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山东大学教授）

个人经历

萧涤非先生执教山大47载，曾兼山东大学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古籍所副所长、《文史哲》编委会副主委、校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山东省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文联副主席等。逝世前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杜甫全集校注》主编、《文史哲》编委，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民盟中央文化委委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省诗词学会、省陶行知研究会、齐鲁书社、联合周报顾问等。曾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被收入《世界名人录》、《国际卓越人物录》等国外权威传记。自1990年7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个人著作

著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读诗三札记》、《解放集》、《乐府诗词论书薮》，与游国恩等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整理校点《皮子文薮》等，另有多部末刊稿和散见于各报刊的文章。在杜甫、乐府、文学史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被誉为卓越学者、一代宗师、乐府及唐诗研究的权威人士。

萧先生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知识渊博，治学严谨。讲课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引经据典，脱口而出，联系实际，巧妙自然。特别是讲杜诗，联系到抗日战争时期饱受的颠沛流离之苦，情深意切，热泪滚滚，不能自已。可见他的切身经历，也促使他更深入地研究杜甫，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他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主要论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诗选注》、《乐府诗论薮》、《杜甫研究》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出版作品

《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

《解放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杜甫诗选注》（唐）杜甫著，萧涤非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98

《乐府诗词论薮》济南齐鲁书社1985

《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鉴赏辞典》萧涤非等撰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萧涤非、刘乃昌主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杜甫及其作品选》刘开扬、萧涤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萧涤非说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文章记载

抚州党史办记载

萧涤非

萧涤非

在清华大学，萧涤非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学习全优，而且是一名体育健将。他创造的11秒1的清华大学百米纪录，一直保持到解放后。他还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队长，曾获得过华北足球大赛的冠军。当时北平报纸的体育消息中，常有他的名字。1930年，萧涤非以4年平均在8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免试进入清华研究院。在清华研究院，萧涤非得到著名汉乐府学家黄节先生的指导。3年学习成绩全部为上、上、上，超、超、超，因成绩最优，清华的同学半开玩笑地送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这个墨盒一直放在萧涤非先生的书桌上，陪伴他终生。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于1944年出版后，被誉为“乐府文学之最佳通史”，“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1933年，经黄节先生推荐，萧涤非先生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讲师，从此与山东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山大开的第一门课是四年级的必修课“词选”，此外他还开了“乐府”等课。由于他扎实的学术功力，一下子就在山大讲堂上站稳了脚跟。

1936年秋，国难当头，学潮迭起。山大校长易人，萧涤非被解聘。年底，应聘到四川大学任教。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突然解聘。后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其间生活极其艰难。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回山东大学。1951年，曾在北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仍回山东大学，任该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教务长，学报《文史哲》副主编等职，并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编委。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1983年被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外，还先后被选为第四届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一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论组成员，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中国诗词学会顾问，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史哲》编委、副主任，山东诗词学会及山东社科联顾问，江西师范大学学术顾问，《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还被家乡聘为抚州王安石研究会顾问及新编《临川县志》顾问，并为新编县志题辞参加志稿评审。

萧涤非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以杜甫研究尤为卓著，被学界称为“20世纪的杜甫”。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萧涤非就对杜甫研究有一个长远规划。从杜甫诗选注到对杜甫研究，再到“杜甫全集校注”，由浅入深，由个别到全面，由特殊到一般，最终取得全面的收获。他的《杜甫研究》和《杜甫诗选注》曾多次重印再版。他的《杜甫研究》一书，被誉为“是一部有创造性的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堪称该时代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迄今，在杜甫研究界事实上还没有一部在观点、方法或是规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现。”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诗选注》、《乐府诗词论薮》、《解放集》、《读诗三札记》、《皮子文薮》等书，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

