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冈三叠层（后冈三叠层）

梁思永

（1904-1954年）

梁思永原籍广东省新会县，梁启超次子，1904年生于上海，一说生于日本横滨。幼年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留学期间，他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一度回国担任助教，在清华学校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所出土的部份陶片，并写成英文专刊。

1930年毕业后，梁思永回国参加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的工作，赴黑龙江昂昂溪遗址进行发掘，而后通辽河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隔天春他参和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工作，秋季主持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尔后因患烈性肋模焱，卧病两年。1934年梁先生病渐愈后，就赴安阳主持西北冈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规模之大，人力之多，田野工作之精细及考古收获之丰富，在国内均属空前。这次发掘出的了10座大型陵墓及上千座祭祀坑，揭示了商代的奴隶社会情况，为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正当梁先生着手编写西北冈报告之际，中日战争爆发，他随着史语所搬迁，生活颠沛流离。在四川时，研究院设在山上，他周一上山，周六下山，不分昼夜忙于工作。在一个夏夜里，一群人在蚊子及闷热天气的肆虐下，暂放下手边的工作，烤火摇扇，谈天说地，另有一番风味。夏闷热冬湿冷的气候对他的身体不适，第二年夏他就卧病不起。梁先生在病榻上，继续书写西北冈报告。报告只完全第一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而后他就前往重庆动手术，西北冈的未完成稿，后被运往台湾，由高去寻辑补为《侯家庄》，分册出版。

殷墟发掘的初期

第一次由董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并提出‘殷墟淹没说’；第二及第三次由李济主持发掘时，他也持同一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中国考古进入近代考古学范畴，田野考古的水平大大提高。他彻底否定‘殷墟淹没说’，开始确认版筑上的柱础石和窖穴等考古遗迹，复原建筑遗址。此外，他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的叠压关系，首次判断出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这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典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显着标志。再者，梁思永主编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对后来的报告起了示范性作用。他在一文中对龙山文化的特征、三个区域（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的划分、地层和年代，与商文化的关系等几方面几进行综合性扼要的论述，迄今仍是研究龙山文化的精辟著作。

另一方面，梁思永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也为中国考古人才的培育做出重要的贡献，夏鼐、刘耀（尹达）、郭宝钧、石璋如及高去寻等人在历次殷墟发掘中都受到梁先生的熏陶与栽培，并将有关资料及研究成果，陆续公诸于世。他还对中国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对像做了统筹的设想，成为后来历届长远规划的得力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