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

内容简介

战国策

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全书共三十三卷，约十五万字。内容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

书名战国指时期，这点并无多少异议。争议点主要在“策”字上，刘向在给皇帝呈奏的《书录》中云，该书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因而定名，书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谋”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学者依然对书名的含义产生了质疑，如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策”应为“简策”之意，“策”有长短，故又名《短长》。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策略”。

全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内容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战国时期占有绝对比重，不记载前代旧事。有人认为刘向选取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起止时间。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一部分篇章荒诞不经，缺乏历史依据，明显系后人的模拟之作，有趣的是这部分作品反而语言以及逻辑相当精彩，有较强的文学性。而另一部分作品，虽然文采稍逊，却依托历史事实，对研究战国历史有着较大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当时的《左传》等史书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极为形象逼真。文中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战国策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战国策》成书以后，东汉学者高诱曾为其作注。但由于此书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到了北宋时，已经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访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补足了三十三卷的简数。南宋时期，姚宏搜罗了尚能见到的版本，在曾巩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整理并加注释，被称为“站本”。和姚宏同时的鲍彪也进行编订并注释，元代学者吴师道为其作补正，一同流传，但鲍本质量上并不如姚本。现今所见到的版本，多属姚本。

作者简介

《战国策》用于编辑战国策的原文章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罗根泽疑出于蒯通。这些文章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东周后期时诸国混战，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而该时期亦因此被史家称为战国时代。

战国策[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国别体史书]

《新序》是刘向采集舜禹以致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2、 《说苑》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3、《列女传》：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父顽母嚚。父号瞽叟，弟曰象，敖游于嫚，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四岳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怠。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初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

《战国策》是一部汇编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战国策》作于蒯通，20世纪30年代，罗根泽也提出类似观点，还有人认为由《蒯子》 和《主父偃》拼合而成。但这些说法都缺少确凿证据，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战国策》文体不一、内容重复冗杂，不仅不像是单人创作，甚至不像是有组织的集体创作。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战国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研讨扭转危局之术的人所搜集的学习资料。”何晋也认为，“《战国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编著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学习揣摩游说辞令的游说之士。”或者说，《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演讲稿或学纵横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全书在刘向之前的编辑和整理应包括私人和官方两个层面。私人整理可能是游士群体进行的。官方层面应该分为诸侯王和中央政府两个层级，地方诸侯王中以淮南王刘安与《战国策》关系最为密切，刘向所见《修书》即出自淮南地区。汉武帝对战国故事的分类抄录，也为刘向编校工作奠定了基础。

《战国策》成书年代同样难以考证，有人认为成书于汉初，因为书中“于秦之秽事，不甚避讳。《秦策》详记吕不韦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乱秦事。皆秦人所忌讳者，则其著作时期当在汉初矣”。换言之，《战国策》中一些史实乖违的故事，无论是游士练习之作还是出于后人揣拟，它们被收入《战国策》中都体现了编辑者并不熟知相关史实，这也从侧面表明战国故事编辑、整理的时间不会太早。还有一个侧面证据是成书于汉初的《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存在交叠性。

出版信息

古《战国策》原本早已亡佚。东汉延笃可能是第一个对《战国策》作专门研究的学者，他所作《战国策论》（又称《战国策音义》）一卷据称内容简略，早亡佚。同时期的高诱则开始为此书做较详细的标注，大概恢复有十篇左右，他的版本也被认为是原书流失后历史上第一个较正式全面的《战国策》版本。北宋时，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并加以校补，这是所谓的曾巩的“校勘本”或“校补本”，使得刘向原有三十三篇的旧貌基本得以恢复，不过这个“复完”指的是无整卷佚失，字句段落乃至整章佚失仍不在少数。之后各本“均祖南丰”，即以曾巩校本作为后世衍生各本的共同祖本。

与曾巩差不多同时，还有王觉、刘敞、李格非等人也在校勘。哲宗元祐年间，孙朴入馆阁校勘，以曾巩三次所校定本为基础，参考苏颂校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校本等，于元祐八年（1093）“遂为定本”。

南宋初年，剡川（今宁波奉化）人姚宏从孙朴族子孙悫处得到孙朴的校本（可能还有他的弟弟姚宽，但姚宽的作用存疑，应该只是参与整理），该校本“似非元书”，即可能是辗转过录本。姚宏以此本为底本进行了校订，并称自己这个校本为续注本。而且这个版本据说是最先注意《战国策》佚文问题的，姚宏在题辞中提到，许多异形字“皆武后字，恐唐人传写相乘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所不解”，尽管知道刘向时期不可能有这些文字存在，他还是客观严谨地保留了下来。尽可能保留了早先版本的原貌可能是姚本最大的特点之一。

不过姚本在元明时期并不流行，甚至在元代就已经成了稀本，原因可能是由于姚宏“以伉直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以至于“其书尚未盛行于世，故鲜未见也”（《战国策·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序》）。但据考证，姚本至少也有三个版本：南宋绍兴年间初刻本，又称“梁溪高氏本”；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重刻本。

与姚宏差不多同时的缙云（今属浙江丽水）人鲍彪的校注工作是从历史学角度入手，除径改文字以便阅读外，还大规模改编了原有的篇章结构，他将原书按国别分为十卷，国别下标君王世次，策文隶下。分别为西周策卷、东周策卷、秦策卷、齐策卷、楚策卷、赵策卷、魏策卷、韩策卷、燕策卷和宋卫中山策卷。全书除中山策之外，分别隶属于十一国五十五位王侯之下，俨然是一部完整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此外还参考《史记》等书另作新注，虽有疏漏，但比起高注更为详细。此后《战国策》版本分为“姚本”与“鲍本”两大系统。鲍本的大规模修改导致这个系列的版本已非《战国策》刘向编定本原貌，但改编之后文通字顺，又经吴师道为之校正错讹，遂成为元明以至清代中期以前的较为通行之本。不过这个版本因调整策文次序，增删改动、武断穿凿之处也不少，而很是被时人或后人诟病。吴师道就评价说“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说的直白些，就是这个版本通俗易懂，对一般读者来说“皆习用其书”。

元泰定二年（1325），吴师道据姚宏注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重新补校了《战国策》，这个吴补注鲍本被《四库全书》誉为“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简称鲍吴本，1922年，它首先被《四部丛刊》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战国策》即据此影印，今通称鲍本。

吴师道注本和鲍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续注》直至18世纪中叶才流传开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卢见曾发现梁溪高氏本并翻刻了一个宁刻本，即卢氏雅雨堂刻本。自此，姚氏本开始流行并逐渐取得《战国策》注本的正统地位。

清嘉庆年间，黄丕烈购得一部南宋初刻本，“楮墨精好”，认为是梁溪高氏本。他以此为底本进行勘校，并将重刻本列入《士礼居丛书》，为《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即“士礼居刻本”。至此，《战国策》两宋以来姚氏本、鲍氏本两大版本系统合流。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刻出版此版本。这个版本从此也成为了较为通行的印刷底本。包括清光绪二年（1876）四川尊经书院刻本、清光绪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补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经纶元记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化三味书室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元年（191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民国元年（1912）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影印本（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五年（191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斋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一版）、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影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锦章图书局仿宋影印石印本、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袖珍缩印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尊经书院重修本、民国上海会文堂书局影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本，等等。

