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贵（唐朝开国大将、左领军大将军）

人物经历

张士贵（586～657），唐代名将。本名忽峍，新旧《唐书》皆有传，祖籍盂县上文村。史载说他自幼学武，“善骑射，臂力过人”，“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和“三箭定天山”的白袍薛仁贵一样的英勇善战，隋末聚众揭竿起义，后归顺李渊，在完成唐朝统一大业和边境扩张的戎马生涯中屡立战功，先后任右光禄大夫、右屯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等职，并被封为虢国公、勋国公。唐显庆初年（公元657）病故。^[2]

人物生平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繁荣昌盛的时代，同时也是张氏家族大放光彩的时代。张氏家族中不仅有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的军功世家，而且有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安邦治国的宰相望族。张氏家族的文治武功在唐朝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张士贵(公元586~657年)，本名忽峍，后更名士贵，字武安。官左领军大将军，封虢国公，子孙袭爵。卒后唐高宗为他举办隆重葬礼，赠辅国大将军，谥号曰襄。

当朝宰相上官仪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对他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一生给予极高的评价。又诏赠东园秘器，并给仪仗之荣、陪葬太宗于昭陵。

家族之荣耀与显赫达到了顶点。

张士贵的祖籍是山西盂县上文村。曾祖张俊，官北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祖父张和，官北齐开府、车骑将军；父张国，仕隋朝历任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和参军，以军功授大都督，定居虢州卢氏县，张士贵就出生在这里。张士贵及其子孙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戍守边防的经历在山西盂县上文村祖坟的墓碑中，均有记载。

张士贵介绍

盂县上文遂以张士贵及其裔孙而闻名。

隋朝大业末年，张士贵在虢州聚众反隋，后投奔李渊，被封为右光禄大夫。

之后，他在李渊的授意下，在河南攻城略地，发展势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攻下隋都长安后，派相府司马刘文静经略河南。刘文静以张士贵为向导、以所占地盘为依托，在河南战场夺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李渊对屡建战功的张士贵大加奖赏。

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时，指名要张士贵进京奉见，并加官通州刺史。

从此张士贵便成了李唐王朝的一位叱咤风云的名将。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张士贵跟随秦王李世民西征，夺取了消灭割据势力薛举、薛仁杲的胜利。接着，张士贵又被任命为“马军总管”，以劣势的兵力击败了王世充的五万马步联军劲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骑兵战例。

武德二年，张士贵在李世民的统率下，渡过黄河在山西击败勾结突厥的刘武周割据势力，取得了山西会战的重大胜利。唐高祖对张士贵的卓越战功，破格赏赐。

武德三年，张士贵又跟随李世民进军河南，凭借他在河南征战多年的优势，大败王世充和窦建德。此后，又跟随李建成东征河北。

由于张士贵多次跟随李世民屡建战功，遂被授为秦王府将军，成为李世民的嫡系和心腹。

武德九年，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玄武之变”中，张士贵又立有大功。

《旧唐书太宗本纪》明确记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

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李世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知“玄武门长上”职务之重要，所以他称帝后，立即任命张士贵为“玄武门长上”，成为禁卫军的首脑。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西南发生暴乱，唐太宗任命张士贵为“行军总管”前去平定。

贞观十五年，雄据漠北的薛延陀统军南犯,唐太宗组织五路大军进行反击，张士贵一路出云中，大败敌军。

其他四路亦都捷报频传，薛延陀不得不遣使求和。战争结束后，张士贵立即被召回京，依然统率禁军。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诏令调集粮草，招募军士，准备东征高丽。山西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薛仁贵到张士贵军营应募，成为其部属。

次年三月，张士贵以“辽东道行军总管”的名义跟随唐太宗东征高丽，十月还师，无结果。

但“安市大捷”却是这次东征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这次战斗打响后，张士贵首先率领精部队冲锋陷阵，薛仁贵身穿白色衣甲、手持方天戟杀入敌阵的英勇形象，给亲临前线的唐太宗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后来唐太宗曾对薛仁贵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东征回师后，薛仁贵一直跟随张士贵守卫玄武门。

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张士贵致仕，薛仁贵接替了守卫玄武门的重任。

历史考证：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薛仁贵二次东征高丽时，张士贵已经离开了人间。

因此，张士贵对其部属薛仁贵始终是信赖、器重并大力扶持的，根本不存在加害之事。然而北宋以后出现的讲述隋唐故事的话本、小说和戏剧，却把张士贵说成是旧势力的代表，编造了许多迫害薛仁贵的故事，所有这些，纯属虚构。

这是宋代及其以后的文人学士为了通过讲述历史，影射和抨击当朝权贵而虚构的，都是特有所指的。因此，虚构的历史上的张士贵是截然不同的。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张士贵谢世后，陪葬太宗于昭陵。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提起唐朝初期的张士贵，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通俗小说《薛仁贵征东》里那个嫉贤妒能的奸臣。因此张士贵在民间一直扮演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又是什么样的呢？日前，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张洲先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其家族完整保存了1400多年的古老家谱，这份珍贵的家谱脉络清晰，从未中断，其先祖就是唐朝的张士贵。

在关于薛仁贵的许多民间小说中，张士贵被描写为陷害薛仁贵的奸臣，并非事实。

张洲对家谱、墓志铭、相关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证实，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不仅不是奸臣，还是与秦琼、尉迟敬德等人齐名的忠臣良将，其女婿何宗宪冒领薛仁贵功劳也没有任何证据。在其墓志铭中只有“以遣去官”一句带过，墓志记载以遣去官是在幽州都督任上，而按照墓志铭记载这时太宗还没有亲征辽地，也就不会有其女婿在征辽中贪功的事件发生。

