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师助剿（借师助剿）

简介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王朝即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于1862年2月8日（同治元年一月初十）颁发上谕，正式做出了“借师助剿”（1），即借用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帮助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决策。这在当时，显然是异乎寻常、极其重要的决策，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与英、法侵略者刚刚兵戎相见，又立即握手言和，进而借用敌军镇压人民起义，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归根结底是由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决定的，是封建统治集团急于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摇摇欲坠反动统治的一种本能反应。

原因

晚清统治集团之所以在转移打击重点之后，立即“借师助剿”，根本原因是深感自身虚弱，急需外力扶持。

借师助剿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决定借师助剿之前，某些地方官绅早已在本地区推行这种政策。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人民起义的壮大，一些地方官绅为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和政治权势，已开始借用外国军队助剿。早在1852年，太平军攻打楚南之际，已有人提出请洋人“入江助剿”（3），后因两江总督沿江阅兵而中止。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后，英、法侵略者虽表面宣告“中立”，地方官绅仍千方百计请英、法、美等国向小刀会施加压力，并由法军用大炮轰击上海县城，加速了小刀会起义失败。不久，两广总督叶铭琛又请英国侵略军协助镇压当地人民起义，使其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关系中一种微妙的变化，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官绅在人民起义打击下，为维护自身权益所表现的新动向，从而显示了清政权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晚清中央之所以做出“借师助剿”决策，正是地方官绅长期以来“请夷助剿”方针的延续和发展。

1861年，太平军东进江浙，兵锋直指上海之际，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一片恐慌。主持军务的恭亲王奕？奏称：“上海为南省税务总汇之区，浙江宁波、杭州失陷以来，上海有岌岌莫保之势，且其地为中外杂处，万一发逆与外国勾通，则上海必不能保；上海不保，则税项无出，军需不继，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况闻发逆制造战船，为纵横海上之计，更恐滋蔓之势延及北洋三口。天津密迩京畿，万一再有变更，办理尤为棘手”（4）。这里，清廷首先注重的是财税及由此而牵动的东南战局；进而怕太平军象洋人一样纵横海上，进攻北京。其惊恐之态，跃然纸上。地方官绅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更为担忧。在官者有守土之责，失守之罪固不待言；在绅者，身家性命所系，心情尤为急切。五口通商以来，上海迅速成为中外杂处的大都市，中外富商云集；在人民起义打击下，江浙地主豪绅又多逃往上海自保，遂使其地成为中外反动势力麇集之所。太平军进军上海，击中了反动统治阶级要害，当地官绅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一是派人赴曾国藩大营请师东进；二是频频与驻沪英、法文武官员接洽，“请师助剿”，很快在江苏巡抚薛焕支持下，形成中外会防局面。清廷立即予以支持，并不等总理衙门与英、法公使筹商出结果，即以军务至紧为由，着薛焕会同当地士绅直接“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并声明：“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5）。这一决定，遂使“借师助剿”政策由地方上升到中央，使清廷由默认地方暗中进行发展到公开支持地方实施。

清廷之所以急于“借师助剿”，还在于对刚刚罢战的英、法侵略者怀有难于启齿的恐惧，期望它们由“中立”，变为太平军的仇敌，成为清廷剿杀太平天国的帮凶。自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来，确有一些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等出入太平天国领域，有的刺探太平天国情报，有的想在太平天国攫取权益，有的则帮助太平天国购置军火器械，甚至有的与太平军并肩作战。不过，此前限于英、法等国“中立”或与之处于交战状态，清廷只有暗中防范或制造事端挑拨离间而已，对外国人在太平天国的活动却无可奈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俄等国军队纷纷表示愿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天国，清廷上下立即将其作为难得的机遇紧紧抓住。清廷认为“今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是大好时机，“自应姑允所请，作为牢笼之计”（6），迅速派奕?、文祥等与各国公使筹商。地方大员曾国藩等也认为太平天国“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7）。目的在于既免腹背受敌，又可借助洋人力量从中渔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为清廷实现“借师助剿”提供了可能。中外《北京条约》的签定，使英、法、俄、美诸国攫取到一系列特权，中外关系趋于缓和。侵略者深悉清廷的虚弱，为使条约上的特权得以尽快兑现，不仅要继续对它施加压力，而且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扶持。因为，不少地区处于太平天国统治之下，如果不扶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许多权益就难以兑现。因此，《北京条约》签定后，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对策由“打”转为“拉”，公开撕去“中立”伪装。它们有的馈赠枪支，有的帮助训练军队，有的露骨地表示愿出师助剿。特别是太平军攻打上海，严重触犯了侵略者的既得利益，他们遂公开与清政府站到一起围剿太平天国。

