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

发展过程

转基因技术

1966年，美国科学家尼伦伯格(Nirenberg MW)等破译了全部遗传密码，宣告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随着DNA限制性内切酶和DNA连接酶等工具酶的相继发现，为体外遗传操作提供了便利的工具。

1972年，美国科学家波义尔(Boyer HW)和博格(Berg P)等成功实现了将不同来源的两段DNA拼接在一起的工作，标志着DNA重组技术的诞生。

1974年，莫洛(Morrow JF)等率先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真核生物基因。

1978年又实现了人脑激素和人胰岛素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

1983年，科学家首次完成了对植物(烟草)的遗传改造。

技术原理

转基因即将人工分离、修饰后的D N A、基因导人生物细胞基因组，在导入基因表达的影响下，原有生物体的性状也会发生变化。转基因技术是指将一种生物的优良基因利用基因重组原理整合到另一种生物的基因组里，从而使获得优良基因的生物的基因得到改善并能进行表达和遗传，进而使生物获得优良性状如抗虫性、抗逆性、抗倒伏、抗盐碱性等。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运用在转基因育种方面，我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一向重视，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转基因技术的利用可以有效地缓解环境压力和经济压力。如作物的抗虫性可以减少农药使用、间接保护环境，耐除草剂性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进而提高粮食产量。

技术分类

植物转基因技术是采用克隆等方式，在受体细胞中置人外源DNA，代表性的使用方式如载体介导法、DNA直接摄取法。当前，应用最广泛，效果最理想的就是农杆菌介导法，该种方式是利用发根农杆菌等作为载体，在植物细胞中植入农杆菌，以实现细胞转化的目的。

显微注射法就是利用玻璃针将DNA注入到动物胚胎细胞核，再将DNA移植到动物体，使其正常发育，是早期常用的动物转基因技术。体细胞核移植法就是先在体外来培养细胞，筛选优质基因，再将其移植到卵细胞，再移植至母体之中。

技术优点

1.食品质量得到改善：转基因产品具有一定的抗逆性，部分生物属性得到加强，提高了食品的口感质量和营养价值，且某些具有抗虫性的植物不仅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还可以保证食品表面无毒无公害，不会在人体内造成农药积累。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因为食用转基因产品而引起疾病的案例，我国获批的转基因水稻在历时十余年的安全性评价中均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某些转基因农作物的食品安全评价指标甚至高于国际标准。

2.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显著成效：我国种植的转基因具有抗虫性、抗旱性、抗盐碱性，使得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并且种植转基因水稻所存在的负面影响可能远远小于种植非转基因作物。未来，“生物农业”的优势将远远超出“化学农业”，这趋势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3.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在社会经济方面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物质生产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质量提升的新动力。同时转基因技术在医药领域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以转基因技术为主导的健康产业将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支柱性产业。在社会文化方面，转基因文化也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技术应用

目前，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医药、工业、农业、环保等领域。

医学中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范围很广。动物转基因技术可以创造诊断和治疗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可克服单纯依靠自然突变体的局限。转基因技术还应用于蛋白质多肽药物的生产，如生产胰岛素、干扰素，免疫球蛋白、红细胞生长素、尿激酶、人血红蛋白、人表皮生长因子,、粒细胞等等珍稀药物；还可利用动植物生产疫苗，主要包括乙肝表面抗原基因，口蹄疫病毒蛋白 基因，狂犬病病毒G蛋白基因等。转基因植物还可以生产功能性抗体以及生产工业上常用的糖类和工业用酶和脂肪等。

工业领域的应用主要指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主要包括(1)对工业发酵食品菌种如酵母菌和乳酸菌的改良；(2) 生产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3) 制造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保健成分或有效因子，携带不同目的基因的转基因动植物可以成为人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资源丰富的药库。

转基因生物技术可以加快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增强抗病性、增加产量、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能力。目前全世界进入田间试验的转基因植物已超过500种，但国内转基因食品的范围还比较小。

①将抗除草剂基因转入到栽种的作物里面，能有效地防治田间杂草，保护作物免除药害。目前从植物和微生物中已克隆出多种不同类型抗除草剂的基因。

②昆虫对农作物生产危害极大，但目前对付昆虫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化学杀虫剂。将抗虫基因转入作物体内，由作物本身合成杀虫剂，使农作物本身具有抗虫特性，这样就会减少化学杀虫剂的使用。

③将一些抗逆境基因克隆后转入植物可以提高植物对干旱、低温、盐碱等逆境的抗性。

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善鱼类养殖性能，增强其抗寒抗病能力，目前已有多种哺乳类和鸟类的基因被成功地整合到鱼类的基因组中，使转基因鱼的肌肉蛋白含量和饲料转换率明显提高，生长速度加快。此外还可以生产医药制品，譬如将人胰岛素基因导入斑马鱼卵子中，其受精孵化后可生成胰岛素产物。还可利用转基因技术培养观赏鱼等用途。