清代时期也有不少学者对《战国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较之以前的版本而言，不算太有名，主要是一些修正和校正。包括张琦的《战国策释地》、顾观光《战国策编年》、吴曾祺的《战国策补注》、王念孙的《战国策杂志》，以及日本关修龄《战国策高注补正》等。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对《战国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救亡图存方面，甚至产生过颇多争议的战国策派，只有金正炜撰的《战国策补释》对高、姚、鲍、吴、黄诸家有所校正，并杂引《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古籍为《战国策》作补释。其独特之处就是省去原文，直接注解，有不少个人见解在其间。

明末天启年间，钱谦益得宋版《战国策》两部，均为姚本，因先后从梁溪（今属江苏无锡）安氏、梁溪高氏处得之，故后分别以“安氏本”“高氏本”称之。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高氏本”开卷先目录、刘序，曾序在卷末，当为初刻本；“安氏本”开卷先曾序，继之以目录、刘序，当为修订后的重刻本。“安氏本”原本今已不存，高氏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初影宋抄本一部，据称为“安氏本”影抄。此书三十三卷，汉高诱注，宋姚宏校正，共一函四册。

近代所见质量较高的有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等书。

创作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无，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废弃，铁制农具出现，私田大量产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17年，“胡服骑射”，开始变法。

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七雄并起、诸侯纷争不断，“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鬼谷子》等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的，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作品鉴赏

写作手法

• 写人艺术

《战国策》中刻画了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前后入选教材的，就包括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说赵太后的触龙、客孟尝君的冯谖等。其中，包括“三叠式”的结构艺术手法，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冯谖刚开始寄身孟尝君门下，虽自称“无好”“无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门客而多次提出高标准要求。“三唱”中冯谖这个人物形象的“贪而不足”描绘得很传神，反衬出孟尝君的宽容大度，同时也是冯谖故意试探孟尝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试探孟尝君值不值得他为之效力、赴汤蹈火。果不其然，孟尝君的礼贤下士、宽容大度让冯谖为之巧凿“三窟”，终身无忧。“三唱”“三窟”，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情节叙述方式，在曲折的情节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动丰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 语言特色

《战国策》的骈词俪句应用一直有其独到之处，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的说法，就偶对数量来看，其总数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对，仅次于《左传》的1321对。其偶句、偶字总量分别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过覆盖面相对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骈化率已接近被尊为“骈体之祖”的《谏逐客书》，李斯该文的骈化率为49%（346字/706字）。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战国策》中的使用也尤为广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而具体，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话语更具感染力。全书多使用简洁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简短的，一个字或一两句话的比喻十分常见。如《秦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一文中，有“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的记载，这便是个典型的单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虫，意在说明汉中于秦国，就像蛀虫于树木，早晚会成为祸害。

单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带有“犹”、“若”、“譬如”等标志性喻词，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部分有个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将昭奚恤比作狐，企图动摇楚王对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范雎将良犬比作强秦，将跛足的兔子比作东方六国，取悦秦王的同时也使得秦王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建议。

除明喻外，还有暗喻，如《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的比喻，将三万兵士比作宝剑，强国军队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数需得与时变化的观念。

• 细节描写

描写往往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战国策》中的细节描写简洁传神。如描写邹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八个字，简单勾勒出邹忌身材高大、貌美艳丽的样子，具体长得怎样并无实写，只有一句：可与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长得如何，同样未知。这些未定的内容反而丰富了作品语言的张力。

还有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楚二·楚怀王拘张仪》中，郑袖第一次作为“王之幸夫人郑袖”上场，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贱于王乎”，然后鼓唇摇舌的一番分析，郑袖显得手足无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由此章末“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中的一个“遽”字，足可见郑袖面临失宠危机时的慌乱。此章内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见描写郑袖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说，是梨花带雨还是娇嗔含笑全由读者想象，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 叙事手法

《战国策》单纯的叙事方面笔墨并不多，大多以对话出现，其文约而事丰，以对话的形式将人物的主张以及行动联系起来，将故事情节用一种场景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叙事者常常将观点隐没在语言或是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评述文字的部分显然是文本的隐含作者，他通过叙事者特有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从而“陈其势，言其方”。如《齐三·孟尝君在薛》楚国军队攻伐孟尝君的封地薛，孟尝君恳请淳于髡谋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见齐闵王说“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叙事者显然是站在一个全知视角下，对即将发生的事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评价，对事情的发展以及淳于髡的反应都了如指掌，并给予掌局者般的评价。《战国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过人物的言行将隐晦的观念和犀利的评论结合起来。

• 对比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十分广泛，涉及到610多个，不仅是太后、国君、贵族，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众多的人物要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并不容易。这方面，书中很擅长运用矛盾设定和对比来展示，像《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苏秦穷困潦倒和荣归故里时的态度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势利心态。苏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的至亲之人都不和他说话，态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锦还乡时，苏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态度对比明显，而一句“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体现了苏秦家人的势利，也道破了世态炎凉。

由不得苏秦都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不过，苏秦衣锦还乡后对家人的讥讽，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中国封建时期小知识分子的通病。还有商鞅，他通过制定和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处以车裂后示众，“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禄为皈依的世态炎凉。

• 排比和对偶

《战国策》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敷张扬厉，气势纵横，内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节奏鲜明，说理更加严密、叙事更有表现力。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进言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苏秦认为秦国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宏图伟业。而秦惠王却认为自己实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时机，“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婉转地拒绝了苏秦的请求。又如《齐四·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赵威后见到齐使者时，未拆书信便抛出三个疑问句，“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将王置于最后，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念。

对偶也是，能够有效增加说辞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赵二·秦攻赵》中有一段苏秦游说秦王，“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辞顺。”苏秦将多个对偶句铺排，以齐国为前车之鉴说明秦国如果不休兵戈，必会有无穷后患。

• 勘误

《战国策》作为先秦时期作品，很多文字的书写和意思同后世迥异，比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参分赵国壤地”，而《史记·赵世家》所记为“三分王之地”，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纵横家书》所记为“疎分赵壤”，疎，同疏，古文中指分散，即瓜分的意思。

《战国策》一书传递千年，历经多次改版重修，很多文字发生了错误，如《赵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中“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按常理，粮食丰收是任何君主都期望的，何况“贤主”，《史记·赵世家》所记为“贤主图之”，“图之”解释得通，《战国策》此处当有误。

引用

《战国策》的语言说服力很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引用，这个引用不局限于书本，但一定要有说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们都好引俗语，因为俗语来源于生活，流传于民间，往往积累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朴素愿望，具有简练、形象，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特点。如《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补牢的俗语，“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犹未迟也。’是庄辛借此说明及时止损的必要性。

策士们还喜欢引经据典，像《诗经》等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典，适当的引用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据，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识储备，使论辩具备说服力。如《秦三·应侯谓昭王》引用了《诗经》，“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借以劝说秦王要巩固威信，加强权力。