1961-1963年，萧涤非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高等教育部委托，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等教授合编《中国文学史》。该书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著作，是大学文科通用教材，荣获1987年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他还发表许多论文散见于《文史哲》、《文学遗产》、《文汇报》等刊物。1979年发表了著名论文《关于〈李白与杜甫〉》。由于他在文史方面的巨大成就，被英国传记学会收入《世界名人录》。

1978年，萧涤非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担任《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虽年逾古稀，但老当益壮，亲自率领校注组的人员沿着当年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集体写成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1984年，萧涤非亲自主持在河南巩县举行的“杜甫全集校注”讨论会。他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解决了长期以来杜甫研究的悬案。《杜甫全集校注》工程浩大，历经十余年未竟。直到1991年3月，即萧先生去世前一个月，他仍在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审校。

2006年11月25日，萧涤非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人物评价

儿子眼中的父亲

走自己的路

父亲在一次校庆大会发言中，谈到闻一多、老舍、华罗庚诸先生无师自通时，曾不无自豪地说：“谈到我自己，也有那么个劲，走自己的路！”

父亲原名忠临。1907年1月11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一个穷秀才家。排行老三。祖父名雪初，号晴谷，能为人排难解纷，人称晴谷先生。祖母杨氏，生三子二女。父亲未满周岁丧母，10岁成了孤儿。这悲苦童年仅有的一点温馨，竟成了他一生无尽乡思的源头。

在此之前，他曾在村上我祖父创办的三益小学读书，有时也放牛、爬松毛，亲见农民疾苦。当时读的书还多是《论语》、《孟子》等，方法也是死记硬背的老一套。父亲说：“这也有一定的好处。一些有益的格言，当时虽不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会懂得，并影响自己的行为。”不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水浒传》白胜唱的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民歌和《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车行》等这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些都对父亲的一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父亲随我大伯辗转外地。1920年由开封北仓小学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两年后，转学南昌心远中学，夏征农、吴有训等曾就读于此。这时，大伯常拿些没有标点的书让父亲“啃”，其中的甘苦，父亲至老不忘。家人的苦心，亦可想见。临川夙号才子之乡，初唐王勃即以“光照临川之笔”颂之。这些使父亲从小用以自勉，读书倍加勤苦。

1926年父亲20岁，由南京江苏省立一中同时考取清华、东南（即后中央）两所著名大学。因得堂叔的资助，又慕梁启超之名，遂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清华七年，父亲深受黄节先生教益。1930年大学毕业，论文为《历代风诗选》，把《诗经》以下至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在这方面当推杜甫为最。另外，他还悉心整理并发表了黄先生讲授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的笔记。由于四年总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故免试进入清华研究院，每月30元津贴。导师黄节先生是第一个在大学讲乐府的，指导父亲完成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因成绩最优，清华同学会还送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当时北平报纸时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11秒1的清华记录，一直保持到解放后。

1933年经黄先生力荐，父亲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专任讲师，所开第一门课即四年级必修课“词选”。这年他27岁，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是当时同学中年龄比他还大的一个。1935年黄先生病逝北平，父亲远道奔丧，大病一场，以诗哭之。父亲是有正义感的，曾一度冒险接济在济南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秋，山大换校长，父亲被解聘。离青时结婚。母亲黄兼芬老师，江西武宁人，1917年5月16日生于茶商家庭，著名爱国将领李烈钧将军的外甥女。这时就读山大，此后相伴53年风雨同舟。当时因请不起客，只好上火车前发送婚帖。老舍先生闻讯赶来，把他的一本刚出版的《牛天赐传》送作纪念。