转基因技术在畜牧业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首先可以改良畜禽生产性状。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使动物自身合成某些氨基酸，改变其生长调节系统，促进其生长性能，提高饲料的利用效率和缩短生长周期等。其次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畜禽抗病能力。对于某些疾病，如果可以从抗该病的动物中提取有关基因，将其转移给易感动物品种，则有希望培育出抗该病的品种。此外，可将病原体致病基因的反基因导入畜禽细胞，使病原体所产生的mRNA不能表达，从而起到抗病作用。

“DNA探针”可以十分灵敏地检测环境中的病毒、细菌等污染，且不易因环境污染而大量死亡，甚至还可以吸收和转化污染物。通常一种细菌只能分解石油中的一种烃类，用基因工程培育成功的“超级细菌”可以分解石油中的多种烃类化合物，有的还能吞食转化汞、镉等重金属，分解DDT等毒性物质

技术安全性

转基因技术从诞生之日开始，便带来了许多争议。比如说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后，是否会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人类健康构成伤害等。这些一直都是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教授、“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课题组”组长胡瑞法在京发表了“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科学研究进展与网络观点溯源”的研究报告。这是学术界首次从文献检索和数据分析角度对转基因话题做公开研究报告。

据了解，该课题检索了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全部9333篇论文，对所有得出“不安全”、“有风险”结论的论文进行追踪，并对其后续研究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同时，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过一段时间总会出现一篇发现转基因产品出现问题的论文，然而这些论文一出现便很快引起强烈关注，均很快便被否定。对全部9333篇论文进行的分析和追踪表明，所有得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结论的论文，最后均被证明是错误的。

国家“973”计划“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彭于发评价这项研究“很有新意和说服力”。

所谓超级杂草问题

有人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会破坏生态环境，认为转基因作物将会诞生无法处理的“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但事实上，任何使用单一农药等手段进行抗虫抗草处理都会引发抗性的诞生，与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太大关联。转基因农业作物在种植时已经针对相应担忧采取了措施，包括建立生物庇护所，多性状基因策略，加强虫害监测等手段来避免相关问题的出现。另外所谓的“超级杂草”名不副实，只需要转换其他类型的除草剂（如2，4-D等）就可以轻易杀死。而“超级害虫”的推论至今都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实。最后，所有经过批准的转基因农业作物上市前均要通过严格的安全监测，这其中就包括了生态环境安全相关检测。

农药使用量问题

根据英国咨询公司PGEconomics最近的数据分析，1996到2010年间，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农药使用量下降了9%。这段时期内，全球杀菌剂和杀虫剂的使用量下降了43.8万吨。预计未来几年仍将保持下降态势。

其中，抗虫棉花和耐除草剂玉米品种农药用量的减少占了大头，各自减少达17万吨。棉花杀虫剂用量的降低使得环境所受影响减少26%，而玉米除草剂相关贡献在11.5%。玉米杀虫剂用量减少了4.3万吨，对环境的影响相应降低将近38%。

大豆作为最广泛种植的转基因作物，1996至2010年期间，除草剂用量下降了1.4%，计2.88万吨，对环境影响降低了16.2%。2010年，转基因大豆除草剂用量突升7.7%，但对环境影响仍减少18%。除草剂用量突然回升是由于部分地区的草甘膦抗性杂草的滋生，需要使用非草甘膦除草剂防控。然而，与传统作物生产相比，仅使用除草剂带来的环境影响仍然有所改善。

转基因技术对生态影响

大量权威数据表明，传统农业会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转基因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在第一个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10年取得的进展，包括杀虫剂的使用明显减少，化石燃料的节省，通过少耕或免耕减少CO2排放，通过除草剂耐受性的应用实施免耕种植来保持水土。1996—2008年，全球对农药活性成分的节约累计达到约3.56亿千克，相当于节约了8.4%的农药，这相当于在作物上减少了16.1%的杀虫剂。这些变化都会对农户收入、农民健康及农业生态环境改善有正面影响。