寓言

《战国策》寓言与同时代的其他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样，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的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个结构，即针对一个论点展开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加以论述点明主题，并且形式上常以对话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不仅能拉近交谈者的心理距离，而且使论述的展开自然不生硬。

《战国策》中寓言题材一般分为拟人化的动物寓言、类型化的社会寓言和附会古人的历史寓言三大类。目的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游说君主、消弭灾祸，劝告君王莫信谗言、表白忠心，推荐贤才、贬退小人。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从而增强了辩词说服力。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说明了“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有人统计过《战国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则，根据寓言故事的角色，可分为人物寓言44和动物寓言30则。比如“忠且见弃”（《秦一·张仪又恶陈轸于秦王》）、“楚人有两妻”（《秦一·陈轸去楚》）、“管庄子刺虎”（《秦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画蛇添足”（《齐二·昭阳为楚伐魏章》）、“同舟而济”（《燕二·或献书燕王》）、“鹬蚌相争”（《燕二·赵且伐燕章》）、“狐假虎威”（《楚一·荆宣王问群臣》）等。

战国时代的策士们与《战国策》中的寓言是相辅相成的，策士们在游说活动中如何通过自己的说辞获得游说对象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游说时，根据游说对象的主、客观情况对说辞进行调整，适当加入寓言故事，在听者乐于听闻的状态下达到游说的目的，提高了游说的成功率。而且策士面对的是大多是地位极高的人，措辞一定要委婉，因此时常需要故事来隐喻。动物们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其生物性和人类的社会性巧妙地合二为一，便达到了诙谐幽默的语言效果。如经典的“狐假虎威”，将昭奚恤比作聪明狡猾、虚张声势的狐狸，将楚王比作实力强大、天威在上的老虎，既宽慰了楚王忧虑疑惑的心情，又不动声色地暗讽楚王不明事理。策士作为《战国策》寓言最主要的创作者、讲述者和传播者，使得原本零散、不成系统的寓言变得定型、凝练且意义确定，同时，在游说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了传播者的使命，也扩大了寓言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策士们使用寓言故事来帮助自己完成预期的政治目标。当然，这并不代表寓言会对诸国政事起到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对各国局势产生影响。像《魏四·魏王欲攻邯郸章》使臣季梁出使途中闻魏王欲攻邯郸之消息，便中途返回去见魏王，他用著名的“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看似在讲述自己在途中的所见所闻，实则是在委婉地向魏王表达自己对魏攻邯郸的看法，“魏攻邯郸犹至楚而北行，所以不如勿攻”这就是季梁给出的建议。这样的战争于魏国无任何益处，还会影响魏国的长足发展，不战就是最好的选择。

《战国策》中很多寓言故事都是与战争主题密切相关的，似乎策士们使用的寓言故事都起到了预期效果，它或劝两国停止攻伐，避免第三国坐收渔利；或劝本国保存实力勿与他国开战等。

除了排难解纷、却敌存国，策士毕竟也是凡人，他们也拥有普通人的情感，在人生失意之时，在面对国君的“君德浅薄”、仕途的坎坷等诸多问题之时，他们也需要抒发内心愤懑。而在这过程中寓言故事就是很好的工具，寓己志于故事中、表达个人不满、郁闷的情绪。如《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齐》，甘茂逃离秦国时遇到苏代以“江上处女”自比，并直言“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逐我也。”曾官至丞相的甘茂将个人姿态放得很低，愿投奔苏代，也就是想得到苏代引见入齐之意。为自己寻找下一个可以谋生的去处。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后期以前对《战国策》的研究，主要涉及成书情况、书名讨论、作者争论、文本校注、篇目选评及版本流传等方面。而对其寓言的讨论主要散见于《战国策》注本及选评本中。明代后期到清代盛行点评之风，很多古文选本开始收录并点评《战国策》，尤其是其中的寓言，如《天下才子必读书》就点评《西周·苏厉谓周君》“于中间描写善射者‘百发百中’、‘一发不中’，而意已尽出，此为善用笔也”。日本学者关修龄曾经点评《西周·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信货良剑以喻周最，以太公喻周君也，言何不立最为太子哉”。

模式化虚拟

战国时期诸侯莫不崇尚霸道王权，争胜图霸。而争霸之时对人才异常看重与提拔，一介布衣可能一番话就“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这种经历令士人无不传相仿效，都试图借其才学与智谋而实现名誉地位的追求。这期间，或真或假的产生了许多关于策士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的游说故事。《战国策》的原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了当时此类故事之多。

编纂故事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学习与模仿策士游说的事迹。士人既要仿游说之形，亦须仿说辞之意，更要结合劝谏者所需，多方揣摩、设身处地，做出一番筹划算计。所以，他们在学习纵横名士的游说事迹之时，会将既有之事踵事增华，令固有人物改头换面，或以未有之境想象虚构等，创作出无可考证的情节与言辞。这也就是为何战国时大量的游说故事并非属于实录史实之作的原因之一。这种虚拟作品不重视情节是否完备、内容是否可靠等方面，它通常只是借助于一种有效的言说形式，而创作出针对不同接受对象的游说辞令。

不过既然是游说，这类故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多是“举四海生灵之命，尽簸弄于游士三寸之舌”，属于揣度人主之思、演练谏言技巧的描述，甚至可说具有某种模式。譬如不同作品中包含相似或雷同的情节段落的情节模式化，或者在某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类似的言辞表述形式的言辞模式化。像《齐三·齐王夫人死》，齐王的宠臣薛公想知道新王后人选，“乃献七珥，美其一”。然后“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这主意很绝，但故事情节却与《楚四·楚王后死》的内容差不多，楚王后死后，楚王宠臣昭鱼献五副耳环予楚王，其中一对特别精美。“视善珥所在，因请立之”。两则套用同一故事模式，人物行事相类，情节近于重复，模式化创作痕迹昭然。

全书言辞的模式化更多，像散见于全书的苏秦、张仪之事：张仪为连横之事，接连游说于齐、楚、赵、魏、韩、燕诸王，题目都是千篇一律的《张仪为秦连横说某王》；苏秦也一样，《苏秦（或苏子）为某国合从说某王》。各篇皆以“张仪（苏秦）谓王”的言说形式展开，统统都是“某王曰：敬奉社稷以从”收尾。模式化极为明显。

模式化虚拟的在叙事中，更重于展示士人是如何参与政局之中赢取利益、怎样耍弄心机打动诸侯，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士人谋得实际利益。因此这些作品中，常常会有游说对象反应的设置，大多是臆测，显示自我游说成功，像纵横诸篇，其中频有诸侯信服，允诺献地、罢兵等描述，与当时形势大多不符。

不过虽然是虚拟，这些作品却大都布局精巧。如《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为西周君主应对不同情况设计两种对策，《秦二·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冯章为秦王推演出佯许汉中之地予楚的成效，如此谋算得当的安排，显然不会是策士在言谈间的随口杜撰。

