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嘉措（第三世达赖喇嘛）

人物生平

索南嘉措画像1

在索南嘉措出生的前一年，即1542年，西藏黄教领袖、著名寺院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池巴(即法台)根敦嘉措逝世。由于黄教严禁僧人娶妻，故采用喇嘛教早已行用的“转世”制度解决寺院领袖的继承问题。“转世”的办法，依据的是佛教关于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的学说。具体做法是，凡寺院领袖(通称为活佛)死后，寺院上层通过占卜、降神等仪式，寻觅在活佛圆寂的同时或不久出生的若干儿童，从中选定一个“灵童”作为活佛的“转世”，迎入寺中继承其宗教地位。哲蚌寺的僧众经过一个时期的寻觅，确认索南嘉措就是根敦嘉措转世的灵童。并于1546年，即索南嘉措虚岁4岁时把他迎入寺中供养。

在哲蚌寺，索南嘉措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和训练。7岁时(1549年)，他拜时任哲蚌寺池巴的索南札巴为师，受了沙弥戒。11岁时(1553年)，李南札巴卸职，索南嘉措被寺众公推为第十二任池巴。22岁时(1564年)又拜格勒巴桑为师，受了比丘戒。

索南嘉措在名师的指导下，经过刻苦的学习，佛学修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受比丘戒后，他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到各地讲经弘法上。先是赴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讲经，以后又云游山南、达布等地区，说法收徒。又返回拉萨，接受色拉寺僧众的请求，担任了该寺第十三任池巴。

当时藏语地区(包括西藏和青海的一部分)佛教教派很多，主要有萨迦、噶举、格鲁等派。噶举派俗称白教，当时统治着西藏地区的第司政权就是属于这一派的。但是由著名僧人宗喀巴创建的、俗称黄教的格鲁派，在宗喀巴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影响迅速扩大，受到了第司政权的扶植，还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礼重。索南嘉措在前辈奠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教活动，不但使黄教在西藏、青海地区的根基更扎实，还把黄教传到了内蒙古。

明朝时期，蒙古地区分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至明中叶，鞑靼部的俺答汗在位，势力最为强大，屡次侵扰内地，明朝廷无力制御。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俺答汗率众西入青海，明廷无可奈何，只好采用怀柔的办法，于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听任其在青海活动。

俺答汗在青海接受了黄教的影响，变成了黄教的热烈信徒。那时索南嘉措已经成为黄教的重要领袖，名声很大。俺答汗慕其名望，于1576年派代表到西藏，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与其会晤。索南嘉措欣然接受了邀请，于1577年11月从拉萨哲蚌寺动身，至次年5月抵达青海，在仰华寺会见了俺答汗。两人谈得很融洽，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会见后，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索南嘉措则回赠俺答汗“咱克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

“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意译为“金刚持”；“达赖”是蒙古语，意思是大海；“喇嘛”是藏语，意思是上师。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这一尊号，大意是“遍知一切的执持金刚无坚不摧广博得像大海一般的上师”。简单地说就是“达赖喇嘛”，也就是“大海一般的上师”。从此以后，西藏黄教中哲蚌寺、色拉寺这一系统的领袖

开始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

至于索南嘉措赠给俺答汗的尊号，“咱克瓦尔第”也是梵文，是“转轮王”的意思，“彻辰汗”是聪睿之王的意思，有既是人间之主又是佛教圣人的含义。俺答汗得此尊号，心中大喜，对于索南嘉措更加尊崇和信任。当时蒙古人大多信奉萨满教，遵行丈夫死后妻妾殉葬的陋俗，还有为死者宰杀很多驼马作祭祀的风气。索南嘉措用佛教不杀生的教理开导俺答汗，劝他废除萨满教的落后风习。俺答汗接受了索南嘉措的意见，下令在本部民众中推行，由此蒙古人逐渐抛弃了萨满教，改信了黄教，促进了蒙古社会的进步，也加强了蒙、藏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当然，索南嘉措也因而得到全体蒙古人的敬仰。

明朝廷方面，不久也获悉了索南嘉措到达青海，成为俺答汗言听计从的顾问的情况。明廷充分认识到索南嘉措的作用和影响，产生了借重索南嘉措搞好朝廷与鞑靼部落关系的想法。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朝命甘肃巡抚侯东莱设法会晤索南嘉措，敦请他劝说俺答汗率众离青海回内蒙。于是侯东莱便发使到青海请索南嘉措赴甘肃与他会晤。

