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尊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则。主张“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学术上之成就，以避免学术机关变为行政机关”等观点。顾毓臔长校期间，对系科的增设和调整归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顾毓臔辞职离校。吴有训接任中央大学校长。^[6]

1941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按学科评选出一批资深、有名望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原则上每学科1名）。部聘教授每月薪金600元（相当校长待遇），另加发研究补助费400元。部聘教授还负有“辅导全国各院校对于学科之教学与研究事项”的重任，由教育部分派赴各地讲学。

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5位教授荣任。1943年，评审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学的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高济宇、常导直、徐悲鸿和戴修瓒7位教授荣任。

中央大学西迁时，随校入川的教师不足200人。师资严重缺乏，学校尽量吸纳人才，充实教师队伍。这一时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古希腊哲学家陈康，植棉专家冯植芳，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童隽，航空气象学家黄厦千，航空工程学家张创、柏实义，地质学家朱森、张更，法学家何联奎，医学家李廷安、胡懋廉、阴毓璋等。到1945年时，总数超过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当讲师）38人，和战前相比，数量翻了一番，大约是同期西南联大教师总数的一倍。

历届英才

抗战初期，大学招生均由教育部统一考试，然后各校录取。从1941年起，中央大学恢复到抗战前各校联合招生的做法。在重庆期间，中央大学常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以利各地考生就近迎考，然后四校统一录取。当时在联合招生中，第一志愿填报中央大学的考生高达2/3。迁渝一年后，在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并逐年上升，截止1943年度，在校学生数达3700人，为西迁时的三倍半。

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出国留学率较高。1940年5月，教育部为奖励学业优秀的学生，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甲组为一年级基础知识竞试；乙组为二、三年级专业知识竞试；丙组为毕业生论文竞试。参赛结果，中央大学获得甲、乙、丙三组团体总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优良的学业成绩也为出国深造提供保证。1943年，教育部主办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录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占到总数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费生考试，录取30人，8人为中央大学毕业生，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就是这次出国深造的。在重庆期间一共毕业8届学生，约400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60人。

科学研究

战时，因购买教材困难，中央大学各科都需自编教材，其中不少教材被审定为大学图书或“部订”教材而公开出版。如孙本文的《中国社会问题》，缪风林的《中国通史要略》，李长之的《西洋哲学史》，罗根泽的《周秦西汉文学批评史》，朱锲的《中国财政问题》，林振镛的《刑法学》，朱伯康的《经济学纲要》，许恪士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肖蓝嵘的《教育心理学》，艾伟的《高级统计学》，潘菽的《普通心理学》，胡焕庸的《世界经济地理》、《气候学》、《国防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大纲》，孙光远的《微积分学》，邹钟琳的《普通昆虫学》，罗清生的《家畜传染病学》，孙鼐的《岩石学》、《工程地质》等。

教授们的其他专著：余大缜的《英国文学史》，唐君毅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许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孟心如的《毒气与防御》、《化学战》，赵廷炳的《阳离子分析法》，张德粹的《农业合作》等。据1944年《台湾中央大学校刊》统计，当年中央大学教师公开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达40余种。

中央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除公开发行的《文史哲》、《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数十种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和丛书，如李寅恭主编的《林学》，是中华林学会唯一的学术刊物，艾伟主编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编的《文艺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从书》等。

校园文化

校友档案查询

南京大学保留重庆中央大学历届所有院系毕业生的学籍资料、档案、成绩单等，“文革”期间出于档案资料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鼓楼校区档案馆场地有限，部分历史档案移送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放，2012年移交南京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生、肄业生档案可通过南京大学档案馆查询，官方查询地址：中央大学学籍，中央大学中途离校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