作用

清廷“借师助剿”的作用不言而喻。首先，它请英、法、俄等国军队及其洋将统带清兵帮助守卫了视为东南命脉所系的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进而由清军统带常胜军、常捷军及中英混合军等在1862年至1864年间先后进兵江苏、浙江，占领宁波、慈溪、余姚、上虞、绍兴、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杭州、常州等地，使清廷稳住了东南阵脚，保住了膏腴之地，同时使曾国藩湘军得以在西线从容布置，进军金陵。太平军不得不在东西两线迎敌，受到中外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最终归于失败。因此，“借师助剿”使清廷得以借助外国军事力量，缩短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巩固了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借师助剿还巩固了列强在华地位，扩大了其在华影响。侵略军来华“助剿”，往往擅自募勇、扩军，我行我素，不听调遣，从而严重侵犯了清廷主权。洋军洋将的专横跋扈及纵容华人士兵滋事等行径又大大影响了社会风习。左宗棠当时就指出：“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兵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骛，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骛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23）。这种状况使清廷担忧不已。“借师助剿”期间发生的“阿思本舰队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列强妄图控制我国军队，特别是海防的狼子野心。因此，清廷“借师助剿”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侵略者气焰，也使社会中一些败类聚集于外国势力之下，依势横行，以图富贵，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扩大了中外矛盾，使列强巩固了地位、扩大了影响。尽管这是腐朽的清王朝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上述事实却是不能不正视的恶果。

值得注意的是，借师助剿使清廷上下对洋枪洋炮、洋式练兵的作用、威力等得到进一步了解。

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以敌对交战的方式使清廷领略到洋枪洋炮厉害的话，那么借师助剿则使清军将士得到与洋人“并肩”战斗中实际观摩、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机会。早在筹划借师助剿决策时，曾国藩即指出：“此次款议虽成（按：指中外《北京条约》），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久利”（24）。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重要实践者，他一到上海即发现外国落地开花炸弹为神技。不久，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巧妙用，亦未曾见”（25），因此，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26）。此后，李鸿章即开始购置外洋军火，雇募巧匠，逐一研究仿制，并建议清廷仿制外国船炮、培育相应人才。在中央主政的奕？遂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主张，特别强调：“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27）这种上下大体一致的认识，很快使清廷在沿海沿江用兵省份及京师兴办起以自强为目的的军火工业。随后，又兴办起与之相关的交通、矿务等民用工业及各类新式学堂。因此，清廷在借师助剿的同时，又暗中开始了学制西方船炮、技艺，兴办新式工业乃至借用外国科技、管理和翻译人才，传授知识，希图“自强”的过程。清廷也从“借师助剿”实践中摸索到一些借用和控制外国人员的办法。凡此种种，不能不认为，清廷的借师助剿又成为它得以兴办“洋务运动”的一个契机。

注释

（1）（5）（9）（15）（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第3、1、28、2页。

（2）（10）（24）同上，咸丰朝，卷七十一，第2674～2675页、2667～2669页。

（3）夏燮：《中西纪事》，卷十一，《五口衅端》。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

（6）（7）（8）（11）（13）《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154、2156、2394、2060、2388～2389页。

（12）（1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18～19、14～15页。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

（18）《曾国藩全集》，奏稿五，附录廷寄。第2638页。

（19）（2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第41页。

（21）《左宗棠全集》，书牍，卷六，第35页。

（22）《清穆宗实录》，卷五十一，第1394页。

（2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第28页。

（25）（2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第46～47页。

（2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2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