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是后现代思潮下的历史研究产物，由印度裔美籍中国史专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提出，来反思现有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话语。所谓复线历史，即认为“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复线的历史，是一种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传播（transmission）的历史。

外文名

bifurcated history

线性历史

概念

与复线的历史相对的是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线性历史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进化史观为其主要理论基础。所谓线性历史，顾名思义，是将历史按照线性时间来编撰的，其关键在于历史连续性和历史稳定性，这通过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即历史主体来实现。在历史主体之外的，被认为是停滞的，无序的，落后的社会要被破坏，被压抑，成为“散失”的部分，进入“历史”，进入进化的长河之中。这是线性历史观下历史向前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问题

在杜赞奇看来，线性的、进化的历史不仅是我们体验时间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存在的主要方式，但线性历史对于历史的这种理解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客观上为西方国家入侵其他地区、为西方中心历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以及造成了历史的压抑与遗忘。他试图反“线性历史”之道而行，尝试去揭示这部分“散失”的历史。

叙事尝试

杜赞奇在其于1995年写就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举了4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例子，来进行他的复线历史的叙事尝试。

如在第三章“反宗教运动与被压迫者之复归”中，杜赞奇叙述了晚清乃至国民党统治时期以来对乡村民间信仰的镇压运动。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迷信，迷惑人民而不利于现代化的建设，同时寺庙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以为国家启动现代化所需的大量财力提供支持，因而在乡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宗教运动。最终，政府在乡村消灭迷信的过程中直接控制了过去从未控制过的乡村的集体财产和乡村的财政来源。

但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此面临一个历史叙述模式的难题，即如何保持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前后一致的民族？如何来解释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设计出了两种策略，一是极力夸大与过去的决裂的感染力，使之获得某种再生能力，从而使新的象征（如翻身）合法化。二是强调与”他者“的迥异之处，将宗教和无用的过去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树立中华民族与”他者“的矛盾。

这样的反宗教运动难免遇到农民的剧烈反抗。1929年小刀会和后来它所演变的“大同军”掀起了武装的反抗，对反宗教运动的剧烈反弹竟使得这些人喊出了“打倒三民主义”、“拥护帝国主义”、“日本人是朋友”的口号，人数达到数万，并攻占了多座城市。对反宗教运动的反抗，可以从中看出包含了特权阶层（僧侣、当权者）的保护自我利益和秘密社会保护民间文化的努力。

可以看出民间宗教与党国之间的冲突的意义已经扩散于不同的语境之中，反映与线性的历史和国家秩序有所不同的习俗和信仰。

评价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的结尾，对他所提出的复线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复线历史）使我们能够把历史定位于不同的话语缝隙之间，定位于不同话语的边际之处，定位于不同话语的空间之中。从这一有利的位置出发，批判性的史学就能够将权力历史化、解体化。在揭示被认为是原始的、排他的、连贯的身份认同的历史性是，复线的历史质疑那些试图以文化权威性的名义来固定社会界限者的观点。这种真实性缺少宽容与互相依赖的能力，因为它不愿承认自身内部的‘他者’。”

如果说线性的历史造成了历史的压抑和遗忘，那么复线历史能否通过对“散失”的历史的揭示，来还原历史的真相？答案是否定的，杜赞奇在强调“散失”的历史时，同时也在试图让别的声音压抑，历史叙事本身就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兼顾。复线历史只是提供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更为丰富的历史，使历史成为多种意见的竞技场，恢复历史之“争”。杜赞奇所作的历史叙述的尝试，对今后的史学研究是有很大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