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税,也称为“货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这个财富增加方,通常是指政府。财富增加的方法,经常是增发货币,当然也有其他方法。

中文名

铸币税

外文名

Seigniorage

别名

货币税

表达式

S=(Mt+1-Mt)/Pt

作用

政府弥补财政支出的重要手段

实质

发行货币的收益

简介

简单地讲就是发行货币的收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印刷成本也许只有一美元,但是却能购买100美元的商品,其中的99美元差价就是铸币税,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使用别国的货币,就是主动放弃了大量的财富。[1]

需求曲线

金币之类的足值货币,包含着价值上同硬币面值大致相当的金属。在金本位制下,黄金可以随意送到造币厂铸成金币,只需为这一特权支付少量铸币税。相比之下,辅币和纸币的成本则比它们的面值要小得多。通货的币面价值超出生产成本的部分也被称作铸币税,因为它在早先时候属于发行的封建领主或统治者。

现代政府使用纸币以取代足值硬币,产生资源使用方面的巨大节约,否则将大大增加金属的开采与熔炼。这种铸币税的价值可通过把货币的总需求量曲线当作利息率的函数来衡量。在这个需求曲线以下的范围代表在某些假设下因拥有通货而获得的总的社会利益。持有通货的社会成本则用该通货所含资产的机会成本来衡量。如果黄金被用为通货,把它们移作其他用途时,其机会成本则将用所可以获得的利率来计算。因此,在需求曲线以下介于市场利率和供给纸币的成本之间的范围,可表示铸币税或用纸币代替黄金所增加的社会节约。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黄金仍然在国际储备中占有很大部分,约占总储备的1/3。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建立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或美元之间的信用资产采取代黄金,将会产生以铸币税形式出现的大量社会利益,其数量等于资产的机会成本减去为提供该信用资产所花成本的部分,包括向储备财产持有者支付的利息。

铸币税

正是这些巨额铸币税收益的存在,导致了金汇兑本位制的发展,在这种本位制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英镑,战后是美元和其他货币在国际储备中取代了黄金。假如向美元的财产持有者支付低于市场利率的利息,铸币税将被发行者和持有者瓜分。

人们经常建议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进一步以信用储备资产取代黄金。1978年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二修正本就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但是,在这方面至今少有进展,因为根本问题在于人们对发行者的财政殷实程度和持续的政治稳定性是否信任,以及他们是否始终愿意长期将储备资产兑换成可使用的通货。在国家货币体系中,名义货币的使用给中央货币局带来了铸币收益税,可被中央政府挪用作为收入来源。如凯恩斯(Keynes)所说,“在别无他法时,一个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生存下去”(凯恩斯,1924年)。

定义

硬币

铸币税的英文为Seigniorage,是从法语Seigneur(封建领主、君主、诸侯)演变而来的,又称铸币利差。《美国传统词典》进一步将其解释为通过铸造硬币所获得的收益或利润,通常是指所使用的贵金属内含值与硬币面值之差。因此,铸币税并不是国家通过权力征收的一种税赋,而是铸造货币所得到的特殊收益。

在金属货币制度下,铸造货币的实际成本与货币表面价值之差归铸币者所有的收入。铸币者取得的该项收入被称为“铸币税”。在纸币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取得全部收入。它的价值计算公式是:S=(Mt+1-Mt)/Pt式中,S为铸币税;Mt+1为t+1期的货币发行量;Mt为t期的货币发行量;Pt为t期的价格水平。

狭义定义

由于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货币,铸币税仅仅指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交中央财政的利润,亦即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创造过程中运作资产负债的利息差减费用,这里的费用包含货币发行费和中央银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开支的业务及管理费用。由于经济运行对通货的需求,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将稳定地运行和扩张,运作资产负债的利润也会不断地增长,即使货币发行额不增长,中央银行通过对基础货币存量的运作,同样可以取得收益。

广义定义

铸币税应该是泛指政府从货币发行中获得的收益。这里说的货币发行,不是指现金发行,而是广义的货币创造,属于现代货币银行学和理论经济学中的范畴。它包括:

1、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交中央财政的利润(创造基础货币过程中展开的资产负债利息差减费用)。2、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通过购买国债向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购买国债也是商业银行资产运作的一个主要方式。

3、财政直接发行通货所获得的收益。在一些国家如:美国,主币由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硬币及10美元以下纸币等辅币由财政部发行,辅币约占货币发行总额的10%。我国则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主币和辅币。

发展历史

货币金融史上,铸币税的涵义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实物货币

时代

在用贝壳等实物当做货币的实物货币时代,铸币税并不存在。因为贝壳这类东西,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制造的,它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取得。

金属货币时代

铸币税是铸造货币所得到的特殊收益

(一)金属货币时代早期,货币以等值的黄金或白银铸造,其本身的价值与它所代表的价值是相等的,铸币者得不到额外的差价收入,铸币税实际上就是铸币者向购买铸币的人收取的费用扣除铸造成本后的余额(利润),该利润归铸币者所有。

(二)到了金属货币时代的中后期,货币铸造权已归属各国统治者所有。统治者逐渐发现,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使低于它的面值,同样可以按照面值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于是,统治者为谋取造币的短期利润,开始降低货币的贵金属含量和成色,超值发行,即所谓的“硬币削边”。这时的铸币税实际上就演变成了货币面值大于其实际价值的差价收入。这种差价越大,铸币税就越多。当然,铸币税不是无限的,因为货币的铸造数量要受到贵金属产量的限制。而且,当货币的面值较大地偏离其实际价值、货币的铸造数量过多时,还会造成货币贬值,从而迫使铸币者提高货币的实际价值。

信用货币制度

时代

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低成本的纸币取代了金属币,而且,随着信用货币的出现,纸币也仅占货币总量中的一部分,因此,铸币税的内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获取方式

在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获得铸币税。

其一,在通货膨胀率为零的条件下,国际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不断下降,社会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增加,使民间部门向中央银行出售外国资产以换取本国货币,中央银行就可以通过印制钞票换取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获取铸币税。

其二,执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当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时,随着国外价格的上升,由购买力平价理论导出国内价格也将会上升,名义货币余额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就会产生,中央银行通过适量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价格上升,使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随着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收取了铸币税,并不减少任何储备。

其三,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引起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的同步增长时,如果中央银行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社会对实际货币的增长需求而不出现超额供给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取得铸币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其四,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商品供给过剩且存在失业时,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如果央行所增加的货币供给恰好能满足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建设所引起的实际货币的超额需求时,就不会出现货币的超额供给,政府也可以由此而获得铸币税。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把征收铸币税作为一项财政收入,但不同的国家征收铸币税的数量各不相同。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美国每年所征收的铸币税占GDP的比重为1.17%,英国为1.91%,法国为2.73%左右。当政府部门入不敷出时,通常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偿付赤字:一是向公众借债;二是消耗外汇储备;三是印制钞票。

征收条件

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绝对不能是小国;

第二,该国的货币必须是自由兑换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元,美国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全世界都在用美国的货币,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比如说本来要发行40万亿美元,美国可以发行80万亿美元,其中40万亿美元就是美国的铸币税。

作用

铸币税是指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而获得的收入,它是政府弥补财政支出的重要手段之一。许多经济学者都强调了铸币税在政 府融资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除了依靠税收,国债和外债之外,更多地采用征收铸币税的手段来为政府融资。据测算,1960年-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铸币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6.1 % ,之后的1973年--1978年期间,铸币税收入占发达国家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为5. 9 %;另据测算,1971年-1990年期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铸币税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0. 5 %。可见,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铸币税收入已成为弥补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来源。

利弊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铸币税对一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优点

对铸币税进行合理的征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提高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并能有效地克服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的通货紧缩,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有美国、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家。[2]

弊端

另一方面,对铸币税这一工具如果运用不当,超量征收,则会因货币的超量发行而造成经济中需求过旺,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国家有20世纪8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在社会需求不足的紧缩时期,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弥补财政赤字,增加内需,也可以用作中央银行扩张货币的一种工具。与已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铸币税既不仅仅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也不完全是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在紧缩时期征收铸币税,其本身就是一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组合过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