张士贵却是李唐王朝的忠臣。他出身将门本领出众知人善任，爱护士卒，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且能文善武，乃唐初一代名将，与秦琼、尉迟敬德、魏征、程咬金等人齐名，

张士贵本名忽峍，隋开皇五年（公元586年）出生在囗州卢氏县（今河南省卢氏县）的一个武官世家，其曾祖张俊、祖父张和在南北朝时期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员。张士贵的父亲张国曾任隋朝硖州录事和参军，历阳令等官职后来还因军功被封为大都督。

青年时代的张士贵不仅注重学习文化知识，还特别注重学习武艺，崇尚侠气，结交豪杰。

家谱上说他“有勇力，挽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虚发”。青年时代的习文弄武，为张士贵后来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张士贵此时的情景有点像楚汉相争时的韩信，他投靠哪一方，哪一方就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于是王世充和李密都想到了正在坐山观虎斗的张士贵，他们都想把他争取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唐朝名相上官仪为张士贵撰写的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上说，王世充和李密都多次写书信并且派人来游说张士贵，可是，张士贵认为王世充和李密都是平庸之辈，难成大事，便断然拒绝了这两个军事集团的盛情邀请。他固守自己的地盘坐观形势的发展。

此举初步彰显了张士贵的深谋远虑，他正在潜心观察天下大势，寻找英主。

义宁二年（武德元年）正月，李渊以唐王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东讨王世充和李密，以张士贵才华出众，誉满而被提拔重用，授第一军总管，担任先锋的要职，斩将夺地。四月份，李建成和李世民到达洛阳，在小胜李密之后，东都之内有人欲里应外合，助唐军拿下洛阳，然而由于李世民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加之此时王世充和李密大军皆陈兵于此，宇文化及率领隋朝十万骁果军即将到来，所以并未攻打洛阳，只在撤退时趁机攻下了宜阳和新安。

墓志铭上说，此时的张士贵“候霸上之祯祥”。这是说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王朝时，曾经屯兵霸上，等候群雄来归张士贵是在等候一个刘邦式的人物出现，才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相托。

经过数年的等待，一个刘邦式的人物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唐高祖的李渊。

李渊是隋朝的夙将，以老谋深算著称。在隋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之际，李渊、李世民父子经过多年的秘密准备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起兵反隋。

起兵之后，李渊父子就聪明地避开了王世充和李密正在激战的中原从黄河以北直接杀向长安。

李渊父子起兵不久，张士贵便敏锐地意识这对父子才是群雄之中最有政治前途的人于是张士贵便“遣使输款”，表示愿意归顺。

李渊对张士贵的归顺“深相嘉叹”，立即封张士贵为“右光禄大夫”不过，李渊并没有让张士贵的义军参加到攻取长安的队伍中来，而是让他继续在原地作战，扩大地盘，以牵制王世充和李密。

归顺李渊后，张士贵便开始大胆地主动出击，很快就控制了潼关以东的大片区域，不仅扩大了地盘，还在战略上解除了李渊攻取长安的后顾之忧。

墓志铭上对此时的张士贵评价说“英谋雅算，喻伏波之转规；决胜推锋体常山之结阵”。这是给予了张士贵极高的评价，把他喻为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和三国时的赵云，

李渊父子起兵6个月后，便攻下了长安。为了掩饰自己起兵不是叛国篡位，更是为了避免各地的割据势力都把矛头指向自己，李渊并没有立即称帝，而是拥立年仅13岁的杨侑为隋恭帝，挟天子而令诸侯。

此时，对李渊威胁最大的仍然是王世充和李密。在此后大大小小的多次战争中，张士贵一直纵横疆场，先后率部击败过王世充和李密的多支劲旅。

有一次张士贵又立战功后，李渊大加赞赏，赠张士贵“缮彩千有余段，名马五匹并金鞍勒”。墓志铭上在评价张士贵随李渊长子李建成东征的功劳时说“战有必胜之资，威有惮邻之锐”。

薛举，隋“河东汾阴人”，随父徙居金城（今甘肃兰州）。因其“凶悍善射，骁武绝伦”（《旧唐书·薛举传》），又家产丰厚，广交豪杰，于是在大业十三年四月，据金城郡起兵反隋，并自称“西秦霸王”，封儿子薛仁杲为齐公。攻克秦州后，又收编了唐弼十万部队，力量迅速强大，接着便挥师东进，欲图关中。当年十一月，李渊父子首先攻入长安，薛举父子倾巢出动，想将立足未稳的李渊赶出长安，但被李世民击败。

李渊于隋义宁二年（618）五月称帝后，不甘失败的薛举再次组织力量，从关中的西北口突入，兵锋直达距长安不过二三百里的幽州、岐州一带，秦王李世民再次率师抵御。

刚刚被唐高祖李渊从东线召回的张士贵随军西征。这次作战，从史料上看，是张士贵与李世民的首次合作。首战虽然失败，但张士贵却表现突出，“公先登之勋，有超恒准”。

在第二次交战中，张士贵更是冲锋陷阵，再次功列诸将之首，高祖赐他“奴婢八十口，绢彩千余段，金一百三十挺”。初唐时，朝廷以奴婢赏赐有功军人的事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张士贵所立战功之显赫。

消灭薛举、薛仁杲父子军事集团后，武德元年末，张士贵从陇右战场下来，被朝廷任命为运粮侍，专门负责平定河南的后勤供给任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古今，后勤保障始终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

当张士贵押运的军需物资到达渑池地界时，被王世充的大将郭士衡发现，以数倍于张士贵的兵力设伏，将张士贵团团围住。面对强敌，张士贵毫无惧色，竟“掩击大破之”，将郭士衡打得大败而逃。

