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中国诗人、学者）

人物生平

11岁参加了洪门哥老会（这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组织）。

小学期间，学习儒家著作，并逐步萌生叛逆精神，向往革命。

9岁时，因不服塾师用“界方”打人而逃学，并质问塾师此举出在哪一部经上。母亲为此一面纺纱，一面比古诓他：“梓儿，我还要靠你呢！你淘气不读书，我怎么能靠你？”他听得惊醒流泪，从此就再也不逃学了。

16岁小学毕业后，先后在三台县潼川中学、成都省立师范读书，后考入四川工业专科学校应用化学插班，不过一年，因肺病辍学，回家休养一年半。

康白情

1916年夏，康白情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视野更广阔地接触了社会。这段时间所作的诗中，对贫富不均深感不满，萌发了拯救中国的思想，并疾呼“人间遍地尽荆榛”，以“敢忘起舞鸡鸣候”来自策。

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同班同学中，朱自清改行做文学，顾颉刚改行做历史，陈公博改行搞政治，最后当了汉奸，身败名裂。据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章士钊评论：新文学运动中，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周作人，新诗成就最大的是康白情。

1917年北大创立由学生领袖主持“教授会”议事制，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担任四个“教授会”的“主任”。

1918年6月，加入李大钊等北大教授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康白情为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5月3日夜，在北大学生会召开千人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之后，校长蔡元培又召五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朋、康白情急作谋划。“五四”事件发展成全国运动之后，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五四”之前，康白情已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文，善词、赋、诗歌。“五四”怒潮趋于平静的1919年下半年，在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策划下，学校当局接受了北大学生会曾经拒绝的穆藕初捐助的十余万元。在胡适的协调下，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用这笔钱资送了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等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五个学生领袖，前往美国留学。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康白情协同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等人以“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为口号，于同年秋，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康白情当时任《新潮》的干事。

这一行径，被当时的教育界进步人士讥为“五大臣出洋”，此说源自晚清朝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一招果然奏效，五人中除康白情消极无为外，其余四人都走向了“五四精神”的反面。

康白情去的是柏克利加州大学，选修的是“近年社会改造学说”。看起来，康白情难以忘怀自己在社会活动方面的风光。到美国后，他仍然不断地与在美的“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分子，如张闻天、袁同礼等人保持联系，关注并探讨政治。他在赴美国途中，经过日本时，曾与日本共产党联络。

人在美国，更与美国共产党主动联系。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最后还是在旧金山找到了有中国背景的政治势力——洪门帮会，成为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一员。他想利用该组织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实际上，他对这类组织并不陌生，他的家乡四川安岳就是“袍哥”的中心之一，他在11岁就曾“参加”进去。

1923年7月，康白情拉上加州大学的几个中国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新中国党”。28岁的康白情，自任“党魁”，以西方各地的唐人街为重点着手发展组织，并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党部，四处拉拢各国留学生入党，如刚到法国的老乡李劼人就被说服加入。一时间，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政党”居然声色颇壮。康白情自以为本钱丰厚，抛却加州大学的学业，

1926年以领袖身份傲然回国“指导”工作。没有康白情居间穿针引线，这个以华侨社团为基础的“政党”，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康白情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学业荒废无成、组织消弭无形，而且失去了昔日老师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信任。

走投无路之下，他曾致书北洋政府段祺瑞，陈述对国事的主张，后深感此事有违己愿，便去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以后又辗转广州、厦门，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职。

抗战期间，康白情躲避战乱跑回四川老家，曾在军阀刘湘幕下为僚。40年代末，他又出川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彻底断了政途之念。

新中国建立后，康白情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担任文学系教授。

1918年初，作“溅我黄儿千斗血，染红世界自由花”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人以北京大学作策源地，以《新青年》杂志为发言台，展开了一项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决定性影响的文学革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跟着，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逼迫北京政府官员俯首认罪。这便是大家熟知的“五四运动”。这两大运动的相互激荡，使原来文学与政治等比较狭隘的意义酝酿扩展为整个文化上的意义，启导了中国近代的“文艺复兴”。由于此一潮流的演化，在文化界先后出现了不少的文学社团和报刊，这些刊物对五四运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青年》和《新潮》，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

1918年10月，傅斯年最先找罗家伦、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商议办杂志事。康白情参与其事。11月，再召开筹备会议，着手筹办，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支持，并聘请胡适作顾问。康白情被推举为杂志社干事部干事。12月，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北大学生正式成立“新潮社”。从此，康白情开始在《新潮》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歌，鼓吹文学革命，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新潮社”里，康白情除了发表论文和大量诗作之外，又参加了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工作。此一团体是为当时的北京穷苦青年而设计的，实行半工半读，以达到“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运动的执行者大部份都是新潮社的社员，其中以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杨振声、俞平伯、康白情最为积极。

