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德意志帝国第二任总参谋长）

人物生平

瓦德西个人照

1832年4月8日出生在柏林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家庭。瓦尔德泽就读过士官生学校，做过副官，曾在总参谋部服役，瓦德西在普法战争之前被派驻巴黎当大使馆武官，在这个职务上搜集了非常详尽的法国军事、政治情报，正是因此而引起总参谋长毛奇的注意和欣赏。不过普法战争期间，瓦德西回到德国却没有上战场，而是担任国王的副官，虽然没有战功，但是给国王和宫廷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任德国总参谋长，晋升陆军元帅。

1900年，瓦尔德泽出席了在柏林宫殿举行的新年招待会，参加了列队朝觑仪式。

1904年，去世。

轶事典故

瓦德西画像

1881年，毛奇越来越觉得不堪军务的重负，希望能安排一位副手接替他的日常事务，并请求让瓦尔德泽担当这一职务。他认为瓦尔德泽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虽善于当机立断，但绝无思想贫乏之弊病。这样，瓦尔德泽于1882年便被任命为大总参谋部的军需总监。毛奇给瓦尔德泽以充分的自主权，总参谋部的实际领导权因此已转移到他的手中。

在很短的时间内，作为副总参谋长的瓦尔德泽就开始了毛奇一直极力避免的政治阴谋，与此同时军官团的军事工作却被搁置一边。开始，瓦尔德泽与总侍从官和军事内阁长官冯·阿尔贝迪尔将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军官团的全部人事安排均要通过军事内阁，没有军事内阁一切都是空话。为对抗战争部的权限，瓦尔德泽与阿尔贝迪尔极力争取自己单位的完全自主权。由于瓦尔德泽的卖力活动，1883年总参谋长获得了随时面君的权力。战争部长冯·卡梅克将军对军事内阁的傲慢不屑一顾并发生矛盾，因此被迫离职。其后继人是自1870年就任总参谋部一个大处的处长布龙恩斯阿特·冯·舍伦多夫将军，瓦尔德泽对他极为器重，然而舍伦多夫不仅极力捍卫自己的权力，而且还在试图将其权力进一步扩展。

对于可直接向君王报告的权力，毛奇从未过问过，但对于像瓦尔德泽这种想在一切领域贯彻自己意图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途径了。这种形式的军事政治只能是阴谋政治。瓦尔德泽在这方面的能力，加上他妩媚动人、阴险狡猾和野心勃勃的美国夫人就更是如虎添翼。随着瓦尔德泽时代的开始，幕后较量、尔虞我诈和人人自危的时代也宣告来临。这位军需总监极为了解新闻界在新普鲁士的威力，于是他试图与新闻界建立联系。瓦尔德泽在第3处(法国处)下属的由察恩少校领导的情报勤务处，设立的一个总参谋部新闻局。察恩深信，瓦尔德泽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帝国宰相。一些被解职的从事军事写作的军官被当作“新闻骑兵”来使用，用以宣传瓦尔德泽的大聪明大智慧。他们大多为极端保守的《十字报》写文章，该报老板威廉·冯·哈默施泰因男爵是一个喜好寻欢作乐、挥金如土而又一直负债累累的人，瓦尔德泽依靠其阔夫人的资助向他提供了高达10万马克的贷款。

在纯军事方面，瓦尔德泽仍坚持毛奇的东线进军计划。但他立即对全部动员准备工作重新进行了一番审查，要求加强装备，并发展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欧洲所有国家都能避免失败，只有德国不能。任何失败都意味着普鲁士的解体，从而也将是帝国的崩溃。两线作战问题曾使毛奇焦头烂额。俾斯麦则试图通过一个复杂的结盟和签署友好条约的体系来对付这种危险。但不久瓦尔德泽便对俾斯麦发起攻击，咒骂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为“见风使舵政策”。他像一些士兵一样，在严峻形势下不向后逃跑，反而向前冲，企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问题一举解决。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装备计划能否付诸实施都要看帝国议会的态度，因为军费开支的监督权掌握在议会手里。德法战争的胜利在广大民众中造成一种安全感，这与瓦尔德泽和总参谋部的愿望形成鲜明对照。重新扩充军备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必要的负担，他们认为眼下的军队足以对付一切。另一方面，当时总参谋部有一批坚决主张增加军备的著名军事理论家。