索南嘉措接到侯东莱的邀请，便找俺答汗商议，俺答汗劝他接受邀请。索南嘉措乃于这一年的冬天到了甘肃，受到侯东莱的隆重接待，规格一如当年元朝接待帝师八思巴一样，就连住的地方也安排在当年八思巴住过的幻化寺。索南嘉措通过侯东莱了解到朝廷的善意，便也主动地向朝廷表示自己的诚心。他在幻化寺给执政宰相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表示“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有阁下分付顺义王(即俺答汗)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随信还给张居正送去了观音像、氆氇、金刚结子等礼物。张居正接到索南嘉措的来信和礼物，不敢擅自接受，立即向神宗作了报告。神宗皇帝命张居正收受下来，并答应了索南嘉措希望通贡的要求。这就标志着达赖喇嘛与明朝政府正式发生了关系。当时明朝政府还没有给索南嘉措赏赐封号，但按明朝的制度，只有法王、国师才有资格向皇上进贡。既然皇帝已明令准许其上贡，自然表明朝廷已承认了索南嘉措在西藏宗教上的崇高地位。而明朝朝廷特别看重索南嘉措，给予特殊礼遇的基础，则是索南嘉措在青藏地区的巨大影响。正如《明史》所记载的，索南嘉措在青藏，“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都是明廷在西藏封的王)，亦皆俯首称弟子。”明廷礼敬索南嘉措后，又反过来加强了他在藏区的地位，“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

索南嘉措许诺劝俺答汗回内蒙的事，也有了顺利的结果。他与甘肃巡抚会晤后，立即返回青海。俺答汗听从了他的劝说，第二年(1579年)就与索南嘉措告别，率大部返回内蒙古土默特部。朝廷经年用兵办不到的事，索南嘉措在谈笑间就办妥了。他还派了一位名叫东科尔呼图克图云丹嘉措的得力僧人，作为自己的代表，跟随俺答汗去内蒙古讲经说法，进一步扩大黄教在内蒙的影响。

此后三四年间，索南嘉措一直在青海、西康(今西藏东部)地区讲经说法，收授生徒，从事各种传教活动。其间西藏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曾捎信给索南嘉措，希望他早日返藏。但是，也许是索南嘉措厌倦了西藏宗教派系无穷无止的争斗倾轧，也许是他觉得在西康和青海的活动对于佛法大业有更重大的意义，所以他没有答应三大寺的请求，而继续在西康、青海各地弘法。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在西康理塘地方，为理塘大寺举行了开光仪式。万历十一年(1583年)，应青海塔尔寺附近的部落头人及塔尔寺池巴的邀请，到塔尔寺讲经。塔尔寺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当地信徒修建了一座小寺，取名塔尔寺，意译为“根本木”。索南嘉措来到此教主诞生之地讲经，可见黄教发祥地信众对他的钦重。索南嘉措来寺后，得到周围蒙藏部落头人的资助，又扩建了塔尔寺。这一件事，极富象征性，表明索南嘉措继承宗喀巴的事业，使黄教不断发扬光大。

就在这一年，俺答汗逝世。索南嘉措应继位的僧格都棱汗的邀请，于次年(1584年)从塔尔寺动身，前往内蒙为俺答汗诵经祈祷。一路上讲经说法，走走停停，至1585年才到达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西拉乌苏河右岸的依克沙巴尔。他在这里与蒙古王公们进行会谈，并调停了三个蒙古部落之间的战争。又于次年(1586年)，到达归化(即今呼和浩特)，与僧格都棱汗会晤，为俺答汗的逝世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

索南嘉措在内蒙期间，大力宣扬黄教，在归化建立了锡热图召寺。1587年，应察哈尔部首领图门汗的邀请，又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去讲经说法，广收门徒。同年，外蒙古喀尔喀阿巴代台吉远道前来拜见，索南嘉措赠给

西藏地区

索南嘉措在内蒙弘扬黄教的努力受到了蒙古王公们的肯定和表彰。其时僧格都棱汗又去世了，其子□力克即位，并袭爵为顺义王。1587年，□力克上表朝廷，请求赐给索南嘉措“朶尔只唱”的封号。“朶尔只唱”是藏语“金刚持”的意思，与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梵语“瓦赤尔达喇”同义。明神宗根据顺义王□力克的请求，派遣官员到内蒙古，邀请索南嘉措到北京与自己会晤，并请他在北京讲经说法。索南嘉措接受了明神宗的邀请，即从内蒙动身赶赴北京。不幸中途在内蒙卡欧吐密地方圆寂，时为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二十六日，享年46岁。

索南嘉措的一生是大力弘扬黄教的一生，也是努力协调汉、藏、蒙民族关系及中央与蒙、藏地方关系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为历世达赖喇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