具体到转基因抗虫水稻，我国科学家通过对转基因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种植农户的追踪调查，研究了处于生产性试验阶段大田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对农民生产和农民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转抗虫基因水稻品种较相对应的非转基因水稻品种增产6%～9%，种植转基因水稻品种可降低80%的农药施用量。这样，种植转基因抗虫水稻将降低稻农的生产投入，明显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也因为降低了农药施用量而有效地改善了自然环境，并降低因为农药施用过程中对农民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的植物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但会提高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也能明显提高国内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健康，降低农药污染，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公众质疑转基因作物的一个焦点是其对生态环境的安全性，主要包括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转基因作物外源基因飘移、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转基因作物杂草性、靶标害虫的抗性进化等。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评价及管理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程序、方法和管理措施，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南》等。我国科学家也对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环境风险做了相当充分的研究。大量研究结果说明：①现有转抗虫基因水稻所表达的Bt杀虫蛋白专一性很强，对非靶标生物没有毒性影响。②转基因Bt水稻与非转基因对照水稻相比，在有性生殖特性和生殖率、花粉传播方式和传播能力、有性可交配种类和异交结实率、花粉离体生存与传播能力、落粒性和落粒率、休眠性和越冬能力、生态适应性和生物量等性状上，均未发现明显的差异，在杂草性和入侵性方面也未发现差异。③转基因水稻基因漂移的基本规律与常规品种是一致的，而且没有发现转基因抗虫水稻外源基因漂移对农田生态和自然环境安全有不良影响。④田间试验结果显示，转基因水稻对非靶标害虫、稻田天敌、益虫、经济昆虫等主要昆虫种群结构和功能以及节肢动物多样性没有不良影响。⑤根据Bt棉花的利用经验，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水稻螟虫对Bt蛋白的抗性发展是可以控制和治理的。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转基因食品与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人类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权威结论的，即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是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消费者的高度关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的一系列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指南，是全球公认的食品安全评价准则和世贸组织裁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依据。各国安全评价的模式和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的评价原则和技术方法都是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制定的。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等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的安全评价都更加严格、具体。各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国内外均认为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目前尚未显示转基因食品批准国的广大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对人体健康产生了任何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召开专家研讨会，得出“目前上市的所有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结论。

欧盟委员会（EC）历时25年，500多个独立科学团体参与的130多个科研项目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并不比传统育种技术危险。”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认为，“现有的转基因作物以及由其制成的食品，已被判定可以安全食用，所使用的检测方法被认为是合理适当的。”

英国皇家医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巴西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印度国家科学院、墨西哥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联合出版了《转基因植物与世界农业》，达成的共识是“可以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食品，这些食品更有营养、储存更稳定，而且原则上更能够促进健康，给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带来惠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迄今为止，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经过证实的食用安全问题。

舆论风云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导黄大昉觉得，人们一开始有疑问是正常的。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院士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

极端环保人士

其二是

宗教人士

其三是

贸易战争

其四是

旧有利益集团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师昌绪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建议发展高技术，后称“863计划”。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1988年，中国因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转基因’还被当作卖点。”朱祯说。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作为农业领域唯一的项目，与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计划15年投入240亿元，成为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然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

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表达的无奈。^[3]

80%以上的市售大豆油是转基因大豆压榨而成；一项大型调查中90%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

61名院士上书高层，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则语出惊人，称转基因是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

农业部说，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甘肃某市政府却发文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

美国食品药监局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已经吃了多年的转基因食品；央视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却心存疑问，亲自赴美调查转基因在美国到底有多普及。

围绕着转基因，有策略的反转人士、进退失据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学家，以及懵懵懂懂的公众，构成中国奇特的转基因舆论场。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荒诞剧。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林敏，作为转基因的支持方，刚刚结束了北京电视台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辩论，略显疲倦。

为了这场电视辩论，林敏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做准备，“我希望我说的都是有依据的，每讲一点我都必须去查资料，而他们就可以信口雌黄。”

他的对手是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辩论一开始，王就抛出了致癌论，搬出了《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称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而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等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的地区，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林敏在查阅了更详细的年报之后给予反驳：根据这份年报，辽宁、山东是胃癌高发区，浙江是结直肠癌和肝癌高发区，湖南湖北是宫颈癌高发区，“他根本就没认真读这个报告。”

雷同的话，林敏已经记不清讲过多少次，但他还是觉得不去不行，“你不说，反转派乐意说，就只有负面的声音了”。

和以往的被动挨打不同，这一次是转基因的支持者们主动出击。今年5月以来在全国29个城市举办了30多场转基因食品试吃会，参与者过千，院士捧场，赚足了眼球。

转基因水稻研发者、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张启发，在华中农业大学校园内举行的转基因品尝会上，还披露了61名院士联名上书高层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消息。

在这封长达17页的信中，院士们不再那么“客气”，指出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不能再迟缓，否则要误国。

接受媒体采访，也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一项日常工作，华中农业大学近日就请求他们的转基因研究团队再忙也要抽时间回答记者和外界的提问——因为手握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华中农业大学一直处于转基因混战的中心。

今年以来，不只是转基因领域，还有来自食品安全、分子生物学、环境等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院士、刚刚卸任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通过各种形态的媒体，反复传达主流科学界的声音：