1877年，当时在总参谋部任上尉的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男爵出版了他的《莱昂·甘必大和他的军队》一书，戈尔茨在书中指出，“民众战争”将成为一种新型战争，他要求动员全体民众参战。年迈的毛奇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冒失(毛奇对甘必大极为憎恶)。戈尔茨还曾受到降职调动的惩处。然而，他在他的另两本新书《罗斯巴赫和耶拿》以及《全民武装》中，仍然进一步深入阐述他的论点。戈尔茨像著作家拜尔莱因一样对可能出现的新的“耶拿会战”怀有一种恐惧，这种忧虑在当时法国的军事文献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而这一观点对瓦尔德泽来说是陌生的。他认为战争是“充满活力和令人愉快的”。

1884年，瓦尔德泽曾陪这位亲王访问过沙皇宫廷。他的夫人—被人嘲讽为“普鲁士的曼特农夫人” —觉得这位亲王很富于魅力，亲王对她的美貌也并不是无动于衷，而且对这位伯爵夫人的一种糊涂观点表示赞同，她认为基督教的君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工具。难怪早在1881年瓦尔德泽就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与亲王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情。亲王近似神经质地变化无常的毛病，是瓦尔德泽后来才发现的。他曾描写亲王头脑聪明，精力充沛，工作热心，为人和蔼，典型的普鲁士思维方式，具有坚定不移的保守派观点。他还写道，这位霍亨索伦王朝的后继人肯定不那么乐善好施，但这正是在这个艰难时代所需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亲王正是他能为其效忠卖力的人。

1886年初，在比利时工业区发生严重骚乱，工人的罢工行动不断蔓延，致使官方出动军队予以镇压。瓦尔德泽对此事极为关注，他担心类似事件也会在德国上演。为了实现其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愿望，他认为在内政方面只有靠“强硬路线”。

1887年，德国自由主义寄予厚望的王储弗里德里希出现了喉癌的初期症状，一年后便死于这一疾患。同年，瓦尔德泽在痴迷于宗教的夫人支持下，与宫廷传道士和柏林布道团主教阿道夫·史托克结盟。史托克当时正费尽心机，使工人大众背离社会主义而重新皈依基督教。位于赫尔瓦特大街的总参谋部的红房子里，瓦尔德泽的沙龙成了一种怪异的、杂乱思想的混合物的活动中心，在这种混合物里既有反动思想，又有过度的慈善和虔诚，有时还夹杂着令人憎恶的完全非军事和非普鲁士式的东西。瓦尔德泽－史托克联盟的矛头所向直指现代社会势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史托克还是一个粗野的反犹太主义者。

俾斯麦对史托克活动的怀疑程度不亚于对瓦尔德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思想的不信任。然而，瓦尔德泽却把史托克的行动看成是一种把工人群众重新纳入严格的基督教教规束缚之下的工具，同时作为威廉亲王和部分老保守派贵族对他的支持，以及在赫尔瓦特大街的沙龙里保持交往的一种回报。11月28日，在瓦尔德泽处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亲王对宫廷传教士的思想公开表示支持。

俾斯麦也变机灵了。他对瓦尔德泽说，亲王作为王位继承人必须居于政党之上。瓦尔德泽也不表示反对，但背地里却在大搞推翻俾斯麦的活动，因为俾斯麦是实现他计划的绊脚石。1887年底，瓦尔德泽确切地得知，他恨之入骨的王储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年迈的皇帝一闭眼，威廉亲王马上就会继位。年轻的亲王是一个独断专行和反复无常人，不难预见在他与专横的老宰相之间势必会发生冲突。瓦尔德泽便把赌注压在了这一冲突之上，他认为军事内阁不会有问题，那里有他的密友阿尔贝迪尔坐镇。但同战争部长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往。