武德二年（619），贼首苏经率寇反唐，劫掠陕州，“州将濒战不利”。唐高祖李渊闻之道：“此贼非猛士无以殄灭。”于是派张士贵前往讨伐。张士贵“智尽三宫之端，威下九天之上”，转眼之间，大破敌军，“高祖又降书褒美。”

唐军逐渐强大起来后，组建了骑兵部队。因张士贵“善骑射，臂力过人”，于是朝廷任命其为“马军总管”。在这个职位上，张士贵又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最著名的是他在经略熊州时，以绝对的劣势兵力击败王世充的马步联军。张士贵行军至黄泽之地，恰与王世充率领的五万部队相遇。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张士贵毫无惧色，迎头截击王世充大军。两军对阵，“牙璋狎至，羽檄交驰，三令五申，风驱雨迈”，战斗进行的天昏地暗，异常激烈。张士贵指挥若定，力当万夫，终以劣势的兵力击败王世充的劲旅。

为此唐高祖赐士贵为新野县开国公，并赏宝马杂彩和金鞍宝勒，还特意对他说，这宝马“卿宜自乘之”。

可以说李世民在河南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与张士贵的英勇善战分不开的。自从李建成当上太子，张士贵就开始在秦王李世民帐下听令，这也就为他以后曲折而辉煌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曾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的刘武周，眼见唐军势力日渐强大，于武德二年四月，采纳了其大将宋金刚“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旧唐书·刘武周传》）的建议，率兵入侵并州，一路攻城略地。山西是李唐王朝的发祥地，本来也有重兵驻守，但诸将拒战不力，纷纷败退。李渊惊呼：“晋阳强兵数万，支食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资治通鉴》）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秦王世民主动请战，带领包括张士贵在内的一批猛将出征了。

在这次北征战役中立下的战功有：以先锋将身份“算无遗策，战取先鸣”，击败虞州守将何小董，迫使宋金刚部下将卒从翼城撤军，之后“从太宗并平之”。山西会战大捷，唐高祖遍赏诸将，其中对张士贵的赏赐“有逾常典”，更说明他在这次战争中有着卓越的战功。

在这次长达十个月的征战中，张士贵始终和李世民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有张士贵的身影。其结果是唐军取得了全面胜利，最终俘虏了自称为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平定河南后，李渊遍赏诸将。因张士贵“先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被拜为虢州刺史。不久，李渊又召张士贵入京，特设宴款待，对张士贵说：“欲卿衣锦昼游耳。”（《旧唐书·张士贵传》）

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被俘不久，在长安被杀。其部将刘黑闼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漳南起兵反唐，仅用半年时间，“悉复窦建德故地”。（《旧唐书·刘黑闼传》）李渊在唐军屡战不利的形势下，再派李世民出征河北，张士贵也跟随出征。

这次战役，唐军并未很快取得优势。在双方长达两个月的对峙中，一天深夜，刘黑闼卒众数万，突然出现在唐军面前，这时，张士贵率领部下直插刘军要害，将刘军打散，为唐军最终击败刘黑闼在战术上创造了条件。

在李唐王朝统一全国的六次重大战役中，张士贵跟随李世民参加了四次战役，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卓著战功，在战火的考验中，张士贵一步步成为了李世民的心腹，遂被授予秦王府骠骑将军。

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为争夺皇位而发动宫廷政变，兄弟血刃的事件屡屡上演。“玄武门之变”就是这样一场亲兄弟为争夺皇位而兵刃相见，喋血宫门的事件。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玄武门之变本质上是李世民与李渊的权力争夺。

在李渊起兵到登基称帝初期，对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的任命是可以平分秋色的，领军也通常各领一路大军。但是在唐王朝统一的一系列战役中，二人在军事能力上的差异逐渐显露出来。攻打长安时，李建成的东路军头雷永吉不听李渊号令，擅自功上城楼（《大唐创业起居注》）——“帝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武德二年，李建成接应平定西凉的安兴贵兄弟时“时甚暑，而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逃者过半。”种种失误使得李渊对他渐渐失去耐心（比如凉州归附之后，任命李世民做凉州总管），朝中官员也逐渐倾向李世民（安兴贵之子安元寿之后进入秦王幕府，并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而李世民经常统兵出征，屡建战功，这也使他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并且在中央和地方积累起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到武德九年时，李世民的官职已是“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蒲州都督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秦王”，除却几个虚职，我们可以看到，天策上将府为独属于李世民的“小朝廷”，而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蒲州都督等职位也代表着其在大半个李唐江山拥有独立的统治权（大行台仿照中央尚书省设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其最高长官大行台尚书令在辖区内拥有近乎于完全独立的治权），而雍州牧和十二卫大将军等职位则决定了他在长安基层和禁军中也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可以说，此时的李世民功高震主，连身为皇帝的李渊也要忌惮三分。

而李建成自从被立为太子后，面对战功和威望日渐高涨的秦王，心中也不免忐忑。早在武德二年，太子太傅李纲就曾经劝李建成“窃见饮酒过多，诚非养生之术；且凡为人子者，务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未果后以老病为由辞职。洛阳之战后，李建成更加猜忌李世民。他一方面在唐高祖李渊面前经常诋毁李世民，一方面又将齐王元吉拉拢在自己身边，使李世民也发出了“不为兄弟所容”（《资治通鉴》）的感叹。

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兵突然入侵。按惯例本应由李世民率军迎敌，但李建成却坚持让李元吉和罗艺出征，其目的很明显，就是阻止李世民重掌兵权，再建战功。而李元吉挂帅后，按照李建成的旨意，故意调遣秦王府诸猛将随军出征，意欲在征战中除掉秦王部将，然后再设法杀掉李世民。这个密谋被李世民知道后，立即与自己的谋士和部将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六月初一，太白经天，初三，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以他的奏表交给李世民，李世民当机立断，反告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目的是要骗李渊传二人进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问个明白。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此外，高士廉率领雍州府上下，释放囚徒，并给予武器，带领囚徒杀到芳林门接应。玄武门屯营兵守将敬君弘也挺身而出，为抵抗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宫府兵战死。

