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1922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在校期间备受经济拮据困扰，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负担一个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费用谈何容易。为此，他在校期间为省钱而住在山西会馆，生活上更是省吃俭用，尽管如此家里还是负债累累，这也更激励了他奋发读书的志向。1926年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正逢蒋、阎、冯、张军阀混战时期，急需医护人员，他以医科大学毕业生的资历受聘于太原一所后方医院当了少校军医。
1927年又在兵站医院当了院长。1930年任开封第一兵站医院院长。1931年，调太原第五军任中校军医主任。
1932年辞职，回忻县，在县城草市巷与其弟郭茂才及姻亲崔新楼等人开办了忻县第一所西医医院——同仁医院。院内设有病床10余张，设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科室，为忻县西医外科手术治疗开了先河。
1936年，同仁医院停办，又应聘包头第七十师任中校军医处长，后该师扩编为十九军，他又续任十九军少将军医处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军抗战，他又兼任了十九军野战医院院长，参加了崞县、忻口、晋西西口保卫战。在崞县、忻口战役中，他亲冒战火之险，带领医护人员从火线上抢救出伤员600余人，为此曾获中央的抗战奖章。
1937年—1939年，随军转战于晋西的永和、中阳、石楼等地与日寇周旋，不久又调任陕西韩城，第二战区兵站总监部卫生处中将处长，后因与总监部总监刘某政见不合，遭其排挤陷害，并诬以贪污罪撤职查办，后因查无实据而无罪开释。此后他决心退出旧政权的军政界，再不充当腐败政权的牺牲品。
1944年5月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在陕西宜川的山西大学医学专科部担任了教师。
抗战胜利后，1946年山西大学从陕西迁回太原，医科改为医学院，他也升为医学院教授。
1949年太原解放，同年8月份，郭进才被任命为山西医学院副院长，兼病理学教授。从此他回到新中国医疗卫生队伍的怀抱，并决心为人民卫生事业做贡献。在全国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大潮中，他领导了医学院的改扩建工程，新建了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在他担任医学院毕业生分配工作组组长的时候，他首先把自己的次子郭沱分配到内蒙古边远地区，保证了毕业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人作风
郭进才，在工作中或人际交往中从不贪财谋利，不以权谋私是他做人的准则。在兼任兵站医院院长时，一次下基层检查工作，发现伤员就地躺着，身下连芦席都没得铺，就问管事人，对方说队里暂时没钱买，他就拿出50元现洋派人买了芒席，后来在向军需部门报销时对方竟不信他，还说：“你能拿自己的钱为伤员买席子，你哄谁呢”，他听了就气不打一处来，竟当着大家顺手给了对方一个耳光，并说钱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污辱我的人格，事后同事们说：“郭院长这个耳光打的好，一耳光竟值五十大洋。”
在当医学院长时，经他的手建起很多楼，他却没有为自己分一套，到退休时他仍住在三间旧平房里，在老家也没有象样的住房。
乐于奉献，济困扶危是他的本色，在政协委员开会时，大会有时特供商品，供代表们选购，和他同院住的三轮车工人老王，求他代购灯芯绒8尺，尽管家里子女们也很需要，但他还是满足了老王的心愿，这样的事差不多每年都有。
晚年经历
在退休回乡后的三年中，他由于出身医生，所以求其看病的人很多，他都来者不拒，并能热情接待，为病人送医送药是常有的事，暂时看不好的病，也要给出出主意，看该怎样调理和有什么注意事项。
回乡后，由于他的工资较高，在当时的农村，他称得上是富有之人，所以乡亲们经常有人找他借钱，他是有求必应决不吝啬，一生中他也不知借出去多少，有人还就收下，有人不还也不要。他为人谦恭，从不计较私人恩怨，办事坚持原则，从不徇私舞弊。因此，他虽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军政人员，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做过各种检查，但都没有成为被整对象，没有戴过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只抄过一次家，结果是以“四旧”为名拿走了一部《红楼梦》。
1959年调任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秘书长。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山西医学杂志》，使当时山西医学界的学术研究事业走在全国前列，他曾多次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他还是民主同盟山西医学院支部的主任委员，1965年退休，1973年正月病逝于原籍北兰台村，享年七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