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中文名

伤痕文学

外文名

Scar Literature

起源时间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80年代初

代表人物

刘心武

代表作品

班主任

背景

文革结束初

涵义概说

主要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

涵义概说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发展源流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卢新华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举例

青年刘心武(中)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分析，表示了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倡导下，紧接着11月份的《人民文学》上，便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作者以'救救孩子'的呼声，震动了被文革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揭露出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而这在前一阶段的创作中一直作者们视为畏途。以此为先导，之后便陆续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出现。《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不过在今天看，小说中最值得重视的角色并非主人公张俊石，而是作者在无意中塑造出的精神受害者班长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痕比起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虽然作者在当时并未将她作为帮教的重点，但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的出现，才展示出作家真诚地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这在已被“假、大、空”文学拥塞多年来的当时文坛中，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紧随其后，在读者中引起关注的“伤痕文学”是安徽作家王余九1978年5月发表于《安徽文学》的短篇小说《窗口》。小说通过生产队长吴永忠半生经历，描述了1958年以来极“左”路线给农村和农村基层干部以及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在反思中发现，中国农村要想奔向幸福的明天，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干下去了。

刘心武

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这部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他们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而且可以打倒、唾弃的，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便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历史背景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所以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以致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特现象。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卢新华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了重要内容。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历史意义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伤痕文学的作者们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了一幅幅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

主要内容

卢新华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1966-1976年以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只是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在艺术上它们却都是十分稚嫩的。相比之下，另几篇也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 （1981年发表）。

创作体裁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 。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发表于1979年）、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艺术评价

简介

《紫禁女》(卢新华)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伤痕文学”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

局限

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蹉跎岁月》(叶辛)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典型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窗口》/王余九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价值特点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小人物形象，如《啊！》中的知识分子吴仲义、《月兰》中的农村妇女月兰。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

影响评价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八十年代的重演。

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而且争论日趋广泛，进而出现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线是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向前看呵！文艺》一文。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称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广东文艺界就此展开讨论，并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同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说”，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问题的质疑，所以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种争论相持不下，终于由于《“歌德”与“缺德”》一文(以下简称“歌文”)的发表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

这样的语气和观点，在当时批极“左”肃流毒，且“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必然要惹起争议。一段时间内，《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许多议论“歌文”观点的来稿，而且意见很不一致。于是，编辑部决定按照中宣部把文艺批评搞活的精神，借机开展一场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便在刊物第8期上选发了两篇不同意见的文章：一篇题目是《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另一篇题目是《也谈“歌德”与“缺德”——与李剑同志商榷》。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驳“歌文”。197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阎纲的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的批评文章，言词很“激愤”。说“歌文”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使不同观点的争论带上浓重的火药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强调:“歌文”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艺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并转载了王若望的文章。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现实主义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意义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伤痕在空间方面的展开造就了对民族创伤和国家苦难的本质性肯定，在时间上的展开就变成了以“文革”为起点，为探求何以能产生“文革”而回溯历史而进行的历史反思，这二者的合力将引发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文艺问题。仍处在政治——文艺主潮中的文艺必然要直接地把这些问题直呈出来，在文学上表现为三大潮流，其中与伤痕文学直接相关又与政治——文化实践相连的有二：一是作为伤痕直接的时间展开、从历史之维回溯伤痕以探求伤痕“本质”的文学，这类文学被文学理论家称为“反思文学”；二是从伤痕的巨痛中产生出的最激烈的一端：对制度本身的询问。仅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前者是主流政治的一种表现，后者是反主流政治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