由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事变，无论政治图谋如何，历史价值怎样，毕竟是兄弟自相残杀的丑事，有悖于封建社会的伦理常纲，所以有些史料中的记载不详也是能够理解的。专门研究昭陵出土墓志的胡元超先生也发现，昭陵已出土的程知节、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等的墓志中也都没有明确记载墓主是否协助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这或许也是当时的墓志作者在“为尊者讳”吧。但根据仅有的史料推断，包括张士贵在内，以上史料中提及的谋士名将，均为秦王心腹，是可以确定参与了玄武门事变的。

“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全胜而收场，不久唐高祖李渊就封世民当了太子。武德九年八月，李渊退位当上了太上皇，皇位传给太宗李世民。

翌年，唐太宗改元贞观。诏张士贵为“北门长上”，不久又转“右屯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依然担任玄武门长上，即禁卫军司令的职务。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认为：“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治之权实即中央政府之所寄托也。”由此可见唐太宗对张士贵的信赖与器重。

贞观初年（627），国泰人和，局势稳定。只有一件事令太宗“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这就是来自突厥的威胁。为了彻底击垮这个心腹大患，太宗“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旧唐书·太宗本纪》），在皇宫里亲自教习兵将弓法。而张士贵是唐初诸将中最善射的，加之又是玄武门长上，日常的教习任务便顺理成章由他来负责。

战场上勇猛无比的张士贵，平日里却是个心底善良爱兵如子的长官。《魏郑公谏录》中就有一段描写张士贵爱惜部将，甚至于违抗圣旨的故事：有一次，太宗前来观看禁军演练，发现士兵队列不整，就批评了张士贵，并责令他仗责几个负责教练的小教官。张士贵因爱护部将，杖责时并不真打，只是点到为止。太宗看到后认为士贵在违抗圣旨，要处罚他。这时魏征进谏说，教官未尽到责任，应送大理寺依法惩处，罪责不在张大将军，再说让张将军为一件小事而杖责部将，他不忍心下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为此而处罚皇上的心腹、身居要职的张大将军，是不合适的。

贞观初年，唐太宗还以玄武门卫士为骨干，组建了一支“羽林百骑”，平时把守玄武门，皇上狩猎时跟着去打猎，当战争发生时就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突击队。后来这支部队逐渐发展壮大，成了“羽林千骑”、“羽林万骑”。直到贞观三年，趁东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太宗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一举消灭了这个心腹大患。据史料记载，这次战役，包括张士贵、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等禁军将领都没有出征，因为这时的兵力对比已明显是唐强而突厥弱，杀鸡无需用宰牛刀了。

贞观七年，张士贵还统兵平息了西南仡佬族的一次暴乱。因为暴乱分子多据山屯洞，易守难攻，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由于张士贵亲冒矢石奋勇在先，将士们在他的带领下也表现得勇猛无比，终于平息了暴乱。张士贵的突出表现，也同样感动了当地的官员，他们写成奏章向朝廷作了汇报。在张士贵班师回京的庆功宴上，唐太宗动情地对他说：“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旧唐书·张士贵传》）

贞观八年，龚州都督府所辖区域内的仡佬族人，在少数反动酋长的煽动下，再次发动暴乱。这次朝廷再派张士贵出征平暴，当大军行至衡阳时，乱军听说是张士贵来了，“夷獠逋窜”，不战而溃。捷报传到京城，太宗皇帝大喜，“乃授右屯卫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检校桂州都督，龚州道行军总管如故。”

贞观八年到十九年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安定，边疆稳固，唐太宗力求文治，没有更多地对外用兵，史称“贞观之治”。作为一员战将的张士贵，也就没有更多机会再立战功。每当皇帝出游，张士贵便以禁卫军首领的身份，带领“羽林百骑”随行护驾。只是在贞观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四月，张士贵才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北征薛延陀的战役。贞观十六年后，又做了几任地方官，当过兰州都督和幽州都督。

贞观十八年的时候，张士贵曾一度“以遣去官”，也就是因故被罢了官，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免的职，史无记载。不过“以遣去官”的事情，在初唐官员中是很常见的。包括宰相房玄龄，名将李勣、侯君集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帝王专权的封建王朝，无由头地罢免官员的事经常发生，有时只是皇帝老子玩弄政治权术的一种手腕而已。

贞观十八年末，朝廷开始着手大规模攻打高丽的战争准备。“王师底伐，属想人雄”，到了有大的战争要打的时候，一批宿将被启用了，包括己经致仕的尉迟敬德，也被太宗请回来授予第一马军总管职务。张士贵则被授予辽东道行军总管。

唐军第一次征辽战争，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并未完成消灭高丽和诛杀盖苏文的战略任务。而在安市会战中，老将张士贵再次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帐下也涌现出了薛仁贵这样的后起之秀。

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在这次会战中，唐太宗在山上擂鼓指挥，诸军齐出，张士贵率部首先与敌交战。恰巧此时雷电交加，张士贵帐下的士卒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

据史料记载，薛仁贵是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家境贫寒。太宗征辽时募集士卒，他的妻子劝他应募，通过立取战功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薛仁贵便投奔到了张士贵帐下。安市会战前，张士贵曾命其援救一位被困的部将，薛仁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张士贵的青睐和信任。安市会战中，薛仁贵的表现被山上擂鼓助阵的太宗看到了，战后问张士贵白衣先锋何许人也？张士贵据实相告，太宗大喜，遂赐薛仁贵“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由此，薛仁贵脱颖而出，踏上了仕途。