浪漫主义

《战国策》的虚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至战国中、后期，史传领域在艺术构思上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象的因素。不论是套用情节模式或是因袭言辞模式，这些故事同文学本身的虚构性发展更具有内蕴关联。因为它们毕竟已经更加大胆地步入了脱离实录、积极改创的尝试之中，不仅使文本具有了更丰富的观赏性与趣味性，亦为后世作品中虚构、刻画、描摹、铺张、渲染等创作方式带来了开拓性的启示。

语言艺术

《战国策》中说服和劝谏的场景，许多都发生在臣下与君王之间，而且大多是比较紧要的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说服者和劝谏者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本领，这可能也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普遍具有较高语言艺术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秦二·齐助楚攻秦》，张仪开场便表示“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这种对楚王的崇敬和仰慕的表示有助于化解楚王的戒备之心，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还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说服过程更有趣味性，如《齐二·昭阳为楚伐魏》，陈轸在劝说楚国大将昭阳在取得对魏国的胜利后不要继续攻打齐国的时候，就讲了著名的“画蛇添足”。最终完成了使命。再有就是进谏时需要熟谙君王心理，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触龙以叙家常的方式，启发太后明白爱子必须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切中要害，终于说服太后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而赵太后甚至把孩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慈母形象，也在这种对话中得到了一种反衬。

《战国策》中说服对象大多地位极高，如果没有很好的逻辑性，很难说服对方。逻辑严密的推理过程，层层推进，更能使人信服。如《齐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张丑先帮助楚王分析楚国获胜的原因，接着分析了齐国驱逐田婴的后果。整个推理过程逻辑严密，帮助楚王理清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楚王因弗逐”。而且，说服对象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意味着策士一句话说不对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因此《战国策》中拟人的使用尤其频繁，甚至因此诞生了许多寓言故事，策士将无生命的物什人格化，既使说理形象生动，又避免了直谏的风险，使相关人能够认真听，听进去，即使不成危险也小很多。如《齐三·孟尝君将入秦》中，苏秦将桃梗和土偶拟人化，讲述了它们雨后各自的归宿，借以告知孟尝君：秦国乃虎狼之地，而孟尝君好似无所依傍的桃梗人，一旦入秦，命运便是凶多吉少。其中利害，孟尝君一听便知。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比喻推理。当然也不乏逻辑谬误和诡辩。在推理和诡辩过程中，让整个文章表现出相当的逻辑艺术。比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就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大前提“人主之子，不能恃无功之尊”，小前提，长安君就是这种，结论，长安君是无功不能自立。类比推理也很多，这也是该书主要特点之一，比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作为美男子的邹忌发现自己其实不如城北徐公，而他身边那些人更多是为了各种目的而奉承他，由此推出，齐王肯定会受到更深的欺瞒。由于类比双方有许多共同点，使得这个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齐王也认识到自己受蒙蔽之深，因而下令纳谏，革除弊政。

铺陈夸张是《战国策》语言的一个主要特点，策士们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主观感情或突出事物本质，或渲染气氛。当然，夸张要运用地恰到好处，不能使听者反感，最佳的效果便是明知夸大，却能引起兴趣且具说服力。如《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中，张仪的游说可以说是将夸张用到了极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这种近乎吹牛般的夸张令楚王心生畏惧，最终答应了连横一事。而在《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苏秦如法炮制，“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苏秦称赞齐国土地辽阔，精兵众多，粮食无数，都城临淄经济发达，富饶程度前所未有。纵然是夸张，也使得齐王心悦诚服。

游说是一个需要主体、客体都参与进去的活动，如果只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那么再舌灿莲花，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机智的策士们便在耍点语言技巧，游说之前先留以悬念，以此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也为自己的游说争取到主动权。比如《齐一·靖郭君将城薛》，靖郭君将要在薛地筑城，很多门客进言都被拒绝，而一位不知名的齐人却为自己争取到三个字的机会，他只说了“海大鱼”，然后转身就走，靖郭君却因此把齐人留下，让他把话说完就走。可以说，揣摩主君心理是策士必备的功课，毕竟游说对象高高在上，往往个性骄纵，若想游说成功，需得善解君意，而欲使论辩达到应有的效果，投其所好是必需的。如《楚三·秦伐宜阳》中陈轸劝诫楚王不要据守宜阳就是，楚王好打猎，陈轸便以狩猎的作比，“猎者知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指出再狡猾的麋鹿也逃不过有经验的猎人，最终自投罗网。韩相必定守不住宜阳，楚王不如以静制动。

语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战国策》中策士为了某种目的，常常装聋卖傻，刻意曲解对方话语中模糊或多义的部分。像《齐四·齐人有冯谖者》中冯谖，去薛地收债前询问孟尝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句指示不明确的话后后故意曲解，一把火烧了封地辖民所有的券契，然后告诉孟尝君，“臣所以为君市义”。不过这句话的艺术在当时并没有显示，而是在几年后孟尝君被免职时，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时孟尝君才明白，“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见之”。还有如《东周·温人之周》，魏国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东周，在受到审查时，他巧妙地引用《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东周国的主人，并非客游此地，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无言以对，只好放他出境。这句话是完全的断章取义，和原文抱怨自己劳作不休还没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

1．人物刻画生动

例如苏秦的故事，生动的刻画了一个长于论辩、追逐名利的策士，逼真描绘一群势力庸俗的小人。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后像乞丐样回到家中，而“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他发奋图强，六国封相，路过家门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

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一切以功名利禄为依归的炎凉世态，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

而苏秦的“读书欲睡”也是为了高官厚禄，客观上揭露处于统治阶级中下层的策士的丑态。

2．善于讽喻

善于通过讽喻的小故事说明一种道理，生动幽默、耐人寻味。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以邹忌借其妻、妾、朋友出于不同目的，赞美其“美于徐公”，说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劝戒齐王不应偏任宫妇近臣的话，而应广开言路，鼓励人民进谏。

3．语言风格独特

雄辩的论说，尖刻的讽刺，耐人寻味的幽默，构成独特的语言风格。

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流传至今为习用的成语。

在记录策士们的言行时，对其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功名富贵、朝秦暮楚的行为，及其在外交上挑拨是非，玩弄手段的种种阴谋，而不加以批判，反以欣赏的态度加以描绘，是不足取的地方。

尚士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礼贤下士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现象。在《战国策》里，这种现象侧重表现为尚“士”。“士”虽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学识、才能谋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学以居位曰士”（班固）。《战国策》集中叙写的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的评价。

首先是“士”的地位问题。“士”属于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农夫”，商周时期则是归于低层次的贵族阶级，在君王面前属于被统治者，地位显然在君王之下。但在战国时期，即使统治者也认识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终又是由臣民的拥戴和效力决定的。比如战国末期代赵孝成王执政的赵威后明确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题“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既然“民为本君为末”，那么“士”作为“民”中的精英阶层，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进而称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说。齐国颜斶就提出“士贵耳，王者不贵”。