此后，父亲先在四川大学，呆了五年，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嵋山下，幸亏老同学余冠英先生来信，说闻一多先生要他去昆明西南联大，另一老友黄玉佳先生从香港电汇路费，这才得了活路。在昆明的五年，生活也极艰难。父亲曾卖掉心爱的书籍，兼教专科、中学及至小学，拼命干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甚至把我尚未出生的一个姐姐，说定送人，为此父亲写了悲痛欲绝的《早断》诗。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治学，1943年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终于出版，并发表一系列论词之作。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爱国民主运动。父亲的学生潘琰遇难，他怒不可遏，写了《哭潘琰君》诗二首，发表后因有“血染青天白日红”一句，受到反动派恫吓和警告。现实使父亲对杜甫诗产生共鸣。1947年，他重返山大，第二年，便开了“杜诗体别”这门课，印发了数十万字的讲义。（李希凡同志曾旁听过）

1951年父亲主动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方法。结业时，写诗说：“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这是他的真心话。从此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丰收时期。先后出版了《杜甫研究》、《读诗三札记》、《解放集》、整理校点了《皮子文薮》等。1961年至1963年，在北京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诸先生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并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撰写一系列文章，如《人民诗人杜甫》等。1964年在党组织鼓励下，开讲“毛主席诗词”课，并发表赏析文章。不乏确当见解。

“文革”中，父亲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杜甫研究》被列为“大毒草”。为此他曾发誓不再谈杜诗。但当1972年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点名批判他时，他还是相当理直气壮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尽管那时气氛不正常，被批判者照例没有公开答辩的权利。1975年他应约写关于刘禹锡的文章，这是十年中发表的唯一一篇。多年不敢有一字来往的亲友，看到他的“亮相”，纷纷写信庆贺他的健在。其实他曾大病多次，多亏一些好心人暗中帮助。

经过十年浩劫，父亲已是“牙齿全落双耳聋”，“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工作热情依然不减当年。1978年他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并成立校注组，邀请廖仲安教授担任副主编。一面广泛积累资料，一面率组万里寻访杜甫遗踪。1981年重要资料基本都有了。1984年又在巩县主持了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参加的样稿征求意见讨论会。《重谒邙山少陵墓》诗，是他第一次肯定杜甫真墓在邙山，已刻石立于杜甫陵园内。同时，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毅然发表了与郭老争鸣的长文《关于〈李白与杜甫〉》，及其它文章近30篇，并修订旧著出版。

父亲执教近60年，桃李满天下，深受敬重。他教书多着眼于人的骨气，他当年赠别联大毕业生的诗“端知前路饶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便含有这种用意。他育人更怀“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的苦心。新中国成立17年，他和冯、陆、高是被称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的。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不仅给本科生上课，还辅导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从未休假。培养过如项怀诚等一大批国之栋梁。他诲人不倦的教学热情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向为学生称道。他说：“如果一堂课教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新时期，父亲在耄耋之年以多病之躯，仍致力于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培养，撰写书序，培养了我国古典文学专业的首批五名硕士和两名博士。并接受国家教委安排，指导美国高级进修生。对于他们毕业后的提高与发展，父亲仍继续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此外，父亲还为电台撰稿，尽量亲自答复各界来信，对中学语文教学提出指导意见。难怪有的老学生称他为“20世纪的杜甫”，美、日等国学者以为“汉学伟人”。

父亲辛勤工作几十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及文科委员会主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委、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杜甫全集校注》主编等。他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问、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会、中国唐代文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山东省人大代表、省文联副主席、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以及中华诗词学会、山东诗词学会和陶研会、齐鲁书社、联合周报、江西诗词学会顾问和江西师大学术顾问等。荣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1990年7月，国务院决定首批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以表彰他为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91年4月15日，父亲病逝。学界震悼，惊呼“当世学者如先生者无多”。党、国家和人民给予高度评价。盖棺论定，有这样的说法：“萧先生就是当代的杜甫，新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师级人物。”鲁迅先生说过：“只要道出实情，便是公道。”

青灯写如豆

父亲在《自题〈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诗中写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虽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其实他的著作，大都经历了这样潜心钻研、反复锤炼的过程。父亲治学，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前期侧重乐府和词，后期侧重杜甫诗和唐诗。他的著作，也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