唐太宗征辽班师时，论功行赏，以张士贵“勋赏居多”，拜为冠军大将军，行右屯卫将军实权又令其率军殿后至并州时，转为右屯卫大将军。墓志中对张士贵征辽时的记述是“超海之力，气盖三军；横野之功，胆雄百战”。

贞观十九年，唐第一次征辽时，张士贵已经是60岁的人了。战争结束后，张士贵回到京城，朝廷授其茂州都督。其实太宗这次派士贵出任地方官，仍然是为再征高丽考虑的。为了再征高丽能够大获全胜，唐王朝在剑南道的雅、邛、眉等州，征发民众造船，由于劳役繁重，这几个州的民众苦不堪言，纷纷聚众闹事。茂州（治汶山县，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与雅、邛、眉诸州毗邻，是唐王朝控制这几个州的军事重镇。因此，才派老将张士贵出任茂州都督，以威慑当地民众，这样太宗心里才觉得踏实。

果不其然，贞观二十二年八月，雅、邛、眉等州民众终于不堪忍受苦役，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和起义，而仡佬族部落成为了这次反唐暴动的主力。唐太宗因早有预料，便命令张士贵带兵前去镇压。张士贵以茂州兵力为主，又调右卫将军梁建方率军参战，很快便平息了三州民众的暴动。

这次镇压雅、邛、眉三州民众起义，是张士贵最后一次出征，当时他已是63岁高龄。战争结束后，唐太宗拜张士贵为金紫光禄大夫，出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扬州都督府是唐代的上都督府，下辖若干州，都督一职一般只授予王子或宰相。当时扬州都督是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通常情况下都是挂个名，遥领而已，都督府的军政事务，由次官长史全权负责。

张士贵作为一员战将，东征西讨，戎马一生，虽然也曾担任过兰州、幽州、茂州都督之职，但大多是服从于朝廷的军事战略意图的。在担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期间，已经年迈的张士贵却能为百姓着想，积极疏通河道，造福于民，使辖区内百姓殷实，生活安定，“市狱晏而无扰，水火贱而盈储”。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再次调66岁的张士贵回京，拜左领军大将军。永徽四年，由于年迈体弱又得了眼疾，张士贵多次上表请求致仕，高宗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授其镇军大将军，仍旧封为虢国公。显庆二年（657），张士贵从驾东巡洛阳。这时的张士贵由于多年东征西讨，戎马倥偬，已得风疾多年。六月三日，因病情加重，在河南病逝，终年72岁。

从隋大业十三年至唐显庆二年，一代名将张士贵追随唐初三代帝王李渊、李世民、李治奋战40年，为大唐江山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卒后唐高宗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赠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硖、岳、郎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丧事的一切费用，都由朝廷支付，赐绢布七百段，米粟七百石，加谥号“襄”，并赐东园秘器，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陪葬太宗于昭陵。

历史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历史是成功者的传记；也有人说，历史就是那些被人们记住了的人和事。但对于大唐名将虢国公张士贵来讲，以上两种说法都没能给他带来荣耀。无疑，张土贵是成功者，从乱世中揭竿而起，为李唐王朝屡建奇功，到死后唐高宗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当朝宰相为他撰写墓志，陪葬太宗于昭陵，子孙袭爵。可以说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这一切真实的历史记载并未给张士贵留下好名声。无疑，张士贵是一个被许多代许多人记住了的历史人物，但是被人们记住了的他，却是另外一付模样——嫉贤妒能，迫害忠良，甚至谋反朝廷。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真实记录了张士贵生平业绩的，此前只有《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寥寥百余字，极大地妨碍了后人对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的了解和研究。而提起张士贵这个人物，人们知晓并津津乐道的，却是《薛仁贵征东》、《隋唐演义》等通俗小说和戏剧话本中张士贵的“另类”故事。与语焉不详的正史相比，小说话本既鲜活生动又易于广泛传播，因此便有了“薛仁贵征东，张士贵得功”的民间“定论”，于是，张士贵这位大忠大勇的名将，便成了大奸大恶的小人。

真实的历史人物被戏说歪曲的事并不罕见。张士贵被戏说千年后，随着其墓志铭的出土和张氏族谱的发现，本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薛仁贵传奇》中，张士贵的形象却依旧被扭曲和丑化着，被现代媒体更为广泛深入地传播着……

为此，本文试图以上官仪撰写的《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墓志”或“墓志铭”）为主要依据，参考《续修张氏族谱》及其他相关史料，尽可能还原大唐名将张士贵的传奇一生。文中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墓志铭》。

张士贵（586~657），本名忽峍，后更名士贵，字武安。官至左领军大将军，封虢国公，子孙袭爵。张士贵去世后，唐高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赠辅国大将军，谥号曰襄。并诏赠东园秘器，给以仪仗之荣，陪葬太宗李世民于昭陵。当朝宰相上官仪亲自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是在张士贵辞世1300余年后的1972年，才从陕西礼县马寨村昭陵张士贵陪葬墓中发掘出土的。《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共计3135字，对他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出自当朝权威人士之手，详细描述张士贵生平业绩的唯一的第一手史料。因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其作者。

上官仪，字游韶，唐陕州县（今河南三门峡）人。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中有《上官仪传》。贞观元年进士，初被唐太宗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曾参与修撰《晋书》。龙朔二年（662）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成为当朝宰相。上官仪工五言诗，辞藻华美，对仗精工，士大夫争相仿效，对唐代律诗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史称“上官体”。

上官仪撰写的张士贵墓志铭于1972年出土后，引起史学界极大关注，国家级权威刊物《考古》于1978年第3期，全文刊登了张士贵的墓志铭。山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张海瀛在其《唐名将虢国公张士贵及其家族》一文中认为，上官仪作为一名参与制定国家决策的高级官员和具有影响力的大文人，亲自为张士贵撰写墓志，并且长达三千余字，这件事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张士贵地位的崇高和尊贵。