《战国策》中的“士”与《论语》中所说的学识渊博且品德高尚之人有所不同，是所谓的“策士”，首次出现于《史记》中，虽然这个词大量出现于历史典籍中是在宋代以后。含义多指“纵横家”，学界笼统的把战国纵横家作为战国时期活动的士阶层，这个界定包括范围争议均很大，除苏秦张仪这种在列国中翻云覆雨的，还包括能够在君主身后运筹帷幄，为君主出谋划策的“谋士”，有人认为还应该包括具有侠义精神，视死如归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豫让等；和像鲁仲连、王斗这样崇尚道义，形象光辉高大的义士。

《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曾经指出“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策士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士们凭借精巧的论辩技术，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不过士虽然以建言献策为业，但“尽忠直言”是个高风险的活动，在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面前，进言也必须讲究机智和技巧，否则可能有杀身之祸。齐国草民狐咺、贵族陈举对国事直言不讳，都被闵王处死。所以在《战国策》中，经常可以看到士人以三寸之舌鼓动君王的机智，有时候甚至会带点诡辩论的色彩，像《楚策》“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就是“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思想史

《战国策·刘向书录》将周代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周，这是一个道德礼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叙人伦，正夫妇……仁义之道，满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第二个阶段是东周的春秋时代，这是道德礼义走向解体的过渡阶段。西周的道德礼义“余业遗烈，流而未灭”。“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天子之命，犹有所行……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国与国之间以势力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纵横捭阖，迎合不同的国君，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已司空见惯。“由此给思想界带来的结果是：“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战国策》反映的就是这个阶段“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奇事异闻。因此，《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乱世策士为诸侯国君兼并他国效力服务的“乱世之书”。

战国时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诸多哲学门派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使得策士们大多有着自觉认识世界的意识，这种哲学意识散落在《战国策》的寓言中，通俗易懂，简明畅达。《秦三·应侯谓昭王》就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万事万物皆是相对的。

道德观

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周代原有的道德礼义不能得到有效贯彻，但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相反，在《战国策》中，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宣扬和守护传统道德，不过这种道德在现实中常常遭到挑战，“不得施谋”，只能借助某个特定的场合或机会才能提出或施展。比如精通音律的魏文侯有一次在饮酒时听出钟声有瑕疵，谋士田子方就批评“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

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是传统中国一切伦理关系的起点，《战国策》很注意突出友悌之道，兄弟之伦。如《韩二·韩傀相韩》，韩国大夫严遂礼贤侠客聂政，而聂政初始为“臣有老母，家贫，不敢当仲子之赐”谢绝，这是宣扬了孝；聂政在母亲死后，觉得“乃市井之人，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决心报答严仲子的恩情刺杀韩傀，这是宣扬了聂政之义。行刺过程中刺杀韩国国相，误伤韩国国君韩烈侯。这样的大罪即使是出嫁了的姐姐也必然遭受牵连，在自度无法脱身的情况下，“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毁坏自己的身体以免被认出牵连家人，这不仅是宣扬了侠义精神，也暗含了孝悌之道。而聂嫈听说弟弟死后，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前去韩国辨认聂政的尸首，是为了显扬弟弟的名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进一步衬托了这种精神。

《战国策》一书从成书开始起，用一般的观点来形容就是“腹黑”，一般认为是“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主张对他们吸收技巧而排斥其思想。不过也有人认为其赫赫文采足以让人忘记辞令之下隐藏的不堪之事。

《战国策》所处时代与后世不同，君权思想并不重，当暴君出现时，臣民就有权利顺应天意民心推翻他，即天命的变革。比如齐闵王，“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无诛乎”。

民本思想是《战国策》中非常可贵的部分，在战争频发，百姓朝不保夕的年代，若是能稍加维护平民的利益，统治阶级便会尤为受欢迎。如《宋卫·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所言“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如果为政者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即使是在小事上，也会丧失信用，带坏社会风气。只有为政的遵守法治、赏罚有信，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才会凸现秩序和正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发音

古代版本中，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可能是仅有的加了很丰富的注音的版本。他的作品成书于元代，处于近代汉语阶段，与现代汉语语音已经很接近。

通过对该书注音中反切上字和直音的考察，可以发现声母变化的一些规律。他的注音中已经有不少语句能够体现轻重唇区分现象。例如：“披其枝”（秦三·范睢曰臣居山东），披：普靡反（《广韵》：敷羁反，《集韵》：攀靡切）。“披、普和攀”同属于滂母，“敷”属于敷母；“靡”与“羁”属于平声支韵。滂母是重唇音，敷母是轻唇音，在《广韵》中两母可以互切，而在《集韵》中就都换成了滂母，这说明轻重唇已经有了区分。还有声调的一些变化规律，主要是“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和“入派三声”。比如“欲与我诛者袒右”（齐六·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袒：荡旱反（《广韵》：徒旱切）。“袒”属于旱韵，“旱”属于上声韵，但是吴氏注曰：“循习作徒案反，属于去声翰韵。”与承袭古书注音的上声不同，当时已经变成了去声，这说明在吴师道所处时代“全浊上声”已经有了“变为去声”的趋势。还有“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提（同“掷”）：侄帝反（《广韵》：直炙切）。“掷、直、侄”都属于澄母，“帝”属于去声霁韵，“掷”和“炙”属于入声昔韵。宋代之后，入声逐渐归入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变为去声，此时，“帝”和“炙”可能已经是同韵了，所以这里可以互切。

士人阶层

战国时代是一大变革时代，旧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交替，原有统治阶级担负不起这种社会变革的重大责任，需要招徕贤能之士。各国纷纷开始搜寻能够帮助变法的人才。如秦国的商鞅、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齐国的邹忌、赵国公仲连、韩国申不害等，都为各国带来了富国强兵的体验。“士”阶层逐渐成为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战国策》中的“士”严格说来包括两种，一种是贵族，尤其是做官的贵族，因为贵族本身知识水平较高，他们失去封地或原有的特殊待遇后，需要自己谋生。而常年养尊处优谋生手段有限，知识就成为他们最贵重的本钱。孔子就开启了私人教学的先河。这样，有知识的贵族即使没落也得以生存下去，如《吕氏春秋》所言“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另一类则是“策士”，这个群体是融汇形成，成分驳杂，并非一类纯粹的个体。称呼也并不固定，通常被称为“游士”、“说士”、“辩士”、“权变之士”、“智谋之士”，《汉书·艺文志》直接称其为“纵横家”，甚至那些著名的“诸子”也可被称为“辩士”。

士人阶层在当时和后世还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游”。士人们常常从一个诸侯国到另一个诸侯国活动，以获取富贵。只要有君主赏识，出仕并没有国别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还在母国服务，转身就去原来的敌国。即使孔子、孟子、墨子这种大学者，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这与当时列国争雄，需要抢夺人才有关。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级贵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隶等“贱民”，春秋末年以后，对士的需求和依赖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时势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过君主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这种自觉的行为与以前俯首听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饰重利的价值观。苏秦就表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权势富贵。像《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两边劝，最后“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苏秦既没有忠于东周，也没有为西周着想，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次的计谋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并没有考虑之后西周再利用水控制东周该怎么办。他只是两面陈说利益，自己从中渔利。等到苏秦挂六国相印后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这种对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礼乐制度下的规范和道德，更不见容于后来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纵横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苏秦“以百诞而成一诚”，“为燕尾生”，为了燕国将生命奉献给敝齐事业。出了名的反复无常的张仪为报苏秦对自己事业的谋划帮助，也会发誓说“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第五，身体力行。战国的“诸子”大多属于坐而论道，惟有纵横家把他们的主张彻底地贯彻到实践中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战国时期“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