“新潮”在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同时，还刊载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的作品。新诗的创作是每期都有刊载的，康白情、俞平伯写得最多，后来都有专集出版（如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新青年”同仁供给“新潮”稿件的，除了鲁迅和李大钊外，还有王星拱、胡适、周作人、沈性仁。《新潮文艺丛书》出版了冰心诗集《春水》、鲁迅译作《桃色的云》、小说集《呐喊》。两个月后破例再版学术力作《中国小学史略》上、下卷。鲁迅给了“新潮”最大的支持，供给的稿件最多最好，并兼及设计、校对等方面。

个人生活

20岁时与张瑞仙结婚——张氏，1897年生，乐至回澜乡人。张氏陪侍女黄氏。张氏终生未育，康白情独生女儿后为黄氏所生。

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5月退职离校。8月，康携夫人黄氏，从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至重庆，但因曾患肺痨早已复发，病倒在船舱。后住进巴东港旅舍，服药已无济于事，1959年病逝于返乡途中，时年63岁。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其他作品

篇论文

新诗

人物事件

“五四运动”的弄潮者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新潮社的成员不是学生救国会的，在李大钊同志的促进、说服下，都参加了北大学生会，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北大学生会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这年春天，康白情偕王光祈、李大钊、潘力山游通州，吊抚城，抚唐塔，览运河，徘徊不忍去。李大钊喟然叹曰：“古之人天下有故，则逐鹿中原，亦一乐也！不知我辈当彼则何如？”这一席偶谈，触发了康白情的感兴，故作七绝“偶谈”，抒发自己的抱负，并写“浪淘沙”一首，有“尽将清泪洗年华”之句。

“五四”以后的第三天，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学联开会，经常出席的各校代表就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轮流出席；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僧；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五四运动如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

六月初，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由7人组成的理事会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由于全国学联办事乏人，迭经电催，康白情于6月初赴上海，并任全国学联文书股主任职务，履行职责。于9月底返回北京。

五四运动落潮后，康白情依然是个活跃分子。自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从6月初开始，他因学生会的事，南来北往，穿梭于济南、南京、上海和杭州之间，为国事奔忙，历时3个多月。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和新诗。

“少年中国”的中国少年

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3000多人，因不满日本寺内内阁与北洋政府密议《中日军事密约》，引起强烈冲突，纷纷罢课回国。回国后，曾琦等人便发起“留日学生救国团”，设总部于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并打算在京津一带设立分部。后因京津一带在段祺瑞政府控制下，无法活动，乃改变组织形态，发起影响后来五四运动至巨的一个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简称“少中”）。

1918年6月，各大学一部份学生、教授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曾琦、雷宝华、孟寿椿、康白情、邓中夏、田汉、宗白华、袁同礼、徐彦之、左舜生、李珙、周佛海、周炳琳、黄日葵、许德珩。

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愚生宅内召开成立大会，由王光祈为会议主席，议决“本学业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并由大会选举王光祈、陈愚生为执行部正副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左舜生、宗之魁、雷宝华、易克嶷为评议员；李大钊、康白情为编辑部正副主任，编印“少年中国”月刊；徐彦之、黄日葵、陈愚生、袁同礼、孟寿椿、苏甲荣、王光祈为编辑员。具体编辑事务由王光祈代理。几个月后，王光祈赴美留学，康白情资助其旅费。月刊从第1卷第5期起，由康白情主编了半年左右。

“少中”的会员包括北大、清华、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长沙师范、日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柏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校学生。因此，大会后，分别在成都、重庆、上海、南京、济南、东京、巴黎成立分会，伦敦、纽约亦成立通讯处。

“少中”的左翼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黄日葵、张闻天、蔡和森、刘仁静等。

“少中”最盛时会员有107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

“少中”主要成员除曾琦外，文学艺术方面还有我国现代音乐运动的第一个理论家王光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哲学家及诗集《流云》的作者宗白华，哲学家方东美，诗人及散文家易君左，中国话剧运动的先导者之一，后以“谢瑶环”、“海瑞罢官”被文革清算的田汉，三十年代与郭沫若联合创立“创造社”的郑伯奇，以及“新潮”诗人康白情。