很明显，无论是新旧《唐书》，还是墓志中记载的大唐名将张士贵，与宋元以来的话本、戏剧中的张士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到目前为止，在所有正史及相关史料中，根本找不到张士贵加害薛仁贵的记载。可以说，话本戏剧中张士贵迫害薛仁贵的故事，纯属文学家戏剧家们的杜撰。

学者张海瀛就认为，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和戏剧中，把张士贵说成是旧势力的代表，编造了许多迫害薛仁贵的故事，所有这些，纯属虚构。这是文人学士为了通过讲述历史，影射和抨击当朝权贵而虚构的，都是特有所指的。

唐太宗第一次东征高丽，并未能完成他诛杀盖苏文，消灭高丽的夙愿。虽然取得了安市会战等一系列的胜利，但从战略上讲，这次东征是失败的，这也成了太宗的一块心病。当唐军从安市城撤兵时，唐太宗对薛仁贵说过这样的话：“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旧唐书·薛仁贵传》）

前边讲过，首次攻打高丽时，太宗急着用人，启用了一批宿将，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帅。因此战争的失利，太宗便认为“旧将并老”是原因之一。客观上讲，让已经60高龄的张士贵上阵厮杀，自然没有年富力强初出茅庐的薛仁贵勇猛。可是唐太宗对薛仁贵说的这番话，却成为了后世通俗小说和戏剧作家们贬低张士贵的口实。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隋唐话本出现的时期，正是北宋后朝、南宋以及明清交接之际。这几个阶段，正是中原和北方的民族关系异常紧张的时期，朝廷里的老将们为了保住自身的富贵和既得利益，往往妥协求和，不愿亲赴战场去抗击外族入侵，甚至压制那些主战的年轻将领。因此，针对这种现实情况，一些有正义感的话本和戏剧作家便“借古喻今”，不惜以杜撰的历史故事为切入点，以达到针砭时弊，抨击权贵的目的。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张士贵退休后，薛仁贵接替了守卫玄武门的重任。显庆三年（658），薛仁贵二次东征高丽时，张士贵已经辞世。因此张士贵对部下薛仁贵一直是信任并大力扶持的，不可能有加害之事。然而，薛仁贵的骁勇果敢，与张士贵的老迈体衰，正可以作为话本戏剧制造冲突形成对比的“切口”。于是，将张士贵喻为腐朽末落的老臣，而将薛仁贵塑造成力主抗敌的年轻将领的艺术作品就这样出笼了。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靠确凿的史实和可信的史料来支撑的。而文艺作品，包括话本戏剧则可以大胆想象合理虚构。但是这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就是文艺作品在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该以有史可查，有言（书）可证为原则，在重大事件和故事情节上不能无中生有，随意杜撰，否则，就难免因扭曲甚至篡改历史而造成新的历史冤案。

我国宋元以来的话本尤其是戏剧，以其通俗流畅、善恶分明、故事性强而深受普通百姓青睐。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在一些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创作中，作者为了迎合普通读者和观众的欣赏心理和审美习惯，往往会不顾历史事实，对人物进行黑白分解，将一部分人物作为反派，去映衬设计好的正面角色。如人们非常熟悉的杨家将的故事里，就大肆贬低了北宋名将潘（仁）美，将其描写成迫害抗敌保国的杨家将的罪魁。

历史是多元的，流动的，任何人包括史学家文学家，都没有界定或解释历史的终极权力。近年来“戏说”、“大话”历史的影视剧日渐多了起来，但无论怎么“戏说”、怎么“大话”，毕竟不应该脱离已有的历史史料，不应该脱离合理的逻辑轨迹。作为历史剧，当然不可能像正史那样一板一眼地讲述历史，是“剧”就有戏说的成分，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但对于真实的历史，我们还是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去谨慎对待，否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为我敢断言，戏说甚至戏耍历史的人，最终难免被历史戏耍。

史籍记载

虢州卢氏人，本名忽峍。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隋大业末，起为盗，攻剽城邑，当时患之，号“忽峍贼”。高祖移檄招之，士贵即降，拜右光禄大夫。从征伐有功，赐爵新野县公。又从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顾令卿衣锦昼游耳。”进封虢国公、右屯卫大将军。贞观七年，为龚州道行军总管，破反獠还，太宗闻其冒矢石先登，劳之曰：“尝闻以忠报国者不顾身，于公见之。”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者虢州卢氏人也。本名忽峍，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峍贼」。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右光禄大夫。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从平东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谓之曰：「欲卿衣锦昼游耳。」寻入为右武候将军。贞观七年，破反獠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后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后世纪念

张士贵葬于高宗显庆二年（658年），墓在陕西礼泉县，是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之一。出土随葬明器有瓷质、白陶质和红陶质三类，均彩绘或彩绘贴金。瓷质佣一共二十二件，全是男子骑马乐佣，马披鬃长尾。瓷质坚硬，白胎，表面施黄釉、白釉或豆青釉。釉上涂彩，黑冠，污靴，红衣，红马，马的鞍鞯和革带涂黑色，龙头上贴金。白陶佣一共二百零七件，胎质均洁白坚硬，表面施黄釉或白釉，男女的脸部涂有红、白粉。佣和动物的眉、眼、须都描黑，嘴涂朱色。在多数佣和马的身上加彩和贴金。女俑的衣裳和马的鞍鞯都描画，装潢得非常细致和精美。俑高度在20-40厘米之间，有男立俑、女立佣，女坐佣、男骑马文官佣、男骑马武士佣、女骑马佣。另有动物类如马、鸭、牛、羊、狗、鸡等。红陶俑一共九十五件，胎质均为细泥红陶，不施釉，彩绘比釉陶简略，不见贴金。有男立俑、女立佣、男骑马胡佣、女骑马佣，另有动物猪、驼、马、牛等。（《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3期）