转基因是一项中性技术，需要科学使用严格监管；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可控；转基因商业化的＝17年来，没有发生被证实的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

这是科学界难得的一次集体反击。

转基因反对者们并不怎么在意中国科学界顶尖科学家的声音，他们更看重军事战略家、有少将军衔的彭光谦的声音，他今年8月26日在《环球时报》发表《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称，“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等数十种疾病的高度相关，转基因作物可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生物武器，带来的后果将远超鸦片战争。”

转基因反对派的重量级选手、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更是语出惊人：转基因是一项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学界之所以一面倒支持是利益使然。

一如既往地，这场混战滑向了耸人听闻、真假莫辨的指控，还有对对手的攻击。

时评人郭松民参加一档有关转基因的电视节目后，在微博上提到，“主持人让我们看一段视频，说我们会看到一头吃转基因饲料的猪，但我们只看到了教授，奇怪？猪当了教授？”

在挺转派与反转派两方对决中，来自政府部门的自相矛盾的表态与做法更加解不开转基因这团乱麻：

先有转基因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力挺：所谓转基因食品致癌、影响生育、导致土地报废都是权威机构反复澄清的谣言，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后有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市政府发文，严禁任何企业和个人在张掖落地从事繁育、销售和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经营活动。

虽然中国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不多，仅棉花和番木瓜两种，但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转基因食物除了番木瓜，还有转基因食用油——中国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和油菜，却可以进口转基因大豆、油菜用于榨取食用油。

有关转基因纷纷扰扰的争论，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任院长饶毅看来“以后都是历史笑料”。

饶毅的底气在于，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主流科学界并无分歧。

“科技界绝大部分人观点是一致的，通过各个国家批准上市、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食品安全局，美国农业部、FDA还有环保署的共识，”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说，“确实有个别科学家说转基因技术不安全，但应当指出那些研究都存在疏漏和问题，结论不可靠最后被科学共同体所否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市场上合法购得的转基因作物，以及由此做出来的食物，是安全而且可食用的。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均已通过由国家当局开展的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是透彻的，它们未表明对人类健康有任何风险。

美国食品药监局（FDA）：不推荐使用“非转基因”标识，这会让公众误以为非转基因的食品比转基因更安全。

但是，无论是科学家的苦口婆心，还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FDA、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联合背书，都无法战胜阴谋论和不可知论。

仅仅24小时之内，顾秀林的“邪恶技术论”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了超过7000次。

汹涌的民意之下，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摇摆不定。

2008年，转基因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个项目，和大飞机研制一起，进入了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

这可算得上是转基因的重大胜利，这个重大专项计划在15年内投入240亿——这将是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政府的目标明确，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的说法，转基因重大专项主要是为了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

就在转基因成为重大专项的第二年，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团队拿到了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转基因抗虫水稻汕优63”，这被认为是转基因商业化最难的一关，张启发和他的同事为了这两张安全证书，等了11年。

当时普遍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近在咫尺。“安全证书在过去就是等同于允许你商业化了，”张启发说。

和安全证书一起到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为什么要13亿人当小白鼠？虫子不吃为什么要给人吃？为什么只有中国热衷于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在接下来的4年里，转基因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占据了大量的媒体版面，围绕着谣言、被歪曲的细节和不可预知论，隔空论战那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现在安全能代表50年乃至100年后安全吗？那些不可预知的风险怎么办？

转基因的支持者、反对者和官方都心知肚明：绕不开的民意，推迟了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步伐。

按照现行法律，转基因作物拿到安全证书之后，还要通过品种审定、拿到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才能进行商业化种植。

安全证书的有效期是5年，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2014年即将过期。而转基因水稻的品种审定迟迟不能启动，商业化种植更是遥遥无期，就连它的研发者张启发也不乐观。

媒体观察员徐达内注意到了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他在《“反转”误国》的媒体札记中写到，中国官方在认可推广转基因技术方面向前迈了一小步——至少，从近期媒体报道情形来看，是这样的。

2013年6月以来，媒体对转基因的态度有所松动，几大喉舌——《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

真理似乎没有越辩越明，所有的论战只能让公众的疑团越滚越大。

在腾讯网发起的一项超过25万人参与的调查中，89%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94%的人不支持在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

1998年，张启发和他的团队开发出转基因抗虫水稻。然而15年后，不但转基因水稻没有上市，连他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都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张启发回忆当时处于“盲目的原始状态的乐观”，科学家们深信自己拥有解决农业问题的最先进工具，并将开创一个富足、繁荣、辉煌的时代。