作为“少中”会员的康白情，虽不是首脑人物，如王光祈、李璜，但史料上显示，他似乎是这个团体中相当活跃的成员。“学钝室回忆录”上，有一张“少中”会员的团体照，康白情坐在首排居中，与左舜生、曾琦、宗白华并肩，仪态轩昂、目光炯炯，眉宇间流露出一种逼人的英气。

据陈毅的留法同学金满成的妻子陈凤兮撰文回忆：1919年7月初，四川省30名公费留法生，30多名自费生，各自辞别父母亲人，约了时间在重庆集合，60多人坐轮船来到上海，住在放暑假的南洋中学内，在上海足足等了两个月的轮船。

陈毅和他的同学认为，到了法国后，中文书难买，就去买了两箱线装书。买书后，他们听了吴稚晖、张溥泉用英语给他们演说了两场，陈毅并不在意。而康白情的一次演讲，却把他触动了。当时康白情的“草儿”刚出版，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康白情由北京来到上海，集合这批将出国的年轻人，作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演讲。陈毅听后很激动，马上找金满成谈“新青年”的问题。康白情介绍他们读的书，陈毅尽可能地买。到了巴黎，还念念不忘读康白情为他们推荐的一些书。他常告诉金满成，说他以后不再作旧诗，要成为一个有新思想的新青年。

在康白情诗集《草儿》上，有很多诗是写当时他和“少中”会员的交游情形的。如“送客黄埔”中提到的“寿昌”（田汉），“送曾琦往巴黎”中的“慕韩”（曾琦的字），“慰孟寿椿”中的孟寿椿，“送许德珩杨树浦”的“楚僧”（许德珩的字），“卅日踏青会”的左舜生，王德煕，张梦九，张闻天，“送王光祈、魏嗣銮往德意志，陈宝锷往法兰西”的王光祈，时诊（魏嗣銮的字），剑倏（陈守锷的字），“日光纪游11首”的日葵（黄日葵）等，都是“少中”的中坚会员，真是一时硕彦。从康氏与这些人过从之密，交游之繁，可以想见他当年活跃的情况。

“新五大臣出洋”与“新中国党”

1920年，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捐款保送北大毕业学生六人赴美国留学，这笔款子乃是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召南募得的。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之、陶孟和四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进行选送事宜。所选送者为汪敬煕、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孟寿椿6人，均系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汪、段是民八毕业，罗、康是民九毕业，孟则是民十毕业。他们6人除孟寿椿外，余皆于民国9年10月搭乘“Cilina”号启航赴美，故当时有“新五大臣出洋”之称。（注4）这种放洋游学的机会，对当时知识青年而言是人人羡慕的。岂料当船停泊在日本横滨，康白情心血来潮，一个人离船趋访当时正在日本念书的田汉，两人异地相见，杯酒言欢，终至烂醉如泥，竟然耽误了船期。康白情只好改乘下一班船到旧金山。这一段颇能代表康氏诗人气质的趣话，李书华先生在“悼汪敬煕先生”（民57年12月13卷6期“传记文学”）和陈敬之先生“文苑风云五十年”中均有记载。

康白情抵旧金山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草儿”的“自序”便是1921年10月在加大本部柏克莱写成的。他进入加大大学院，选修“晚近社会改造”。因与刘英士同住柏克莱，故与刘合伙翻译欧美名著，以版权税弥补生活费之不足，或抽工夫去作些劳工补缺。

当时游学的风气很盛，中国学生在外国念书，不像今天那样孜孜于学位的追求，只是东看看西看看，搜集搜集材料，对于国内政治现状改革的狂热，则远超过学术的钻研。康白情也是如此。据陈敬之先生的记述，康白情到旧金山不久，随即展开了政治活动，他一方面与华埠洪门帮会的重要组织“致公堂”取得联系与合作，一方面劝说孟寿椿（少中会员），康纪鸿等与他看法接近的加大中国同学，联合创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取名“新中国党”，自己担任“党魁”，并用“康洪章”名字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与重视。据说，康白情在美从事政治活动用“洪章”而不用“白情”，乃是因为他很钦慕清末名臣李鸿章。民国初年，李在国际社会仍有些残余的声誉。洪章与鸿章，字异音同，译成英文则产生有利的联想。康氏此举，有借李鸿章以加强号召、抬高自己的意图。