公讳士贵，字武安，弘农卢氏人也。原夫玄珠洞鉴，希夷之道弥光；赤松轻举，神仙之风逾邈。华阳时秀，副车开渭渚之辞；京兆人英，亡箧劭汾阴之敏。落印以旌其德，传钩以启其祥。十腰银艾之荣，七珥貂蝉之贵。芬芳终古，草露沾而方葰；寂寥长迈，舟壑移而未泄。曾祖俊，后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大父和，齐开府、车骑将军。并雄武环杰，义略沉果。由拘表艺，横草擅功，守重萦带之奇，师仰投醪之惠。显考国，起家陕县主薄，后历硖州录事、参军、历阳令，寻以军功授大都督。干蛊有声，乡塾推敬。龙翰之姿，在尺木而将娇；骥足之径，居百里而未申。

公纳阴陆之金精，应文昌之宝纬。含百炼而凝质，绝千里而驰光；揭日月而傍照，怀风云而上耸。立言无玷，树德务滋，逸气掩于关中，神契通于圯上。扬名基孝，载深五起之规；约身由礼，克懋十伦之躅。熊掌之义，早殉于髻年；马革之诚，夙彰于廿岁。加以屈壮夫之节，尤缉睢涣之文；略非圣之书，方砺昆吾之宝。属炎精沦昧，习坎横流。火炎玉石之墟，龙战玄黄之野。公游道日广，缔交无沫，率闾左而儿聚，候霸上之祯祥。乃于枌闬之间，崤陵之地，因称大总管，怀义公。于是繦负波属，接析云归。于时王充窃号晋京，李密称师巩洛，闻公威武，将恃为授，俱展情素，形乎析简。公诮其穷井之微，鄙其挈瓶之懦，枕威蓄锐，深拒固闲。皇家发迹参墟，肇基霸业，讴歌允集，征怨在期，将指黄图，行临降水。公乃遣使输款，高祖深相嘉叹，拜右光禄大夫，锡赍优洽；并降玺书，裨定河南之境。公英谋雅算，喻伏波之转规；决胜推锋，体常山之结阵。肃清崤渑，系赖攸归。因统所部，镇于陕服，受相府司马刘文静节度。每陈东略之计，益见嗟赏。遂进下同轨，以置函州。又进击伪熊州刺史郑仲达，大败之，所在城聚，相继投款。高祖称善，赍缮彩千有余段，名马五匹，并金鞍勒百副。

义宁二年，隐太子之东讨也，以公材光晋用，誉重汉飞，战有必胜之资，威有惮邻之锐，授第一军总管，先锋徇地。灵昆平乐，开月垒而投（缺）（缺）路秋方，耀星旗而举扇。王充选其毅卒，折衄于前；李密简其劲骑，逋亡于后。军容之盛，咸所宗挹。频赍金帛，不可胜言。寻被召入京奉见，思贷绸缪，而备申诚款，载隆赏册，乃拜通州刺史。鸣谦自牧，坐树辞功。福润伫才，班条授职。薛举狼据北地，太宗亲总元戎，公先登之勋，有超恒准，赐奴婢八十口、绢彩千余段、金一百卅挺。方欲克定三川，敕还陕郛转漕。飞刍所寄，允兹简在，授上柱国。启八难以佐汉，开十册以平袁。升蔡赐之隆班，践昭阳之显极。武德元年，转运粮侍，至于渑池，王充将郭士衡等潜兵面至，公掩击大破之。二年，有贼苏经寇掠陕州之界，州将濒战不利。高祖闻之曰：“此贼非猛士无以殄灭”。命公讨焉。公智尽三官之端，威下九天之上。顾眄之顷，噍类靡遗。高祖又降书褒美。寻进击陆浑，授马军总管，经略熊州之地，至黄泽，遇王充统领马步五万，将逼熊州。虽众寡不仵，主客异势。牙璋狎至，羽檄交驰；三令五申，风驱雨迈。饮淇之众，反接辕门；倒戈之旅，泥首请命。而茅贼畴庸，抑惟恒序，赐爵新野县开国公，杂彩上驷并金鞍宝勒，敕曰：“卿宜自乘之”。丹石之心，上通宸照，青骊之贶，远逯军功。何小董据有虞州，兵锋甚劲。太宗董大军于百壁，将自图之，命公前击。算无遗策，战取先鸣，贼乃合其余烬，婴城自保，刘武周遣其骁将宋金刚等同声相援。金刚先有将卒，屯据翼城，与大军相拒，及是而遁，公从太宗并平之。广武之师，屡摧元恶；昆阳之阵，亟殄凶渠。既而朝于京师，命赏有逾常典。会朝廷将图嵩洛，敕公先督军储。太宗亲总戎麾，龚行吊伐。公投盖先登，挥戈横厉；屠城斩邑，涉血流肠。对武安而瓦落，俯秦坑而遑沸。窦建德鸣鐎汜水之东，王行本警柝武罕之上，于是料敌制变，箕张翼舒；鲁旗靡而俱奔，纪鄣登而咸缒。太宗特遣殷开山、杜如晦赍金银四百挺以赐之。乃以所赐分之麾下。

