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天津武备学堂创办人）

人物生平

1837年生于安徽建德(今东至）。

1860年被人推荐至湘军祝姓营务处帮办文案；次年至安庆，入李鸿章营中帮办文案，后因得李赏识，被擢为随营总文案。

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翌年，被擢为随营总文案，携护巡抚印信，随李鸿章率淮军进攻苏、常等地太平军，并参议军务。^[1]

1865年经李鸿章保荐，先以知县候补江苏，旋又以直隶州知州候补江苏；次年，入金陵善后工程总局办事；又过了二年，经曾国藩、李鸿章荐保，以知府候补江苏。

1870年李鸿章由湖广督直，招周馥任事；次年春，周馥抵津，恰遇永定河连年决口，因治河有功，乃于1872年奉旨以道员留直隶补用。此后二十余年间，任官直隶、山东、屡次办理河工，积累了一整套治水的经验。

1873年9月奉旨加按察使衔；次年，奉旨加二品衔。

任两广总督时镇压革命党的周馥(左二)

光绪八年三月李鸿章丁母忧回籍，遗缺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因诸务生疏，遇事多同“从淮军久”又与诸将士融洽的周馥磋商，依为臂助，故保奏他以津海关道会办天津营务处兼北洋行营翼长，负责襄办交涉、营务及海防诸事。

光绪十年夏中法战争爆发，沿海防务吃紧，清廷命李鸿章派专员负责在渤海湾海口一带加强防务。李鸿章即以周馥“随营多年，熟谙工程，究心韬略”，奏委他督办此事。周馥从五月至七月，终日奔驰于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联络营将，会督地方文武，编查民船，严禁接济勾结等弊”；一面督同各处将领，认真勘察各港湾炮台，并绘制北洋地形总图，又绘制大沽、北塘、营口、旅顺、大连、烟台、登州七处要塞分图，并制成部分模型，以供进呈。

是年，周馥又会办电报局事务，经手创办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翌年夏，奉委筹建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创办武备学堂之始”。十月，参加中法议订中法商民在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光绪十二年春周馥禀请李鸿章在天津建集贤书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文博书院，以培育精通外语人才。四月，总理海军事务醇亲王，奉旨巡阅北洋海防，扈从文武官员及舆仆人等230余人。李鸿章对醇亲王进行隆重接待，凡阅操一应事宜，悉由周馥筹办。周馥不仅对各种接待礼仪、膳宿安排、巡察路线、阅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还随李鸿章陪同醇亲王至大沽、旅顺、大连、威海、胶州湾等巡视，检阅海军实弹演习，并参议防务诸事。同时，他还亲自撰写了数万言的《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逐日详细记述醇亲王巡阅的全部活动。对于周馥筹办的这次巡阅安排，醇亲王甚为满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留直隶补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以时接济兵船所需”，即禀请创建唐胥铁路，开中国商办铁路之始。后又奏请创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办完成天津至西林段工程建设。

八月，户部以津海关“洋药税厘箱数不符”，奏参将周馥“严议革职”。李鸿章对此非常气愤，认为是户部有意对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关征收洋药税厘“箱数并不短少”，“查明并无弊混”等情，奏请撤销参案。同时李鸿章致信工部、吏部尚书，说明情况，希望主持公道。后在李鸿章的力保下，对周馥的参奏被撤销。十月，周馥调署长芦盐运使。

光绪十四年三月升任直隶按察使。奉委会同海军统领丁汝昌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六月，入京陛见时，醇亲王也多次接见他，详细商讨海军章程等事。次年四月，“户部以直隶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粮，不如清查归公，以补缺赋”。李鸿章即委周馥会同藩司松椿，筹设直隶清赋局，制订“清赋章程”，切实调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赴旅顺验收船坞工程，以督饬洋员船坞按期竣工，奉旨赏头品顶戴。翌年，周馥随同李鸿章视察北洋海军，他深感时事艰难，一旦发生战事，防务堪忧。有鉴于此，他曾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他认为朝官皆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毫无远虑，若情扩军增费，“必谓劳费无功”，若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若乘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同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李鸿章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这些顾虑，不幸被三年后的甲午战争所验证。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饬李鸿章“派兵往剿”，周馥曾就战守之策，向李鸿章“力陈三事”，均被李鸿章采纳。平壤、黄海之役后，李鸿章制订了旨在防御京畿重地、东省根本，然后厚集兵力，规复朝鲜之地的作战方阵，被光绪帝批准。李鸿章即委周馥“总理前敌营务处”，周馥于八月初二日离津，经山海关，于二十三日抵沈阳。此时，各军由朝鲜败退，海防吃紧，粮饷不济，李鸿章又委周馥兼“总理后路粮台”。周馥即在凤凰城、辽阳州等地设局转运粮械，并亲至摩天岭、营口等处收集溃勇，调护诸军。十月，由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周馥又赶往前线筹办饷械转运等事。但由于“军械粮饷，转运采买，萃于一身”，而“各军无主帅，亦乏粮械，节节败退”，“若将饷械送前，恐军败资敌，存后又难以时接济”，故周馥深感忧虑，以至成疾。翌年正月，李鸿章把他调回天津，前敌运务交给袁世凯接办。《马关条约》签订后，周馥“自请开缺”，回籍养病。