还在1887年时，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在库尔马克参加了第三军司令部的军事演习。军长冯·瓦滕斯勒本步兵上将是1870年时期的出色参谋长，但却遭到亲王的批评。亲王要中断他的演习，将军冷静地说道：“殿下，请等一下，现在在这里指挥的是军长。”对此事亲王大概是不会忘记的。当他大权在握时，便把这位将军打入柏林的冷宫，让他无期限地等下去。当事先约定的日期已到时，将军对值勤的副官说：“请您报告殿下，将军将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等下去，但瓦滕斯勒本伯爵不想再等了。”后来，这样一位具有传统普鲁士类型的容克和总参谋部军官，也不得不被迫离职。时代需要另一种人。

八月十日，毛奇终于获准退役。瓦尔德泽伯爵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任命并不感到意外。我的辉煌历程即将开始，整个世界将会注视着我。”瓦尔德泽就任大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伊始，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自己同伙的背后捅了一刀。当新皇帝表示希望第一近卫步兵旅司令官冯·哈恩克少将充任军事内阁长官时，瓦尔德泽没有为他的密友阿尔贝迪尔说上一句好话，而阿尔贝迪尔已在他的本职干了17年。他还向皇帝建议，更换战争部的人选。他觉得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的自主性太强了，皇帝也不大喜欢他，因为皇帝历来不容有独立思想的人。接替舍伦多夫的是他的同事冯·韦尔迪·迪·韦尔努瓦中将，他是1870年毛奇总参谋部的军官，极力鼓吹扩充军备，他曾多次要求瓦尔德泽接管战争部的大权。瓦尔德泽拒绝了，何况帝国宰相俾斯麦侯爵估计也不会同意瓦尔德泽担任部长这一角色。瓦尔德泽有更大的野心，他相信，他能等到这一时刻的到来。

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要改革军队，当然不是内部结构的调整，而是提高其战斗力。但与他的继任者施利芬不同的是，他缺少对当代军事技术革新的理解，如机枪、电话、飞艇和内燃机的发明，而这些在当时许多国家中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研制。瓦尔德泽与韦尔迪·迪·韦尔努瓦一起制订了一个利用普遍义务兵役制肆无忌惮地攫取民众力量的计划。与此同时，他在组织上对总参谋部进行了改组，即把所有的处合并到一起，像过去军需总监部的“旅”那样置于三个军需总监领导之下。原铁道处和第2处(德国处)由第一军需总监领导，负责所有动员问题，即所谓的进军处。第三军需总监负责原第1处(俄国处)和第3处(法国处)的工作，主管东西战场事宜。中央处、战史处和地形测绘仍归总参谋长直接管辖。从整体上看，经改组后的总参谋部成了一个精心组织的筹划战争的办公室和帝国防御的思想中心。工业的繁荣发展与帝国主义对目标的确定是互为关联的。对于殖民地和海军建设这两个问题，俾斯麦这位易北河东岸的容克迟迟未将其列入议事日程，现被扩充势力范围和在非洲、东亚和大洋洲建立商贸基地的设想所唤醒。

资产阶级取得了新的地位。大总参谋部和部队总参谋部军官团已有近50%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资产阶级掌握着新的经济命脉，构成了德国西部和中部工业重点。曾以农业而闻名的易北河东岸已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军服依然是最高贵的国服，新的上层阶层的子弟们都身着戎装，军装能确保他们得到社会的尊敬。泛德意志思想的辩护士便出自于这个新资产阶级阶层。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军官，如凯姆上尉和利伯特少校在这些年里为建立殖民地海军舰队协会做了奠基工作，成为“让世界重视德国”思想的维护者。易北河东岸的贵族们本来对舰队知之甚少，然而现在贸易和工业出口使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成了他们最为强烈的愿望。