子罕之宝，终秘于灵台；王孙之珍，岂留于广庑。及东都底定，舍爵劳勤，录其先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除虢州刺史。露华巘于吏萌，游缛绵于仁里。一纸贤于从事，二天绝于故人。少选敕令入朝，宴赐华腆。刘黑闼称兵洺水，挺祸乱常。太宗折棰长驱，指期刷荡。后黑闼将数万众，密迩军幕，公率其劲勇，截其要津。飞镝星流，委甲鳞下。大憝既灭，懋赏斯及。复令公领兵与英公等安辑山东。徐圆朗以兖州举兵，公从淮安王便道击败。太宗征公于曹州奉见，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府僚之选，允归时杰。以公素啖威名，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太宗仪天作贰，丽正升储，风邸旧僚，咸栖鹤禁，除为太子内率。憬彼獯戎，侵轶关辅，骑屯镐派，尘拥渭滨。太宗遣公与将军刘思立占募将士，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有顷，拜右骁卫将军。九重清切，千庐严秘，典司周卫，实寄勋贤。

贞观元年，诏公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屯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六年，除右武侯将军。缇骑启行，鸢旌式道。威而有裕，俨以能温。桂府东西王洞，历政不宾，及在兹年，载侵边圉，敕公为燕州道行军总管。金邻之壤，封豨咸诛，石林之地，长蛇尽戳。无何獠又翻动，围龚燕二州，敕公使持节龚州道行军总管，途次衡阳，夷獠逋窜。乃授右屯卫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检校桂州都督，龚州道行军总管如故。悬旌五岭，立功百越。丝言荐及，丰泽仍加。其年，被召还京，依旧右屯卫大将军、北门上下。十二年冬，驾幸望云，校猎次于武功皇帝龙潜之所，令作武功之咏。凌云散札，与佳气而氤氲；涌泉飞藻，共白水而澄映。上览之称重焉。十五年，从幸洛阳，会薛延陀犯塞，奉敕于庆州镇守，后检校夏州都督。十六年四月追还，领屯兵如故。十一月，授兰州都督，又迁幽州都督。十八年，以遣去官。泊朱蒙之绪，玄夷之孽，背诞丸都，枭镜辽海。王师底伐，属想人雄，敕还辽东道行军总管，授金紫光禄大夫、洛州刺史。十九年，率师渡辽，破玄菟等数城大阵，勋赏居多，拜冠军大将军，行左屯卫将军。鸾驾凯旋之日，令公后殿，至并州，转右屯卫大将军，仍领屯骑。超海之力，气盖三军。横野之功，胆雄百战。绥遏之任，佥谐攸属，授茂州都督。雅邛等州山獠为乱，以为雅州道行军总管。军锋所届，膏原如莽；门骖晨溺，野磷宵飞。石纽尘坡，五丁之道斯顺；玉轮雾廓，二星之路载清。事平，拜金紫光禄大夫、扬州都督府长史。千圻奥壤，一方都会。引朝夕之洪派，疏桐柏之长澜。思涌观涛，歌兴伐枳。市狱晏而无扰，水火贱而盈储。吏金斯慎，丞鱼靡入，棼丝载理，夙著萌谣，交戟惟材，方劳帝念。

永徽二年，召拜左领军大将军。四年，累表陈诚，辞以目疾，因许优闲，尤加缛礼，授镇军大将军，封如故，禄赐防阁等，一同京官职事。六年，加以风疾。显庆二年，从驾东巡于洛，中使名医，旬月累至。而田豫鸣钟，庶优游于杖国；史慈嗟剑，遽冥漠于高泉。以六月三日终于河南县之显义里第，春秋七十有二。帝造深于寿器，鼓鼙之恨无追；朋情结于生刍，李桃之悲何已。赠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硖、岳、郎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缚绢布七百段，米栗七百石；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并给鼓吹往还；仍令京官四品、五品内一人摄鸿胪卿监护。易名考行，谥曰襄公。礼也，粤以其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乙酉朔十八日壬寅葬于昭陵。谷林之下，寒霰集于原阡；桥岭之前，凄吹愤于滕室。惟公气掩万人，夙表鹰扬之势；誉驰三辅，先标鸿渐之姿。举烛齐明，拂钟比锐。门光揖客，家盛文朋。被忠信之介胄，涵仁义之粉泽；擅兵机之三术，殚武略之五材。射隼开弦，飞声于相圃；雕龙抚翰，激韵于汉台。外总班条，八司悬（左盾右犬）。全德具美，罕伦当世。幅巾在饰，临玉树于长筵；碉戈靡驻，坠壁辉于悲谷。嗣子右屯卫郎将仁政等，礼绝趋庭，哀深望岵。衔索易朽，负米何追。惧孤竹颓陇，自灭成楼之气；拱柏摧薪，谁分夏屋之兆。故勒兹玄础，永劭徽尘。其铭曰：

轩丘构绪，开地分枝。通侯比躅，英衮连规。龙光照辉，鼠珥参差。长发垂祉，世济标奇（其一）。

曰祖惟考，毓德果行。武库森沉，文河镜净。蒙剑留说，单琴宣政。凤穴开灵，芝庭行庆（其二）。

於铄志士，矫然秀出。基忠履孝，含文抱质。度埒黄陂，爱均赵日。昔逢世故，退潜名实（其三）。

黄星发贶，玄石表图。龙飞天极，凤翥云衢。爰兹烛水，投谒汾隅。荐臻玄泽，亟奉明谟（其四）。

十守惟平，四证以肃。绿林遽剪，黑山旋覆。声驰智勇，效光神速。行绝云霓，方骞陵陆（其五）。

剖符命驾，细柳开营。紫骝激响，朱鹭凝清。嬉游东第，驰望西城。举盂陶赏，写翰绿情（其六）。

投绂素里，挥金卒岁。握椠怀铅，纫兰扈薛。奄谢东岳，长归北帝。石阵空留，铜铭永瘗（其七）。

阳陵甫窀，庐山墓田。行楸孕月，双表笼烟。警茄流喝，回旆联翩。图徽云阁，千祀方传（其八）。

太子中舍人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制文梓州盐亭县尉张玄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