盲目乐观的科学家们忘记了人类对新技术与生俱来的恐惧。

1990年代末，欧洲的几起食品安全事件加上绿党的政治力量渐强，欧洲反转运动开始兴起，并发生了普斯泰土豆事件。

1998年，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在尚未完成试验并且没有发表数据之前，通过媒体告诉公众，他在实验中用转基因土豆喂食大鼠，大鼠“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

英国皇家学会次年的的评审报告指出，普斯泰的实验过程错误百出，试验结果无法重复，结果不可信。

彼时中国还处于和转基因技术的蜜月期，科学家、企业和农民刚刚在转基因棉花上看到了这项技术巨大的潜力。

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棉花主产区爆发棉铃虫危机，棉花减产超过40%。《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提到去棉花产区采访时，当地的棉农告诉他，棉铃虫最猖獗的时候，虫子泡在药水里，拿出来之后还能蠕动。

“棉花产业举步维艰，美国转基因抗虫棉乘虚而入，1998年孟山都公司垄断了中国棉花市场份额的95%，”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回忆，“好在中国自己做出了转基因棉花，1999年产业化推广后，迄今，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

当时，对于转基因棉花，媒介、科学界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公众并不知情，但2002年绿色和平发布了的一份《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综合报告》却让人印象深刻：棉农将面对不受控制的超级害虫，转基因抗虫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棉农将被迫使用更多、更毒的化学农药。这被转基因的支持者们看成是反转运动的第一枪。

当时，农业部没有回应。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棉铃虫的种群已经对Bt棉产生抗性。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少用农药，抗虫棉棉田中的捕食性天敌数量大大增加，害虫棉蚜（伏蚜）的数量减少了443-1546倍。Bt棉可减少农药使用70％-80％，减少人畜伤亡事故，这已是公认的最大生态效益，而这些绿色和平没有提及。8年后，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的“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建成后做出以上回应。

绿色和平是一家国际性的环保组织，很多环保组织和转基因似乎天生是敌人，环保组织认为工业化破坏了环境，向往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生产，人类用新技术干预自然凶险万分。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负责人俞江丽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提到，绿色和平不反对转基因的研究，只是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转基因的支持者都认为，绿色和平是转基因反对阵营的中流砥柱。

绿色和平善于且乐于和媒体打交道，它一直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转基因技术有不可预知的风险。从2002年起，绿色和平每年都会通过媒体发布和转基因相关的报告，至今已经有25份。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说，“绿色和平很有策略，知道什么时候发什么消息，知道怎么吸引媒体注意。”

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向超过60家食品生产商询问他们在使用转基因原料方面的政策，并且据此编写《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此后，年年都有更新，并且采取街头发放的方式。

食品巨头们都忙不迭地做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的表态，那些不愿意或来不及回应的食品生产商，比如百威、旺旺、康师傅，则被绿色和平列入红名牌警示，出现在媒体上。

科学家们显然没有和媒体打交道的传统和经验，在转基因之战的前期，科学家们这样解释转基因的安全性，“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存在特殊的风险”。

科学界明白，这意味着，现有的证据都支持转基因是安全的，但这绝对不是公众喜欢的答案。

怀着对未知食物本能的恐惧的公众，在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当下，希望得到绝对安全的保证，但科学界给不了，因为绝对安全的食物并不存在。

随着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转变为对转基因的敌视以及对科学提供的保证不信任的态度时，科学家们觉得愤懑而无助，偶有失态。

一位转基因科学家在回答环保组织的质疑时这样说，“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不敢发言，因为一旦说话就会招来一片骂声。

饶毅直到2011年才注意到转基因的讨论变成一个极端的话语场，他才开始公开表示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

“国内舆论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中国自主技术更加落后，但并不影响美国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和推广，我发言主要是希望给从事转基因研发的科学家创造一点空间，”饶毅说，“在目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都不肯出来说明，有些人甚至连做研究也灰溜溜。”

作为转基因技术的管理部门之一，农业部在转基因舆论战的初期极少正面回应绿色和平。

科学松鼠会会员云无心推测，出于贸易保护的考虑，政府当时对转基因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默许了绿色和平的行为，一位接近农业部的科学家同意这种说法。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最大的失误是，在一系列误解产生影响之前，没有防范于未然。在公众还对转基因不了解的时候，如果告诉公众转基因是什么，和普通作物有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效果会好很多，而现在，公众已经根深蒂固、先入为主地觉得，它是个危险的东西，再来做科普工作，太难了，”资深科技记者、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总结。

转基因监管的漏洞，也让绿色和平逮了个正着。

2005年，绿色和平在湖北市场采集了25份种稻谷、大米和种子，送到德国一家实验室检测，绿色和平称，在这25个样本中，19个在DNA检测中呈阳性，显示为转基因水稻。中国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它们本不该出现在市场上。