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周馥曾写有《感愤诗》五首，以抒发胸中的怨恨与悲愤。其中有：

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自古师和方克敌，何堪病急始求医！

西邻漫恃和戎策，东海宁逢洗辱时；蠢尔岛夷何负汝？茫茫天道意难知。

周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鸿章电招周馥“赴山东襄黄河工程”。次年二月，入京召见。慈禧问及中日之战失败原因时，周馥则将“户部铿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又说“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但“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慈禧听罢，无言以对，只有长叹。这次召见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议，但因“有阻之者”而搁置。李鸿章对此甚为气愤，曾与友人言：“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年老，负此君矣。”遂密疏荐之。八月，周馥简放四川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光绪匆忙逃亡西安，命李鸿章与庆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以直隶藩司迁雍被联军杀害，即奏调周馥为直隶藩司，负责“办理京畿教案”。旋又奉旨随同办理议和条款，直至《辛丑条约》签订才回本任。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在保定接“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后，匆忙赶往探望李鸿章。“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李鸿章的去世，周馥悲痛万分。回想三十余年相随，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种始终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铭感肺腑，一旦永诀，岂能忘怀！他曾赋诗咏志，以示纪念。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直隶总督遗缺，清廷即命周馥护理，直至袁世凯到任接篆，才回其布政使本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因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渝铁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济南接巡抚印。时值黄海水涨，惠民、利津等县河堤多处决口，他督率官民筑堤防堵。又因中日战时，德国乘机强租胶州湾，并私修胶济铁路，霸占沿路矿山。周馥以奏开济南、周村两处商埠相抵制，经交涉，德国被迫撤去沿路驻兵，归还矿山。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次年十一月，因上海英国副领事无故判押华人官眷，并唆使印度巡捕打伤差役，激起民愤，引起互斗，结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国人被打伤；12名华人被杀，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办，组织会审公堂审理。他一面缉拿肇事人犯，安抚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将应撤副领事、应征西巡捕两事移交外务部处理，事乃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就医”。

周馥像

主要成就

同治元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防御太平军攻打上海，奏派李鸿章统率淮军开赴上海。旋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即派周馥办理文案。翌年，李鸿章率淮军进攻苏、常等地太平军，周馥携护巡抚印信相随，并参议军务，以军功保奏知县留江苏补用。

四年（1865年）四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奏保周馥以知府留江苏补用。六年（1867年）冬，李鸿章奉命督师，赴河南、山东对捻军作战，周馥因襄办金陵善后工程局事务及丁父忧，未能随往。

周馥

周馥曾在直隶为官二十余年，凡遇水患，无不参予筹划治理。他深知直隶水患以永定河最为难治，“河十年八九决，每塞决费多或二三十万，少亦十余万，豁粮办赈又数万，历任直督苦之”，他认为要根治永定河水患，与之相关的河流也必须同时治理。因此他还对天津、通州等地河流进行治理，结果使直隶水患大为减轻。

轶事典故

山东巡抚周馥与英国驻威海卫专员骆克合影

据《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载陈钧成撰《周馥轶事》称

“

”

1902年4月周馥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履新后多方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同时对德治青岛颇感好奇，遂主动提出前往一看究竟。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闻后颇感意外，在致德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张汝梅、毓贤和袁世凯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胶澳租借地访问。周馥是在1902年岁末到访青岛的，“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胶澳志》）。这件事也留在了一个家族的记忆中，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周一良的追述是

“

“

”

视察青岛期间，周馥参观了礼贤书院，他对新式教育颔首，并允诺学生们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周馥此番礼贤书院之行，在以后开启了周家与卫礼贤家族几代人的友好。这种友好，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德友好的佳话。

周馥还“召集华商温语宣慰”，向他们谈了旨在促进青岛与山东商业贸易关系的措施、德国在济南设立领事馆的意义以及派遣一名官员前来调解当地商人与山东商人之间争端或处理诉讼案件的设想。

