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文庙（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修建历史

开封府文庙为清顺治九年（1652年）由开封知府朱之瑶创建。后屡经重修。其时文庙在东，西为开封府学。民国十六年（1927年^[1]），泮池、牌坊等被拆除以修整道路，形成现在的文庙街。后来庙内原有古建筑先后被毁，仅有临街的棂星门和门外一对石狮幸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庙和府学建筑归开封市教师进修学校（即今开封市第一师范学校）使用。^[1]

建筑情况

中国的庙大都有碑，开封府儒文庙自不例外，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这里就是学校，现在是开封第一师范学校，庙内石碑大多毁坏，《宋二体石经》及《金女真进士题名记》两碑比较珍贵，已移存开封市博物馆。但却有疏漏，并且漏掉的是清圣祖——康熙爱新觉罗·玄烨的6块御碑。

这6块御碑是康熙应河南巡抚顾汧的请求为开封禹王台等处题写的匾额及一首五言诗，写就后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和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分别颁赐到省，顾汧除将御赐墨宝制成匾额分别分发悬挂外，并勒石刻碑，镶嵌在了开封学宫(文庙)的后殿墙上。

这6块石碑均为卧碑，分别是开封禹王台的《功存河洛》，游梁祠的《昌明仁义》，桐柏县淮渎庙的《灵渎安澜》，登封中岳庙峻极殿的《崇高峻极》，济源济渎庙渊德殿的《沉济灵源》和一块五言诗碑，6块碑上均有康熙御笔印玺。

康熙在位期间，不仅是位立志革新进取的皇帝，还是位才华横溢、书法出众的才子，这6块御碑写得浑厚疏朗、行笔遒劲、气势磅礴，乃书法艺术中的珍品。题词也根据悬挂地点，用词十分得体。可惜的是这些御书匾额，经过300多年的沧桑变迁，多已残佚不存(今日禹王台公园内御书楼之《功存河洛》匾为复制品)，因此，开封学宫的这6块康熙御碑就越发显得珍贵了。可是由于学宫颓倾，镶嵌御碑的残墙虽幸得保存下来，但几经拆建，风雨侵蚀已岌岌危矣。上世纪90 年代，开封市龙亭区政协在调研时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次向市有关方面通报，呼吁保护文物。1997年春天，有关部门始将6块康熙御碑从学校后院原学宫残墙内迁出，移至棂星门西侧新建的碑廊之内，成为一道新的景观。

除了六方康熙御碑，另有一方碑刻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刻制的“游梁书院增科举额员由详”碑，保存基本完好。

该碑主要叙述开封府因修复“亚圣故迹”游梁书院，为弘扬文化，广集人才，呈请上级批准增设科举名额，经逐级上报获准先后增额70名，并将名额分配到州县公示，“立石于府学，以垂永久”。

科举制度是我国自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未形成制度。隋文帝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炀帝时设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又设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武则天增设武举。宋以后各朝仅设进士科，考诗词歌赋。神宗时，经宰相王安石建议考试改用经义。明清两朝经义以《四书》、《五经》为主，文章格式为八股文。直到清末1905年，在国内外压力下，科举才宣告废除。

科举制度的设立相对于封建世族垄断的选官制度来说，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它能实行千余年而不衰，总有它的道理。“五四”以后，人们痛骂科举，很少有人为它说一句好话，实在是不公允的。连西方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的科举，平等取仕是很了不起的。说老实话，当前实行的主考制度事实上是吸取这一制度的正确成分。它的最大功效是让平民有机会与拥有知识和环境优势的世家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正如著名学者钱穆所言“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我国历史上许多名臣如范仲淹、包拯、林则徐等都是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当然它后来走向了没落，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应当废除。

这一碑刻立于清初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清以不足百万的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单凭八旗兵的武力是不行的。清廷最高统治者深知必须借助孔孟之道收买汉族知识分子的人心，为其所用，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在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文治。修复游梁书院，增设科举员额实为落实这一政策的重要举措。这一碑刻是研究清初科举制度的实物资料，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