这份名为“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报告又一次拨动了公众脆弱的神经。

随着激进左翼组织乌有之乡的加入，这场反转运动脱离了原先的轨道，变得更加波谲云诡。

2008年以来，乌有之乡在其网站上刊登了超过3400篇和转基因相关的文章，用夸张和耸人听闻的语言描述转基因技术。

张宏良2010年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一文称，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国家传来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应，唯独中国传来的是大学生精液质量异常的报告。

张宏良试图将广西大学生精液异常与种植转基因玉米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这也正是导致公众恐慌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根据农业部门的调查，广西并没有种植转基因玉米。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的说法，确有出处，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学科主任梁季鸿的《广西在校大学生性健康调查报告》，但这份报告，根本就没有提到转基因三个字。

“他们说的话，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最直接了当，比如转基因食品引起癌症，断子绝孙，为什么？他不说，或者就是引用伪科学的所谓的实验，”罗云波说，“反对转基因的人，各个国家都有，但反对的理由都不一样，五花八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断子绝孙，这是中国人最怕的。”

乌有之乡还为中国式反转注入了新的元素——阴谋论。

转基因的研发是一项烧钱的工程，在美国，转基因是由孟山都先锋这样的大型种业公司、科学家共同推动的一项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然成熟，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市场上，都极具优势；而中国国的种业公司相对弱小，转基因由政府出资研发。孟山都每年的研发资金超过10亿美元，也收获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这样的强弱对比是滋生阴谋论的温床。观察家赵希渝在《国内外反转基因运动概述》中提到，世界主要的种业公司几乎都开展转基因研究，推出转基因品种，绿色和平对美国的两家公司孟山都和先锋攻击最为猛烈，而这种攻击恰恰符合对美国阴谋论的想象。

在乌有之乡及其支持者的论调中，转基因技术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灭绝中华民族，专门研制的一种生物武器。那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都被扣上了“汉奸”和“卖国贼”的帽子。

在一个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报告会上，一个中年女子在会场开骂，“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你为了你的美国主子，把十三亿人当成了小白鼠！”随后，一个戴红帽的男性操起第一排的茶杯，向演讲台砸去。

讽刺的是，不少反转派们声称自己不反对转基因研究，只是反对转基因商业化。而在中国，正是产业化的转基因棉花赶走了孟山都，而没有产业化的转基因大豆溃不成军。

孟山都当然希望敲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曾经做到过。因为棉铃虫危机，孟山都的抗虫棉曾在上个世纪末占据了95%的中国市场。

1999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用了10年时间，击败了孟山都公司，占据9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市场。但没有产业化的转基因大豆，在15年中节节败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每年要进口5800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转基因种业公司，孟山都也逃不过转基因反对派的攻击。2013年1月7日，转基因的反对派们来到孟山都的办公楼下，喊了半天口号，抗议行将结束之时，大厦的保安告诉他们，孟山都在几个月之前就搬走了。不甘心的反转人士又前往农业部，打标语喊口号，直到嗓子喊哑才返航。

反转人士全情投入，让罗云波感叹对手的执着与热情，不遗余力，而自己则没有足够的耐心，精力所限也无法全身心投入，“他们是把反转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作为转基因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公众希望知道转基因产品获得安全证书的审评和决策过程，以及和安全评价相关的信息——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商、环境和健康评估报告等。

无论是对转基因张开怀抱的美国，还是谨慎的欧盟，都愿意将转基因审批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并邀请公众参与。

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会发布食用安全和环境影响报告，接受公众评议。

美国农业部人士迈克尔•沙克曼称，“如果公众的意见和评论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没有解决的，我们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会解决这些问题。”

欧盟也是如此。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对新的转基因产品出具评估报告之后，欧盟委员会将评估报告公布在网络上，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公众评议。

而在中国，转基因产品的评估报告、评审过程在很长时间里是不公开的。

2009年8月，农业部发放了两张国内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它们被放在一个很少更新、普通公众几乎不知道的专业网站上。

绿色和平于当年11月发现并公布了这个消息，引起了长达数个月的争议后，农业部才正式就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表态——经过11年的评审，发放了安全证书。

转基因水稻风波之后，农业部尝试改变。

2010年7月，农业部的官方网站建立了“转基因权威关注”频道，一些和转基因相关的法律法规，哪些国家公司的转基因产品获准进口，哪些国产的转基因产品获准种植，参与转基因产品安全评价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科学家组成等信息，开始逐步披露。

遗憾的是，转基因产品安全和环境的评估报告仍不为公众所知。

律师魏汝久在2010年2月向农业部申请要求公开两种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信息。农业部在书面回复中公开了转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识产权、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但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布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阶段的详细情况。

