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派（近代古文流派之一）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古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但是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

曾国藩以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幕府广聚人才，以坚持理学道统的桐城派为号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时复盛。他适应时势的需要，进一步强调“经济”，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比之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并针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修正意见，包括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主张骈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玮”（《致南屏书》）。他本人的文章“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李详《论桐城派》）。这些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

曾国藩门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称四大弟子。他们已处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发展时期，思想与实践都与洋务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文章虽各有成就，特别是张、吴二人得桐城“雅洁”之传，最为桐城派人推崇，但是陈旧的思想与陈旧的文章模式已很难再有超越前人的建树，他们真正给桐城文带来新气象的是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尤其是后者，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游盐原记》、《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都以朴实畅达的笔墨传其形神，以异国新奇风物引人入胜。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几成脍炙人口的名篇，以传神之笔将内容繁杂的画面形象地表现出来，又极善烘衬渲染。

乡派风格

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画像记》 ，列桐 城派古文创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又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 ）。这样，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本人实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与篠岑论文派书》 ）；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则示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颇为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宏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他赞赏“为文务闳丽”，而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确是事实。

湘乡派

为说理则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坏清淡简朴的风格。可见湘乡派比桐城派要前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国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国藩手里，变为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

历史功绩

湘乡派

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湘乡派

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 《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 ，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 、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他奉命主持湘军时，好延揽人才，以学问文章相切磨，一时文坛英俊多被网为幕府中成员，俞樾、郭嵩絒焘、薛福成、吴南屏、吴汝纶、张裕钊等，均有盛名，可称桐城派後劲。经过曾氏的推展，桐城派能延至清末，深受他影响的，有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因而说是清代独霸文坛的主流，并非过誉。

湘乡派

“独立根性”的主要表现即在于“湖湘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一种慷慨激越的“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①之精神和卓励敢死、强悍炽烈的士风民气。这些精神从楚文化的代表、流放湖湘十年的屈原开始，中经濂溪周氏（敦颐）、湖湘学派、王船山、魏源、郭嵩焘等一大批湖湘文化精神的传人继承，直至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一大批维新改革精英，一直弦歌不绝。过往大都及于学术而未显，及至近代，尤其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深重，湖湘子弟将这种精神贯穿到了政体改造运动中，这种精神在近代数次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显示出了它那不同凡响的力度。“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即指湖湘士民有一种自振于他省的浩然独立精神。用维新志士杨毓麟的话说，即湘人无奴性，冯友兰则说楚人多有极新之思想，钱基博则认为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另外，陈寅恪、钱穆、鲁迅、陈独秀等大学者都对湘省人独立自主精神多有赞誉。“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成为湖南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它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坚决的反封建精神。

代表人物

曾国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 《□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则显然违背了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