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陵之会（召陵之会）

第一次召陵之会

参见：召陵之盟

春秋初年，楚国发展起来，向中原挺进，它先后灭掉了在今河南省南部和西部的申、息、邓等国，并伐黄服蔡，多次向郑国进攻。郑国支持不住，已准备背齐向楚。

为了救郑，齐桓公于公元前656年，率领齐、宋、陈、卫、郑、许、鲁、曹、邾八国军队进攻楚的盟国蔡国，蔡军不战而溃。陈兵楚境，楚国见齐的盟军强大，不敢率军交战，派使者质问齐桓公：你住北海，我住南海。你带大军来此是缘故？齐以楚不向王室朝贡相质询。

齐桓公又进兵到陉地（今河南郾城县南），两国军队从春天相持到夏天，都不敢轻易进攻对方。楚王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桓公也看到楚国强大，无隙可乘，齐桓公退军到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东南），齐桓公见不能用强力屈楚，只好在召陵与楚国结盟，史称“召陵之盟”。这是齐桓公“尊王”的又一次胜利，其霸主地位更加巩固。

第二次召陵之会

公元前506年春，也就是士鞅担任晋国执政刚刚三周年的时候，他迎来一次重振晋国霸业，让自己以赫赫功勋彪炳于晋国史册的大好时机，人一兴奋，卓越的才干越家迸发出来，

一次春秋以来规模最大的诸侯集会

这年3月，晋、宋、鲁、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17国国君，加上齐国代表国夏，

共计18国代表，在召陵集会

虽然上至天子代表和自己的国君，下至中原各国诸侯都在，但真正左右甚至主宰此次行动的，只能是士鞅，这时的士鞅无疑是兴奋的，不世之功眼看就要在自己手里完成了。然而，荀寅——晋国的上军佐，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突然找到士鞅，劝说他回绝蔡国人的请求：“现在，晋国国内危机四伏，诸侯都怀有二心，在这种情况下出兵袭敌，难度也太大了吧！南方的阴雨天气马上就到来了，北方的中山国在背后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悍然背弃盟约（弭兵之约），将会招来诸侯的怨恨，对楚国也不会有什么损害，我看不如把蔡侯的请求拒绝了算了。自从上次侵略方城（前557年）以来，我们还没有在楚国人身上占过什么便宜，这次很可能也是徒劳无功。”

士鞅觉得奇怪，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荀寅对蔡昭侯索贿遭到拒绝，才这样出来阻挠的。蔡昭侯的拒绝是顺理成章的：他请求晋国人伐楚，就是出于痛恨子常的贪婪，面对同样贪婪的荀寅，昭侯自然是同样的痛恨。而士鞅倒是真正为难了，难道不世的功业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再者，自己已经号令天下诸侯来了，再这样黯然回去，晋国人会怎么看自己？楚国人会怎么看自己？蔡国人会怎么看自己？天下诸侯乃至周天子会怎么评价自己？但坚持既定方案也是不明智的，这样号令天下诸侯，乃至将来可能取得的利益，是蔡国人的，是晋国国君的，自己得到的只是生前身后的虚名，而自己家族在晋国的存在和发展才是要道一切的硬道理，这样悍然得罪与自己最亲近的中行氏，后果将是不堪想象的！反复思量，士鞅决定，还是听从荀寅的意见，但同时也要做好表面工作，使自己、使晋国都不至于太难看了。这样一来，形式上轰轰烈烈的大集会就只能以可耻的无所作为而告终了，士鞅所能做的，不过是尽力做好边边角角的事情，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罢了。——是士鞅无能吗？是晋国没有人才吗？是楚国难以对付吗？恰恰相反，士鞅是大能人，晋国的能人也应有尽有，现在的楚国是虚弱不堪，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只是人的心在作祟，根本与能力无关。这样可气可叹的闹剧（或者叫悲剧），是一个国家末世的象征，这样的闹剧，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演绎得太多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糟到极至，这样虎头蛇尾的表演尽管让诸侯们看了笑话，但大家毕竟也都避免了一场长途跋涉的艰苦战争。真正让诸侯反感的是另外一个事件。

集会的前一天，“晋人”向郑国人借来羽毛（装饰旌旗所用的），第二天，晋国有人竟公然拿出来自己使用了。这是表明自己不打算归还了，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讳和令人反感的，郑国人的愤怒自不必说，天下诸侯也都十分不屑，《左传》这样评价此事的恶果：“

晋于是乎失诸侯

虽然《左传》的作者只以“晋人”、“或”来指代借羽毛而使用的人，但历史经验表明，这个人应该就是士鞅自己。其理由：第一，只有士鞅有这样的威权，子大叔是贤良和威望闻于天下的大臣，郑国也非柔弱的小国，蔡国都可以严词拒绝荀寅的无理索求，晋国其他五卿应该没有这样的威权让子大叔服从。第二，范氏家族有这样的前科。早在前559年，也就是53年之前，士鞅的父亲士匄就从齐国人那里借羽毛而不还，引起齐国人的叛离。在贪婪、虚荣方面，士匄、士鞅父子极其神似，甚至是青出于蓝的。第三，《左传》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盟会结束，子大叔死在归国的路上，上军主将赵鞅亲自前往吊唁，赵鞅对子大叔是十分敬重的，而与士鞅面和心不和，这样的姿态无疑是在间接地表达对士鞅的反感。