女性参政

可能和当时社会中仍有母系氏族社会社会习惯的孑遗有关，战国时期身居高位参政议政的女性比例远比后世高，《战国策》在这方面有较为直观的反映，像楚国的南后和郑袖（这俩人历史上是否为一人存在争议）、秦国的秦宣太后、赵国的赵太后、中山国的阴姬和江姬等都是。不过这些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缺乏独立性，更多的还是以美色或巧言换得君王宠爱，命运的本质上仍然只是男性权力的附庸和玩物。虽然有少数女性（尤其是太后）确实有实权，但这类女性的部分实权更多局限于对后代或主君的影响或掌控，这些权利更多地来自于其伦理地位，代表着父权家长。

在《战国策》中参政女性的族姓大部分都不可考。这可能与《战国策》的成书主要目的是游说，因此取材所载参政女性资料缺乏足够信息，还有一个可能性在于春秋过渡到战国之际，姓氏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在过渡期。

春秋时期女性参政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与自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诸如立嗣、政治婚姻等。到了战国时期，参政范围扩大，甚至出现了比如郑袖说服楚怀王释放秦臣张仪（楚二·楚怀王拘张仪）。就此类事件本身而言，女性己经出现了直接干预外交事务的现象，春秋时期虽则也有出现，但大都与夫国、母国有关，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郑袖这里，女性对外交事务的干预已经超出了血缘、亲属的范围，是单纯的以参政所带来的利益为出发点。从利益回报而言，这些干预外交所带来的外交利益也成为了女性参政的驱动力。还有秦宣太后，也是参政掌权的典型代表。秦武王死后，秦宣太后利用外戚的势力替她与其子争夺下了王位，其子又尚且年幼，这为她将其子秦昭王的权力架空，临朝称制四十余年打下了基础。从她可以收受他国养地，接见外国使臣之事来看，秦太后拥有的权力是全方位的，对内可以任命大臣，对外可以左右外交。

对于《战国策》中提及的女性，后宫就如同她们的权谋场，她们在后宫中利用或创造某种优势与其他女子进行博弈以期达到自身目的，与策士谋臣们游走各国游说君王以显声名赢权利非常相似，但史书中对于这种工于心计的女性却往往评价不佳，她们的争强好胜被认为是挑起了后宫争斗甚至是影响了国家安定，并因此受到否定。如《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中秦公子异人借华阳夫人得以回国继位，这些女性在历史记载中着墨不多，但在史家的叙述中却成了推动历史事物走向的主导者，甚至是两国之战、国家衰亡的罪魁祸首。在宠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后是一整套男性话语体系，而由楚怀王宠郑袖所导致的国家衰亡也在暗示着美人乱政、女色误国的先验命题。

战略思想

影响较大的战略思想是“合纵连横”（连关中之为横，合关东之为从），这也成为战国时期外交的精华。它使新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对立，两大敌对集团的政治斗争为战国七雄之间的混战引进了新的因素。合纵连横实质上就是当代所谓的地缘政治思想，它是春秋联盟战略的发展，是战国社会变动的特定产物。如《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所言“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纵横运动支配了战国中后期的国际关系。七国几乎所有的外交与军事策略无不围绕着纵横的分合而运转，秦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战国策士们奔走游说也无非是纵、横两种主张。所以有“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的说法。

战国故事甚至可以为后世提供诸多借鉴，比如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与伍被商议谋反之事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春秋时列国交战不守关塞，这里“成皋”“轘辕”“伊阙”“武关”反复见于《战国策》，是战国时韩、楚距秦的重要关塞，而“招山东之兵”来对抗中央的构想则完全复制了战国时六国攻秦的计划，由此可见刘安对战国形势的熟悉。

一尘不染——圣人具有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

大庭广众——以敞大众。

两败俱伤——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南辕北辙——犹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补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四》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羽毛未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引锥剌股——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门庭若市——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战国策·齐策一》

返璞归真——颜斶知足矣，归反于璞，则终身不辱也《战国策·齐策》。

狡兔三窟——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

窟。《战国策·齐策四》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子若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

行，子随我后，百兽见我敢有不走者？虎以为然，遂与之偕行，兽见皆走，虎不知兽之畏

己，以为畏狐也。《战国策·楚策一》

惊弓之鸟——弓弦响，惊密林之鸟。

安步当车《战国策·齐策四》

不遗余力《战国策·赵策》

不翼而飞《战国策·秦策》

侧目而视《战国策·秦策》

高枕无忧《战国策·魏策一》

汗马功劳《战国策·楚策》

画蛇添足《战国策·齐策二》

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

三人成虎《战国策·魏策二》

龙阳泣鱼《战国策·魏策四》

○秦兴师临周求九鼎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

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

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

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

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

○秦攻宜阳

秦攻宜阳，周君谓赵累曰：“子以为何如？”对曰：“宜阳必拔也。”君曰：

“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景翠以楚之众临山而救之，秦必无功。”对曰：“甘茂，羁旅也，攻宜阳而有功，则周公旦也；无功，则削迹于秦。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义，而攻宜阳，宜阳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为寡人谋，且奈何？”对曰：“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不如背秦。援宜阳，公进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宝事公。公中慕公之为己乘秦也，亦必尽其宝。’”

秦拔宜阳，景翠果进兵。秦惧，遽效煮枣，韩氏果亦效重宝。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

○东周与西周战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案兵而勿出，可以德东周，西周之宝可尽矣。”

○东周与西周争

东周与西周争，西周欲和于楚、韩。齐明谓东周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不若谓楚、韩曰：‘西周之欲入宝，持二端。今东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宝不入楚、韩。’楚、韩欲得宝，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宝出，是我为楚、韩取宝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东周欲为稻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

○昭献在阳翟

昭献在阳翟，周君将令相国往，相国将不欲。苏厉为之谓周君曰：“楚王与魏王遇也，主君令陈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韩之遇也，主君令许公之楚，令向公之韩。今昭献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国往；若其王在阳翟，主君将令谁往？”

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于周以伐韩

秦假道于周以伐韩，周恐假之而恶于韩，不假而恶于秦。史黡谓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敢绝塞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王曰：‘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无辞而令周弗受。是得地于韩，而听于秦也。”

○楚攻雍氏

楚攻雍氏，周粻秦、韩。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

为周谓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国合于所与粟之国，则是劲王之敌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后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谓石礼

周最谓石礼曰：“子何不以秦攻齐？臣请令齐相子，子以齐事秦，必无处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东重于齐，西贵于秦，秦、齐合，则子常重矣。”

○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

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前相工师藉恐客之伤已也，因令人谓周君曰：“客者，辩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

○周文君免士工师藉

周文君免士工师藉，相吕仓，国人不说也。君有闵闵之心。

谓周文君曰：“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已，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故‘众庶成强，增积成山。’”周君遂不免。