“访问期间，举行了几次政治会晤，周馥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鉴于机构联系缺乏，周馥提出通过外交访问方式弥补。”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在其所著《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一书中如是表述。

周馥返济不久，德国驻济南领事馆设立，这无疑是青岛之行的后效应。

而且，双方还在防治鼠疫方面进行过有效合作，堪称典范。日本人田原天南在《胶州湾》一文中称，1911年1月中旬，山东发生鼠疫，胶澳当局“至为尽力”，两个月后完全扑灭疫情。时任巡抚孙宝琦特以公函表达谢意，“山东省内死于鼠疫者为300人，如果不是胶州总督府防疫措施得宜，恐将出现10倍如此的病人，必将出现惨情无疑。”

青岛首行，周馥传递给德国人的不只是双方“外交访问”、“礼贤书院学生直升山东大学堂”等利好信息，他还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原先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状态的基本意图。”周馥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当他把这一观点以更明确的方式传达给青岛的中国商人时，“特鲁泊不得不加以干预了。”尽管特鲁泊提出异议，周馥仍坚持己见。他在1902年12月31日奏折中有明确的体现：“胶澳租借地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捣乱分子煽动暴动。必须派遣一位能干的官员前往租借地附近地区，在当地居民中重新建立保甲制度，与德国人澄清存在的外交问题，谈判法律条文的进一步补充。”

显然，周馥的观点还是在青岛产生了“离心力”作用——特鲁泊曾在致德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租借地中的中国居民把济南当局视为自己的代表，并且与它进行密切合作。”

文史专家、青岛市档案馆社会宣传处处长周兆利对此评价说，周馥是在看了德国人在青岛的施政，确切地意识到历史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再因循下去，必须学习德国人，理性地与外国人竞争。所谓“相维相制、观摩受益”，青岛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山东的全面对外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非主动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历史就是如此。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说，1902年12月，胶澳总督府翻译（慕兴立）和民政官员维尔茨前往济南旅游。回青岛后，他对周馥制定的若干计划做了详细汇报，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小清河工程，其目的是改善山东基础设施，使之可以与青岛海港和胶济铁路抗衡。在任期内，周馥修建公路工程，力图把铁路沿线停车点和传统的交通道路连接起来。为防止德国人垄断，周馥还从省金库拨款向矿山投资，由此而形成的与山东矿务公司的竞争，成为后者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

周馥还动员中国资本家向德国项目投资，其全部措施均追求一个明确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工业和商业关系，对德国人加以控制。”在1902年12月的奏折中，周馥表示。周馥抵制德国经济渗透还有一个重要战略规划——顺应呼声，设立“自开商埠”。

1903年9月原驻德公使吕海寰在奏折中倡议“广开商埠”，在朝野中引起关注。

周馥

1904年5月19日清廷接受袁世凯、周馥的奏议，批准济南、周村、潍县自开商埠，参照岳州、秦皇岛等地开埠章程。随后，《济南商埠开办章程》《济南商埠租建章程》和《济南商埠巡警章程》等制度相继出台。三项《章程》涉及行政、税收、司法、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分埠和经费筹措等诸多方面，内容具体、细致，为商埠的开办提供了可行的操作路径。

1906年1月10日，济南商埠正式开放。此时，周馥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数年后，“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中心，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1912年中华民国新立，当时已卸任两广总督近四年的周馥举家迁居青岛，居住在湖南路与蒙阴路路口的大宅门。这年9月，孙中山来青岛，身为三江会馆馆长的周馥备下敞篷四轮马车，供孙中山乘坐四处参观、演讲。

1913年周馥给卫礼贤介绍了一位中国老师，这就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一个对卫礼贤的译经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风雨欲来时，由于对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举家迁往天津。七年后，因干事周详得力，曾获晚清股肱之臣李鸿章“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政有魄力”评价的周馥以84岁高龄在津门辞世。

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前排左四）巡访青岛

家族成员

人物评价

以传统中国文化所颂扬的道德情操为基准，周馥无疑是道德高尚之人。对朋友与“伯乐”李鸿章的绝对忠诚，使他在帮李鸿章协办洋务的过程中不畏艰险、任劳任怨，客观上为国家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都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周馥书法

以下是时人对周馥的评价：

“于洋务、商务，均能相度机宜，随同悉心筹画，有裨时局。”

——李鸿章

“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

——《清史稿·周馥传》

“开兴济减河，灌小站，辟营田数千顷，实行军垦，利赖至今。”（说的是周馥治水的功绩）

——《周馥生平述要》

史籍记载

《清史稿·周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