既然回绝了蔡国的请求，直接出兵伐楚显然已不可能，但蔡昭侯——原来楚国的铁杆盟友——诚恳来归，总要有所表示，不然也太失大国的尊严了。所以，虽然没有进兵，但18国诸侯的军队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就地驻扎了下来。

通过威吓的方式迫使楚国人屈服并前来结盟，无疑是最经济、最完美的结局，也许士鞅也确实尝试了，但楚国人可不是被吓大的，这样的虚张声势显然不可能让他们就范。

士鞅真的是能人，随即又想出一个找回颜面的办法。原来，这次集会，沈国人不听招呼，依然忠于楚国而不肯来会，于是，士鞅就授权蔡国人出兵伐沈——拿下来就是你的。自己率领大军在召陵坐镇，一旦楚国人悍然出兵救沈，自己也可以在中原地区与其决战，这样，胜利的把握就要大得多了。

4月，蔡国大臣公孙姓帅军直扑沈国，沈国，姬姓国，在今安徽省阜阳市西北，典型的袖珍国。一番围攻，随即崩溃，沈子嘉也做了俘虏，被押回蔡国，杀了泄愤。沈国从此灭亡，领土并入蔡国。而楚国人慑于诸侯的气势，也未敢前来争锋。

这样，蔡国人得到一定实惠，心里也稍微平衡了一些。晋国人的颜面得以保存，可以撤退了。

皋鼬之盟

蔡国灭沈后，诸侯们稍稍北撤，5月，来到皋鼬（在今河南省临颍县南）晋国也算是功德圆满，遂在此与诸侯结盟。

这次结盟的法律意义在于， 18国从此结成战略同盟，40年前晋楚签定的弭兵协议正式作废，晋国重新成为唯一合法的霸主。

这样的想法固然是美好的，但经过此次事件，晋国人的贪婪、虚伪与无能已经使自己在诸侯间的威望进一步下降，所谓天下盟主，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而且，这次结盟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再次显露出晋国人的无能，并且来连自己的铁杆盟友卫国也给得罪了。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进一步平息蔡国人的怨恨，士鞅事先与苌弘商定，这次结盟，将蔡昭侯的名次排在卫灵公前面。卫国人在路上就听到风声，当然不肯降低身份，一到皋鼬，卫灵公赶紧派祝佗（子鱼）找苌弘核实：“我们在路上听说有这么一回事，请问是否属实？”苌弘答：“确实有这么回事，蔡叔（蔡国始封君）本来就是康叔（卫国始封君）的哥哥，人家排在卫国前面，不是名正言顺吗？”

祝佗是卫国的大祝，按规矩，大祝不离社稷，社稷不动，则大祝不出，这次灵公带他前来，是大臣子行敬子提议的，他早已预感到这次难免会发生枝接与分歧，祝佗娴于制度，擅长辞令，说不定用得上。果然被他猜中，听了刘文公的话，祝佗立即引经据典，予以驳斥。祝佗的这席话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西周史料，言语有理有节，特翻译于下：

“根据先王的做法来看，诸侯的排位先后，应该以德为标准。当初武王克商，成王定天下，选择德行修明的人分封建国，以保卫周室。后来（成王早期）周公辅佐王室，以治理天下，使天下诸侯与王室和睦无间。分给鲁公（周公之子伯禽）大路（用铜装饰的豪华车），大旂（一种旗子，上画交龙），夏后氏的璜（半璧为璜），封父（国名，在今河南省封丘县）的繁弱（一种良弓），殷商的六族遗民：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命他名率领他们的大宗，集合他们的分族，带领他们的奴隶，服从周公的法则，听从宗周的号令。通过这样的赏赐，使鲁公在鲁国上任，以光大周公的美德。此外还赐给鲁国一些附庸小国，大祝、宗人、大卜、大史，服饰器物、典籍策文，百官、彝器。让他以商奄（古国名）的遗民为基础，赐予他《伯禽》（命文之名）的训诫，将他封在少皞氏的故土。分给康叔大路、少帛（小白，一种旗子）、綪茷（大红色的旗）、旃旌（红旗）、大吕（钟名），殷商的七族遗民：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画定卫国的疆界，从武父以南一直到圃田的北部，并获得有阎的土地（周畿附近，为卫君朝见天子时的驻地）以履行周王赋予的职责；获得相土的东都（地近泰山，以跟随天子封泰山）。当时聃季负责授土，陶叔负责授民，赐予他《康诰》的训诫，封之于殷虚（殷商的故土）。鲁、卫两国，都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同时根据宗周的法令治理国境。分唐叔大路，密须（国名）之鼓，阙巩（国名）的盔甲，沽洗（钟名），怀姓九宗的民众，以及各色官员，赐予他《唐诰》的训诫命，将他封在夏虚（夏的故土），沿用夏代的政体，同时根据戎人的法令治理国境。以上三位，都是周天子的小儿子，就因为他们有美德，这才赏赐他们宝物、国土来显扬他们。不然，文、武、成、康几代天子年长的王子还有很多，却没有获得封赏，这充分说明，封赏并不是以年齿为根据的。当年管叔、蔡叔勾结商人危害王室。王于是乎杀死了管叔，流放了蔡叔，只给蔡叔七乘车，七十名从人。后来他的儿子蔡仲（胡）改恶行善，周公提拔他，让他担任自己的卿士，把他引见给成王并封他为蔡君，给他的任命书是这么写的：“王曰：胡！不要再象你父亲那样违抗王命。”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又要把蔡排在卫前面呢？当年武王的母弟共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其他五人都没有官职，难道是因为年龄？曹国出自文王，晋国出自武王，可是曹国的爵位仅列在伯甸（以伯爵居甸服），可见地位的高低并非决定于年龄的长幼。现在把蔡国的位置提升，就违背了先王的原则！当年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国内，我们派夷叔——成公的母弟——参加结盟，夷叔还排在蔡君的前面呢。那盟书写得明白：‘王曰，晋重（晋国国君重耳，下同）、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盟书至今还保存在宗周的府库，不信可以拿出来检验！您想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却不去端正自己的德，这怎么行呢”