○温人之周

温人之周，周不纳。问曰：“客耶？”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

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为周最谓金投

或为周最谓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齐疑天下，而又知赵之难子齐人战，恐齐韩之合，必先合于秦。秦、齐合，则公之国虚矣。公不若救齐，因佐秦而伐韩、魏，上党、长子赵之有已公东收宝于秦，南取地于韩、魏，因以因徐为之东，则有合矣。”

○周最谓金投

周最谓金投曰：“公负令秦与强齐战。战胜，秦且收齐而封之，使无多割，而听天下；之战不胜，国大伤，不得不听秦。秦尽韩、魏之上党，太原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齐、楚、三晋之命，复国且身危，是何计之道也。”

○石行秦谓大梁造

石行秦谓大梁造曰：“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谓周君曰：“君不如令辩知之士为君争于秦。”

○谓薛公

谓薛公曰：“周最于齐王也而逐之，听祝弗、相吕礼者，欲取秦；秦、齐合，弗与礼重矣。有周齐，秦必轻君。君弗如急北兵趋赵以秦、魏，收周最以为后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齐无秦，天下果，弗必走，齐王谁与为其国？”

○齐听祝弗

齐听祝弗外周最。谓齐王曰：“逐周最、听祝弗、相吕礼者，欲深取秦也。

秦得天下，则伐齐深矣；夫齐合则赵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赵攻，与之齐伐赵，其实同理，必不处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苏厉为周最谓苏秦

苏厉为周最谓苏秦曰：“君不如令王听最以地合于魏，赵故必怒，合于齐。是君以合齐与强楚。吏产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则合齐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谓周最曰仇赫之相宋

谓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三国不败，将兴赵、宋合于东方以孤秦，亦将观韩、魏之于齐也；不固，则将与宋败三国，则卖赵、宋于三国。公何不令人谓韩、魏之王曰：‘欲秦、赵之相卖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视之不可离，则秦、赵必相卖以合于王也。”

○为周最谓魏王

为周最谓魏王曰：“秦知赵之难与齐战也，将恐齐、赵之合也，必阴劲之。赵不敢战，恐秦不己收也，先合于齐。秦、赵争齐，而王无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与收齐。而以兵之急，则伐齐无因事也。”

○谓周最曰魏王以国与先生

谓周最曰：“魏以国与先生，贵合于秦以伐齐。薛公故主，轻往其薛，不顾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独修虚信，为茂行，明群臣，据故主，不与伐齐者产，以忿强秦，不可。公不如谓魏王、薛公曰：‘请为王入齐，天下不能伤齐，而有变，臣请为救之；无变，王遂伐之。且臣为齐奴也，如累王之交于天下，不可。王为臣赐厚矣，臣入齐，则王亦无齐之累也。’”

○赵取周之祭地

赵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于郑朝。郑朝曰：“君勿患也，臣请以三十金复取之。”周君予之，郑朝献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为祟。”赵乃还之。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

杜赫欲重景翠于周，谓周君曰：“君之国小，尽君子重宝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人轻君；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公太子死

周公太子死，有五庶子，皆爱之而无适立也。

司马翦谓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左成谓司马翦曰：“周君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绝于周也。不如谓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资之以地。’”

公若欲为太子，因令人谓相国御展子廧夫空曰：“王类欲令若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于相国。”相国令之为太子。

○三国隘秦

三国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轻也，留其行。有人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遂见秦王曰：‘请谓王听东方之处。’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齐重，故有周而已取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

昌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且曰：“臣能杀之。”君予金三十斤。冯且使人操金与书，闲遗昌他。书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东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候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昌他。

○昭翦与东周恶

昭翦与东周恶，或谓照翦曰：“为公画阴计。”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东周，尝欲东周与楚恶，西周必令贼贼公，因宣言东周也，以西周之与王也。”

照翦曰：“善。吾又恐东周之贼己，而以轻西周恶之于楚。”遽和东周。

○严氏为贼

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韩使人让周，周君患之。客谓周君曰：“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竖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亦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

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西周。

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夫本末更盛，虚实有时，窃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阴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藉兵乞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谓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张韩、魏。所以进兵者，欲王令楚割东国以与齐也。’秦王出楚王以为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无破，而以楚之东国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齐，齐得东国而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秦不大弱，而处之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庆入秦，而使三国无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于西周。

○秦攻魏将犀武军于伊阙秦攻魏将犀武军于伊阙，进兵而攻周。为周最谓李兑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赵之上计莫如令秦、魏复战。今秦攻周而得之，则众必多伤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胜魏之劳，后有攻周之败，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与魏讲也，而全赵令其止，必不敢不听，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复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讲，则君重矣。若魏不讲，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战秦、魏也，重亦尽在赵。”

○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

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

游腾谓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厹由卒亡，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楚王乃悦。

○雍氏之役

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

苏代遂往见韩相国公中，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于兵，仓廪空，无以守城，吾收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及粟于周，此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

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中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与也？”公中曰：“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

周君之秦。谓周最曰：“不如誉秦王之孝也，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苏厉谓周君

苏厉谓周君曰：“败韩、魏，杀犀武，攻赵，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则周危，君不若止之。”

谓白起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过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养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气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今公破韩、魏，杀犀武，而北攻赵，取蔺、离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过两周，践韩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尽灭。公不若称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

楚兵在山南，吾得将为楚王属怒于周。

或谓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将军正迎吾得于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名曰谋。’楚王必求之，而吾得无效也，王必罪之。”

○楚请道于二周之间

楚请道于二周之间，以临韩、魏，周君患之。苏秦谓周君曰：“除道属之于河，韩、魏必恶之；齐、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韩、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间？若四国弗恶，君虽不欲与也，楚必将自取之矣。”

○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

司寇布为周最谓周君曰：“君使人告齐王以周最不肯为太子也，臣为君不取也。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将死，而属其子曰：‘必无独知。’今君之使最为太子，独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齐王之为君实立果而让之于最，以嫁之齐也。君为多巧，最为多诈。君何不买信货哉？奉养无有爱于最也，使天下见之。”

○秦召周君

秦召周君，周君难往。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于河南。周君闻之，将以为辞于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阳。”

○犀武败于伊阙

犀武败于伊阙，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党之急辞之。周君反，见梁囿而乐之也。綦母恢谓周君曰：“温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为君取之。”反见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对曰：“不怨且谁怨王？臣为王有患也。周君谋主也，而设以国为王扞秦，而王无之扞也。臣见其必以国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与周之众，以攻南阳，而两上党绝矣。”魏王曰：“然则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许戍三万人，与温囿，周君得以为辞于父兄百姓，而利温囿以为乐，必不合于秦。臣尝闻温囿之利，岁八十金，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岁百二十金。是上党每患而赢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于周君，而许之戍也。

○韩、魏易地

韩、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馀谓楚王曰：“周必亡矣。韩、魏之易地，韩得二县，魏亡二县。所以为之者，尽包二周，多于二县，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韩兼两上党以临赵，即赵羊肠以上危。故易成之曰，楚、赵皆轻。”楚王恐，因赵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