年轻的皇帝开始以英国舰队为样板，为帝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海军设有自己的最高司令部，另外还有一个帝国海军局，皇帝自己也搞了一个海军内阁。有一段时间曾冒出了一个计划，要成立一个统管陆海军的“总司令部参谋部”，类似于“帝国总参谋部”，其目的在于能将陆海军纳入统一领导之下。但是实现这种设想的条件一直不成熟，尽管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事情有了一些进展，但也始终未能成为现实。陆海军之间相互蔑视，致使两个军种的协同一直不尽如人意。海军有意识地没有组建一个特殊的海军参谋部军官团。尽管都知道两个军种互为需要，尽管也制订了战时相互协同的计划，但除了陆军派遣军官去参加海军训练和短期训练班来熟悉海军战术，以及在军事学院举办陆军军官第一年必修的海战战术班之外，事情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然而，无论如何瓦尔德泽也没有想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在他看来，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一支强大的陆军是保卫德意志的关键。早在1888年8月他就曾思考过组建一支令他向往的、杰出的皇家陆军。瓦尔德泽大概是聪明过头了，他没有看到德国除了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之外，已经没有能力供养一支大型海军舰队了。也没有人想过，与英国发生冲突，打败俄国或法国，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上力量。瓦尔德泽在其政友如威廉·冯·哈默施泰因男爵等人的支持下，以未来的宰相自居，并深信通过他大刀阔斧的治理将使帝国光复昔日的辉煌。1889年4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帝国尚未壮大之前，还必须利用俾斯麦的威望和手腕。如果军队装备一旦完成，与俄国和法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就在所难免。他还写道：“如若形势危急，就要与宰相联手；但如有必要，也可以撇开他，甚至反对他。”

1890年3月，宰相危机公开爆发。3月15日，瓦尔德泽在日记中写道：“一场大规模的争吵即在眼前。”他当着皇帝的面毫无顾忌地大肆攻击俾斯麦，说俾斯麦的整个外交政策是一大失误，说俾斯麦办成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将法国和俄国树为德国的敌人。他还在日记中假惺惺地注明：“我真的没有受到成为宰相的那种沾沾自喜的折磨。”他写道：“我宁可再等两三个人被‘榨干’。”但如果皇帝启用他，他会像一名战士那样俯首帖耳。

1890年3月20日，新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离开了他的职位。瓦尔德泽这个圆滑伪善的宫廷侍臣此刻故作庄重地对皇帝说，上帝会让皇帝陛下选出合适的接班人。皇帝可以说是匆匆忙忙地答道：“我想现在是时候了。祝您官运亨通！”

瓦尔德泽和奥伊伦堡伯爵都向皇帝进谏说，在如此严重关头，只用一位将军接替俾斯麦(说此话时大概瓦尔德泽也想到了自己)。结果，前帝国海军局国务秘书，时任第10军司令官莱奥·冯·卡普里维步兵上将成了新宰相。列奥·冯·卡普里维祖上是意大利人，后来到普鲁士军队服役。60年代，卡普里维在毛奇的总参谋部服役，是一名精明干练的军官。俾斯麦干巴巴地说，像这样一名优秀军官转而从政，太可惜了。

卡普里维放弃了俾斯麦安全政策的核心，即不再同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因为他自我感觉无力玩弄这种外交杂技。1891年，法俄签署军事协定，该协定既是针对德国的也是针对英国的，后者当时与法俄在争夺中非和中亚领土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冲突。瓦尔德泽早就建议利用英国对付俄国，以便从中渔利。然而，枢密顾问冯·霍尔施泰因—俾斯麦下野之后一个在外交局具有权威性的人—却没有答应。

不久，另外一件事又搅得瓦尔德泽寝食不安。当初，他对卡普里维就任帝国宰相表示了欢迎。但不久却发现，他在日记里讥讽地称之为“笨伯”的卡普里维正在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从而使瓦尔德泽的那些急于求成、野心勃勃计划的名望丧失殆尽。局势变得令瓦尔德泽胆寒。陆军不再是帝国的惟一盾牌，皇帝对海军的偏爱与日俱增。在一次演习讲评会上，瓦尔德泽竟敢斗胆提出与皇帝不同的见解。他实在是错了。

1890年秋，皇帝在卡普里维的催促下第一次试图罢免这位已变得令人厌烦的宠儿，在卡普里维眼里这位总参谋长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皇帝建议瓦尔德泽去接任斯图加特(符滕堡)第13军司令官的职务，根据一项军事协定这个军属于普鲁士军队。与此同时，为了让解职一事使瓦尔德泽易于接受，皇帝还生出一个极为怪异的想法，即提高联邦各州军司令官的地位，使他们成为类似于普鲁士总督的帝国官员。瓦尔德泽觉察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冷遇并拒绝了皇帝的建议。年迈的毛奇一直非常器重瓦尔德泽，他曾向皇帝做过解释，说总参谋长是不能隔几年就换一个的。