说得苌弘心悦诚服，赶紧转告了刘文公，刘文公又找士鞅商议，最终还是让卫灵公排在了蔡昭侯的前面。

——以上是《左传》的记载，但《春秋》的记载与此并不十分吻合，关于召陵之会，《春秋》的说法是：“三月，公（鲁定公）会刘子（刘文公）、晋侯（晋定公）、宋公（宋景公）、蔡侯（蔡昭侯）、卫侯（卫灵公）、陈子（陈怀公）、郑伯（郑献公）、许男（名斯）、曹伯（曹隐公）、莒子（莒郊公）、邾子（邾隐公）、顿子、胡子、滕子（滕顷公）、薛伯（薛襄公）、杞伯（杞悼公）、小邾子（小邾穆公）、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在这里，卫灵公排在了蔡昭侯的后面，关于皋鼬之盟，《春秋》记载：“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把顺序给省略了，似乎暗示了顺序与前面一致。

怎么回事呢？个人认为，事实的真相似乎应该是这样的：第一，经过卫国人的力争，皋鼬之盟，卫灵公的确是排在了蔡昭侯的前面；第二，晋国方面已经给了蔡昭侯“排名提前”的承诺，难以收场，于是通知各国，在各自史书的记载中还是要把蔡昭侯放在卫灵公前面；第三，面对这样的纠纷，卫、蔡两国的史书自然会明确记载自己在前，但其他国家就有所选择了。如鲁国的《春秋》，在记载召陵之会的条目时把蔡侯放在卫侯之前，而在在记载的皋鼬之盟条目时只统称“诸侯”，含糊了事，这样，一算是遵从了晋国的指示，二算是照顾了卫国人的感受，三也算没有进行明确违背史实的记录。这样看来，鲁国的史官也可谓是煞费苦心了。

为了平息蔡国人的情绪，晋国方面也算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一是支持蔡国灭沈，给予实惠；二是提高蔡昭侯的排名，给予荣誉；第三，到了第二年（前505年），蔡国发生饥荒，命令诸侯向蔡国提供粮食救助。《左传》记载：“夏，归粟于蔡”。有学者认为这是鲁国自发的援助举动，其实，鲁国人一向吝啬，是很难有这样的善心的，蔡国辽远，与自己又没有直接厉害关系，在当时的国际关系条件下，说鲁国人主动去慷慨解囊，是很不可信的，应该是出于外部的压力。晋国人倒不一定命令各国都去资助（比如齐国、卫国），而之所以委派鲁国，是因为士鞅与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密切关系使他得以有效地支配鲁国，这一点，从以后几年的事件就可以看出。

晋攻中山

也许荀寅的话是有根据的，对晋国而言，来自中山国（鲜虞）的威胁的确正在加剧。前507年9月，晋与中山在平中（地点不详，或说在今河北省唐县附近）开战，晋国猛士观虎依仗勇力而轻敌，结果大败于中山，自己也做了俘虏。前506年秋，也就是从皋鼬之盟返回后不久，士鞅与卫国大臣孔圉一起帅师伐中山。

前505年冬，士鞅再次亲自提兵围攻中山，以雪观虎被俘之耻。

楚围蔡

但中原的事情还没有完，前506年秋，看到晋国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退，楚国方面是敌退我进，立即出兵围攻蔡国。经过召陵之会与皋鼬之盟的洗礼，蔡昭侯已经情形地认识到，晋国是难以指望的，何况他们正在北线与中山作战。于是，他开始将眼光转向东方，决定依靠吴国人的力量自保和报仇。于是，通过走吴国大宰伯嚭的路子，蔡国想吴国求援，并以自己的另一个儿子乾与大夫们的儿子做人质，恳请吴国出兵。可怜可敬的蔡昭侯，已经下了雪耻的最大决心，不惜以自己的两个儿子出国做抵押，换来对楚国的报复。这之后就是震惊列国的－－柏举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