虽然农业部宣称转基因评审过程严格，程序规范。可惜的是，这个严谨的过程、规范的程序并不为公众所知。

在无法充分获知信息的前提下，也无怪公众每次面对转基因议题，多少都显得有些过分焦虑。

2012年的黄金大米事件和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实验让公众的态度雪上加霜。

还是绿色和平，率先披露了一则新闻，题目是《揭开“黄金大米”背后的秘密——孩子不是转基因的实验对象》。

这则消息的开头写到，美国科研机构发布了它们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

美国塔夫茨大学和中国疾控中心，选取了88名儿童，他们都是湖南省衡南市一所小学的学生，随机分成了3组，其中一组25名儿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后对其体内维生素A含量进行检测，研究结论是，黄金大米与维生素A胶囊效果相当。

随后的调查显示，研究人员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

虽然黄金大米安全性无疑，这项试验属于有效性试验，但这项试验的重大瑕疵，无疑又给转基因技术增加了一项罪名。

当地政府给进食黄金大米的学生赔偿了8万，没吃的赔了1万。严建兵认为，当地政府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暗示了转基因有害。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法国分子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发表论文称，他用转基因玉米喂食了2年实验鼠，雌性实验鼠中，50%到80%的实验鼠长了肿瘤，而且平均每只长的肿瘤多达3个。雄性实验鼠中，出现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肝脏受损、肾脏和皮肤肿瘤，以及消化系统疾病。

几乎在顷刻之间，法国转基因玉米致癌的消息传遍了中文世界，反转派更是如获至宝。虽然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否定了转基因玉米有毒甚至致癌的研究结论——因为这个研究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但并不影响转基因致癌的论调继续传播。

从1998年至2013年的15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研究或谣言面世，虽然其后都被学术共同体或权威机构所推翻，但坏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没有人记得这些严肃而无趣的学术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论、基因污染论、不可预知论已经深入人心。

“政府在其他事件中公信力的缺失，导致了在转基因问题上处处被动，农业部门和科学家们也只是附带出现在不被相信之列，”转基因的支持者，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说。

有策略的反转人士、进退失据的政府、不被信任的科学家，构成中国这个奇特的转基因舆论场。正如科技记者丹尼尔•查尔斯在《收获之神》中写到的，与大多数人类活动相比，农业对谦虚、忍耐这样的旧道德的需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术的潜力时需要谦虚，期待公众时接受更需要耐心。^[5]

部分争议与辟谣

有观点认为作物基因的改变可能会引起非期望效应，新引入的蛋白可能具有毒性或者过敏性问题；转基因作物里面的抗生素标记基因可能会导致抗生素治疗失效；转基因产品在生态环境的可能存在包括基因漂移、破坏竞争性和平衡等影响，还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不利，针对这些质疑，科学界进行了长期研究和跟踪，并得出了以下权威结论：

无论是杂交、诱变还是转基因，想得到我们预期的优良性状，都需要去改变作物的基因。杂交一次要“转入”成千上万个功能并不清楚的基因，会产生数量庞大到天文数字的基因组合；诱变则是通过物理、化学、辐射等特殊条件的诱导让作物基因发生不可预知的破坏和变化，既可能有我们需要的变化，也可能没有我们需要的变化，更可能有很多我们不需要的变化，转基因一次只“转入”一个或几个功能明确的基因。转基因技术相比较杂交等传统技术，在非预期性效应上概率更低，更加精准可控。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性等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

转基因食品在进行安全评价时，绝对不允许转入表达致敏物和毒素的基因。只要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不是致敏蛋白和毒蛋白，这种蛋白质和食物中其他蛋白质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营养物质，蛋白质进入胃肠就消化成小分子成分，提供人体的营养和能量。

迄今为止，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经过证实的食用安全问题。

转基因技术对基因进行精确定向操作的育种方法，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例如，抗虫棉花就是将苏云金芽孢杆菌中的杀虫蛋白基因转移到棉花中，从而能够专一性抑制棉铃虫发生，减少棉铃虫危害，减少农药使用，实现稳产增产、提质增效；抗除草剂作物就是将抗除草剂草甘膦的基因转入农作物，从而在使用除草剂（草甘膦）除草时就能够做到只除草而不危及作物，既增加了种植密度，有效去除杂草，又能降低劳动强度和除草成本，从而能够提高种植效益。

具体案例证明无害：

以我国国产转基因抗虫玉米和转基因水稻为例，经过室内外多点、多代遗传分析结果显示：在生存竞争力、基因漂移对环境影响、非靶标生物和多样性等几个方面的安全评估结果，均表明了这些国产转基因作物具有良好的环境安全性，不存在在农业生态、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存在问题。