1891年1月27日，皇帝的诞辰日，瓦尔德泽获得霍亨索伦王朝的王室奖章大十字勋章，同时还得知，陛下还要送给获奖者一个军。此事如晴天霹雳，好似宣判了他的死刑。在参加了大总参谋部为皇帝诞辰举行的宴会之后，瓦尔德泽同军需总监施利芬和冯·奥伯霍费尔将军谈了话，之后，他面见皇帝，向皇帝提出辞呈。

皇帝态度坚决地拒绝了瓦尔德泽的辞呈。1月31日，皇帝再度召见瓦尔德泽。瓦尔德泽开诚布公地对皇帝说，军队已江河日下，大不如昔。年轻的统治者说，此事从来就没有人对他说过。谈话的结果是瓦尔德泽到阿尔托纳担任军司令官，由第一军需总监施利芬伯爵将军接任总参谋长。瓦尔德泽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必须屈从于军人的服从义务：他希望在危急时刻能重新启用他。在总参谋部内，人们对他的离职普遍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赫尔瓦特大街的沙龙逐渐变成了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象征，这正是整个军官团的原则。当瓦尔德泽离职之时，加强军备、强权外交、世界贸易、炮舰政策、争夺殖民地成了这个时期的特征。在有少数总参谋部军官参加的“泛德意志联盟”中集中了一批斗士，鼓吹在中欧和世界建立具有绝对权威的德意志大国强权政治，他们中有教授、海军将领、大商人、工业企业家和一些大庄园主。国外从这些甚嚣尘上的狂言中和“泛德意志联盟”的乌托邦式的小册子里—其思想比泛斯拉夫主义的美梦有过之而无不及—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思想是过头的和错误的。早在毛奇时代，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就曾设想过，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必须将荷兰重新并入德意志，战争一旦爆发必须立即占领丹麦。毛奇和俾斯麦对这些思想没有认真对待。然而如今毛奇已不在人世，俾斯麦也被免职，他们的思想遗产已失去其现实意义。

1894年，由于易北河东岸农场主们对帝国自由贸易关税政策的抗议，帝国宰相列奥·冯·卡普里维的政策遭到失败。当时，一股无政府主义的谋杀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处处都笼罩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惧怕和恐慌之中。在舆论界出现了要求军事专政的呼声。瓦尔德泽又错误地以为，他的时刻来到了。瓦尔德泽的所谓发动“帝国政变”的计划搅得外交局的枢密大臣冯·霍尔施泰因彻夜难眠。卡普里维警告人们要提防一场针对社会民主势力的“预防性战争”和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只有对工人群众实施镇压，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1894年10月26日，皇帝将卡普里维解职。皇帝准备在战争爆发时任命瓦尔德泽为集团军司令，开赴东部作战。瓦尔德泽拒绝施利芬提出的首先集中兵力进攻西线并将敌人击溃的新理论。他再次向皇帝呈递一份备忘录，要求在军队尚能依靠之时，用武力解决社会问题。皇帝没有接受瓦尔德泽的建议，瓦尔德泽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

人物评价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讽刺性的人。他是德意志总参谋部鼎盛时期的总参谋长，为毛奇所赏识，应该说肯定其才华不仅是政治权术和交际能力。记得十几年前小时候看过一个喜剧译制片，叫“科佩尼克上尉”，漫画式地描述了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社会状况。其实至少一战前的总参谋长里，毛奇和施利芬就本人而言，都没有那么浓的军国主义色彩。倒是瓦德西的政治观点最象人们想象的好战的军国主义者。但是瓦德西生不逢时，始终没有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杜普伊的评价，瓦德西没有毛奇和施利芬那样出众的智力，但是他的强项在于个人魅力。也因此他在德国军事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他通过权力运作，大大提高了军部在政治外交这些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但是一次又一次权力斗争的胜利，终于把他自己摆到和德皇之间冲突的地位，并因此去职。

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瓦德西个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