秦欲攻周，周最谓秦王曰：“为王之国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周。秦与天下俱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

○宫他谓周君

宫他谓周君曰：“宛恃秦而轻晋，秦饥而宛亡；郑恃魏而轻韩，魏攻蔡而郑亡；邾、莒亡于齐；陈、蔡亡于楚，此皆恃援国而亲近敌也。今君恃韩、魏而亲秦，国恐伤矣。君不如使周最阴合于赵以备秦，则不毁。”

○谓齐王

谓齐王曰：“王何不以地赍周最以为太子也。”齐王令司马悍以赂进周最于周。左尚谓司马悍曰：“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绝于周也。公不如谓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请令王进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

○三国攻秦反

三国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为西周谓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国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惧，令军设舍速东。

○犀武败

犀武败，周使周足之秦。或谓周足曰：“何不谓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恶。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恶臣于秦，而臣为不能使矣。臣愿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恶周于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轻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于秦，且公之成事也；交恶于秦，不善于公且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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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以连横说秦（成语

前倨后恭

冯谖客孟尝君（成语

狡兔三窟

高枕无忧

赵且伐燕(成语

鹬蚌相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渔翁之利

邹忌讽齐王纳谏（成语

门庭若市

唐雎不辱使命

荆轲刺秦王（录入人教版高一语文必修一课本）

作品评价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清初学者陆陇其称《战国策》“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史料。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司马迁在《苏秦传》后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

“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北宋文学家李格非）

“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学家朱熹）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清代学者陆陇其）

“乱乎圣人之经”（清代学者程夔初）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学者王崇炳）

“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学者鲍彪）

“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学家、史学家章学诚）

《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但对于这一分法，自宋代以来便有不同看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

单纯就内容而论，书中很多内容明显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比如入选中学教科书的“唐雎不辱使命”就是（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曾有人评价说“大抵观战国之事者，取其大旨而已，不必字字为据”。也有人考证，全部作品中，时地错讹或言辞虚妄的作品至少有97章。这个比例相当不低。比如《张仪说魏王》及《张仪说韩王》等文均有“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之言，秦称帝乃周赧王二十七年，张仪早已卒于赧王六年，相距二十余年。

与同时期的其他史书或史学材料印证，可以认定至少一部分是真实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自不待言，还有比如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该书27章中11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皆为佚书），文句也大体一致，对修订和补充《战国策》有很高的价值，但该帛书是否可信也不能完全肯定，《战国纵横家书》估计为汉高祖刘邦后期或汉惠帝时的写本，且“为司马迁、刘向等所未见”。毕竟现今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所编《战国策》，而刘向所编《战国策》亦非战国纵横家文献之原貌，只能说按照秦汉学术的层累判断，帛书可能更接近于原貌，也更具可靠性。比如其中有十六篇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这些文献几乎将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全部否定。比如，苏秦张仪年代孰先孰后，《史记》记录显示这俩人是同龄人，然而帛书记载，苏秦的年代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而从《战国策》中所记载的事件来看，张仪又是晚于苏秦多年。

作品影响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书中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人统计多达204个，比如一尘不染，大庭广众，两败俱伤，南辕北辙，亡羊补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羽毛未丰，引锥剌股，门庭若市，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安步当车，不遗余力，不翼而飞，侧目而视，高枕无忧，汗马功劳，画蛇添足，挥汗成雨，三人成虎，龙阳泣鱼，转祸为福。这些成语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从句子中提取出来，如《西周·苏厉谓周君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百发百中。”提取出“百发百中”，《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卧”；有为后世提供了成语内容的，如《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整理为“积少成多”；有从故事中归纳总结的，如《燕二·赵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总结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如“百发百中”与“百步穿杨”、“毂击肩摩”与“摩肩击毂”、“南辕北辙”与“北适话楚”（这种情况是否算一个成语存在争议）。

《战国策》语言的铺排和夸张手法对汉赋有一定影响，不少学者认为书中那些纵横家的进言本质便是辞赋，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一篇直接被归入“辞赋类”。《子虚赋》、《大人赋》的浪漫主义色彩便是继承于此。而《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在称赞秦国的强悍实力时，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点，这种手法对后世京都赋影响极大，《两都赋》、《二京赋》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写京都的富庶之态。北宋的苏洵曾在《谏论》中提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文风的渊源。

《战国策》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文采，以及着力推动叙事发展的人物语言，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同样是记载乱世的小说《三国演义》，魏蜀吴三家谋士为求利益，将纵横家再现于世。三国中的名篇“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诸葛亮论辩咄咄逼人，以独到的政治眼光对当下局势做出准确判断，同时短句、排比对偶句的运用使得语言简洁明快，理直气壮。不仅在风度上压倒对方，论辩语言和论辩技巧也更胜一筹，以致对手有口难言，可以说是受战国策士语言风格的影响颇深。

《战国策》作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几千年的时间。其中的语言在发展中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义，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古代汉语的一些特点，这对于研究古汉语有其意义。当下表述语义时多以双音节词为主，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是单音节占主要地位，即一个词只需要一个音节就可以表示清。《战国策》成语中也体现了单音节占优势的特点，每个单独的音节都可以表示一个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切齿拊心”每个音节都表示一个词的含义，意为咬紧牙齿，拍击心胸。形容痛恨到极点。

20世纪40年代初，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都是留德出身）等人为中心，以1940年在昆明创办的半月刊《战国策》 杂志。战国策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他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或以文学为主的社团，而是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相统一的一个综合性学术文化流派，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因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其产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关心国族存亡与文化发展的知识分子之深重的危机意识与强烈的焦虑感所导致的结果。他们抱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的主旨，认为“战国以前的‘刚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认真继承；这种刚道文明在秦汉以后渐趋消亡，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无兵的文化’；随着皇权统治日益巩固，民众地位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般缺乏向心力”。这个流派思想在后来争议较大，有一段时间甚至被认定为法西斯学派。

作品目录

今本共33卷^[1]：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3][5]

人物介绍

合并图册

2、甘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事迹在《苏代劝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国逃出后，准备到齐国去。出了函谷关，遇见苏代（苏秦族弟），说：“您听说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代说：“没听说过。”甘茂说：“在江上的众多女子中，有一个家贫无烛的女子。女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贫无烛的赶走。家贫无烛的女子准备离去了，她对女子们说：‘我因为没有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扫屋子，铺席子。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如果赐一点余光给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女子们商量以后，认为她说的对，就把她留下来了。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苏代说：“好，我将设法让齐国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战国策》共33卷，约12万字。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刺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常作为斗争的工具的来使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刺客的事迹最先出现于《左传》与《战国策》等书中，对于他们的记述基本上都是历史和文学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战国策》中的刺客中比较知名有豫让、聂政与荆轲三人，在记载刺客事迹上也表现出与《左传》中对刺客一笔带过的方式不同，能够比较全面的记载刺客的姓名与所发生的事件，记载的篇幅明显变长，对刺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为生动具体。《战国策》因此成为先秦史传文学中最先出现的一篇中以一个刺客形象作为中心，并将具体的形象塑造展现于一个大的故事情节中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