转基因抗虫水稻里的Bt蛋白利用了物种差异性特点。

Bt蛋白来源于苏云金芽孢杆菌，70多年来一直作为安全的生物杀虫剂在农业生产上持续应用。通过转基因技术将Bt基因转入作物后，抗虫转基因作物自身就能产生Bt蛋白，内生Bt蛋白杀虫效果更好更稳定，而且高度专一，只与特定害虫肠道上皮细胞的特异性受体结合，使害虫死亡。人类、畜禽和其他昆虫肠道细胞没有该蛋白的结合位点，不会起到“杀虫效果”。

Bt蛋白主要作用于害虫的消化系统，由于不同生物的取食习惯明显不同，进而导致消化道里的环境大不相同，某些害虫的肠道环境是碱性的，而人的胃液环境是酸性的，这意味着能对害虫起作用的Bt蛋白，进入人体的消化道后却不会发挥作用，只会被含有消化蛋白质的酶“瓦解”。

美国农业部大豆研究专家马克·艾什称，美国转基因大豆产量占美国大豆总产量的93%。大部分用于美国国内，2012至2013年度美国国内消耗4720万吨。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统计，美国是目前最大的转基因大豆生产国。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米勒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过去10年总共消费了3万亿份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在科学界有几十年的严格实验证明，和基因武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国科协科普作家协会成员李大光说。

有人提出一种猜测，基因武器是利用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使这种致病菌只对特定种族的人们产生致病作用，被称为“种族生物武器”。对此，李大光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物医学界的共识是，人种是无法用基因区分，不可能做出针对某一人种的武器。人种或种族是社会学概念，并没有生物学方法能够区分一个人的种族。一些基因标记只是在不同种族中出现的概率不同，在某种族中出现的概率高，并不代表不会出现在别的种族。“因此，这种武器就算造出来，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转基因与基因武器是不同的两种生物技术，切不可混为一谈。”

不管是北京奥运会，还是巴西里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奥委会从未禁止转基因产品。

国际方面，《奥林匹克宪章》是奥运会的根本大法。这部100多页的规范性文件并没有规定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可以吃什么，但在其明文禁止不能吃的名单上，兴奋剂位列其中，转基因产品并不包含在内。

国际奥委会不仅不排斥转基因产品，还对相关企业敞开了大门。2013~2016年，国际奥委会的全球赞助伙伴包括陶氏化学。陶氏化学的主业之一正是转基因种子的研发。

中国方面，中国奥委会没有明文规定运动员不能食用转基因产品。中国奥委会有明文规定的“赞助企业甄选原则”，五条原则无一与转基因话题相关。

全球研发动态

2019年7月2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批准10种转基因产品在欧盟上市，其中9种用作食品或饲料，另一种用作观赏性切花。欧盟一直在批准转基因产品的进口。欧盟从来没有以转基因不安全为由来拒绝转基因。

相关法律和规定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已废止）

《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已废止）

相关规定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有70%的人口居住在已经批准种植或者进口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自己的转基因标识办法，主要分为4类：

一是自愿标识，如加拿大，阿根廷等；

二是定量全面标识，要求对所有产品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阈值就得标识，如欧盟规定转基因成分超过0.9%、巴西规定转基因成分超过1%必须标识；

三是定量部分强制性标识，要求对特定产品进行标识，如日本规定对豆腐、玉米小食品等24种由大豆或玉米制成的食品须进行转基因标识，设定阈值为5%；

四是定性按目录强制标识，即凡是列入目录的产品，只要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是由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必须标识。中国采用的就是这种。

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采用的是定量标识制度，分别为超过5%（港）和3%（台）需要标识，而中国澳门特区则没有强制标注的要求。

作为转基因农业作物消费第一大国，美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自愿标识政策，即食品生产企业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标识，并不强制。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各州对标识标准不统一的问题，2018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法》，此标准提高了美国食品体系的透明度，为受监管实体制定了关于何时以及如何披露生物工程成分的指导方针，确保了消费者对食品中成分的清晰认识以及标签的一致性。根据此法，2020年1月1日开始要求全国进行统一的标识制度，使用统一的“生物工程食品”作为标识名称，并采用具有正面形象的笑脸标识图案。小型食品生产商的实施日期可以延后到2021年1月1日。强制性合规日期为2022年1月1日。受监管实体可在2021年12月31日前自愿遵守该标准。新标准规定，生物工程食品披露的阈值是5%，也就是说，生物工程成分在5%以下，都可以不必披露。

除了中国外，要求标注的国家大部分都设定有成分阈值，只有当转基因成分高于阈值，才有标注的必要，而各国设定的阈值则是是政治家、大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如一些国家为严控农产品进口，就选择将阈值定得低一点，这样根据自己国内的需要，就经常有理由退运。

不论是哪个国家，哪种标识办法，转基因标识都无关“食品安全性”，它本质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诉求的一种回应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