康白情组党并从事政治活动的经费来源，绝大部分由“致公堂”支给，由于华侨帮会的援助，一时“新中国党”的声名大噪，不但在华埠社会活动频繁，在国内上海、北京等地还遍设党支部。康氏并亲自回国指导活动，加强声势。在中国政界，一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这是康白情最引人注目的“巅峰时代”，也是他事业从升弧走向降弧的时期，以一个诗人而侧身中国政界，谈何容易！由于当时国内政坛的复杂纷扰，诡谲多变，民国14年以后，这个“党”终于化为一片泡沫，永远消失在中国的政海中了。

1922年5月，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在卜技利开成立大会。加入同盟的团体及代表是：“少中”康白情，王崇植，国民杂志社孟寿椿，丙辰学社潘大道，新声社王启润，曙光社宋介，工学社柳报青，科学社郝坤巽，明星旬刊社（代表尚未定）。主任康白情，书记孟寿椿，会计童启泰，交际郝坤巽。

6月美洲中国文化同盟与致公总堂签约合办“大同报”，总编康纪鸿，编辑张闻天（张未到任前由郝坤巽暂代）。

当时散居于国内外原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他团体会员，在如何立国问题上，意见相左严重，派系逐日增多。针对此情况，康白情作“团结论”长文，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9期。这是一篇研究作者思想的重要文章。从他的“论中国之民族气质”到“团结论”，隐约可见他从一个进化论者向阶级论者靠拢的思想轨迹。

1936年，斯诺在陕北窑洞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

康白情在解放后写的材料提到，他在美国的活动，既得罪了蒋梦麟等人，也使加拉罕大使和友人李大钊误会，回国后不得不投靠当时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任教育总长的李大钊，做了一段时间的法制委员，国政商榷会会员。

康白情在检讨这段历史时，自认这是“平生最痛”的事。人生道路上错走了这一着，日后就不得不“借树遮荫”。在1930年至1935年的六年间，康白情浪迹江湖，行踪诡秘。这是一段“借树遮荫”最突出的历史。

消极潦倒30年

在政治上铩羽的康白情，心情是沉重的。北京上海待不下去，加大的学业似也难以为继。彷徨了一阵子，决计回四川老家。当时川军将领刘湘声势颇大，康白情竟投效刘的麾下，当起“旅长”来了。以一个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中国新诗坛的先驱者，当年选拔赴美深造的“新五大臣”，堂堂“新中国党”的党魁，竟然改弦易辙，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甘心做军阀的帮闲者，实在令人百思不解。

他这次回川是1926年夏，31岁的康白情回到了阔别10年的四川。当时成都新闻界以热情的态度来欢迎他。报上的大标题有“欢迎中国思想界的巨子、五四运动的健将、新潮诗人康白情回乡……”。

据说，康白情在刘湘帐下不久，便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身心受损，意志消沉，无法自拔，终而潦倒一生。

旅长干了一年，又转任刘湘兼理的一所行政机构里的幕府（秘书长），继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浑噩”地混日子，直到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他才出川，到上海再度改行经营商业，开了一个“四川土产行”，卖起榨菜来了。在35岁至40岁这六年，还先后作过上海蜀丰人参银耳公司总经理，粼水中学教员，期间也曾习中医和游历。1934年前后曾在上海办过小报，并发表旧诗若干。

1935年秋，经北大同学和留美同学吴康介绍，任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因“政治犯”关系而被解聘。

1936年夏至1938年夏，他来往于汉口、广州之间，任禁烟督察处缉私室额外秘书，支取干薪。

1938年秋至1941年夏，再度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师范学院），其时正值抗日期间，随校到昆明。又，1980年8月著名作家徐中玉写的自传材料中谈到，他当时“考进了当时迁在云南徵江的台湾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时兼任这个所导师的有李笠、冯沅君、陆侃如、康白情、穆木天。

1941年秋至1946年冬，在昆明市猪毛工会任书记，兼任南菁学校教员，云南绥靖署上校参议。

1947年，52岁的康白情又来到广州，蛰居羊城。

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1至8月，康白情在南方大学，即今华南师范大学学习。9月回广东文化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系主任，直至1951年1月。1951年2月在华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新闻系主任，直至7月。同时编订《尺八集》。8月，调海南岛任师专教授。1953年夏，康白情作五绝《读〈湘君〉〈湘夫人〉》：“美人年八十，瑶瑟怨正多。白头成虚誓，吾欲叩香娥！”同年秋，康白情任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直至退职离校。

1956年春，康白情应华南师范学院院长陈唯实柬邀，随本院诸多教授同事春游，以“清明即事”作总题，即兴赋诗。康白情作七绝《花埭浏览》：“集体游春一舸行，‘白花齐放’度清明。生逢毛泽东时代，郭外新秧分外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