（一）《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3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再版。迄今多次印刷。原为1933年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主要特点是阐发汉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作品本身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使读者通过了解一时代乐府之得失而知其社会政治之状况。在写法上，“寓诵读于叙述之中”，凡所征引之作品，皆属全篇，这与以前一般概论的摘叙方法很不同。黄节先生曾写了两千多字的评语，肯定备至，以为“宜置超等”。本书问世至今，深得学术界高度重视。认为“成绩突过前此著作”，“如论五言出于西汉乐府民歌不始班固，极有见地”，“论木兰诗为北朝作品，均可成为定论。”（王运熙）而对本书主张今日研究乐府“惟有舍声求义”的观点，更许为“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钱仲联）。今天看来，亦不失为“乐府文学的最佳通史”（文学书窗）。

（二）《杜甫研究》195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本，1959年出合订本，1980年齐鲁书社出修订本。本书是在《杜诗体别》讲义的基础上，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诗的开创性力作。对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影响及作品，都作了系统论述，指出杜甫的伟大，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的园地；而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等等，尤为独到。同时，针对当时只谈作品思想性，不谈或少谈艺术性的偏向，特辟《杜诗的体裁》专章，用较大篇幅分析杜诗的艺术性。全书始终遵循“实事求是”与“知人论世”两条原则。《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即其显例，《文史哲》发表后，《新华月报》曾全文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本书创造性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盛誉，被推为“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代表了迄今为止“学术界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学术月刊）“至今对我们当代学者仍具有指导意义”（傅璇琮）。

（三）《杜甫诗选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普及本。迄今印数已达几十万。本书原为《杜甫研究》下卷，共选杜诗281首，按诗人的生活经历分为：“读书游历、困守长安、陷安史叛军中及为官、漂泊西南”等四个时期。每期前面，均有这一时期写作情况与作品特点的概述。目录还标明各诗之体，以突出杜甫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本书注解的一大优点，是运用“以杜解杜”的方法，也就是清人吴兴祚说的“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并力求做到鲁迅先生所谓的“三顾及”。这些亦属独创。论者认为“注释语句无多，简明洁净，说的中肯。”（臧克家），“一直被广泛誉为海内最好的杜诗选注本之一”（文史哲）。2001年教育部列为指定书目，作为专业主干课考核内容之一。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大学生必读本”。

（四）《乐府诗词论薮》1985年齐鲁书社版。本书为古典文学论文集，凡27篇。几乎囊括了前此除专著外的所有有关古典文学的单篇文章。其中既有才思敏捷的少年之作，也有深思熟虑的中年之作和雄风犹在的老年之作。考论赏评多种多样，颇具特色。1986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

（五）《中国文学史》（四卷本）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修订再版，1991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父亲为五主编之一，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

此外，还有《读诗三札记》（1956年作家出版社）、《解放集》（195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校点《皮子文薮》（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与人合作之重校本）等。未刊稿尚有《杜诗体别》、《毛泽东诗词讲稿》、旧体诗词集《有是斋诗草》等多部，以及散见于各报刊尚未结集的文章。

非敢望解颐

父亲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诗中说：“嗟子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这是他的真心话。

父亲治学60多年，我以为有如下特点：第一，注重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他说，如果说我那本《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还不无可取之处，那也是由于得到《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两句话的启发。他的杜甫研究更是显例。第二，熟悉研究对象，越熟越好越有用。至于如何熟悉，他认为最好是对研究对象有热情、感兴趣，以至爱得入迷。第三，掌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从《历代风诗选》到《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再到《杜甫研究》，纵看是由博而专，但横看每一具体项目却又是由专而博的。但二者应以专为先。第四，教研结合，父亲著述，大抵经过先开课，再发表，后出版这么三步。以便听取意见，不断完善。第五，严谨认真。这是父亲为人治学的一贯作风。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也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品德。他最厌恶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粗枝大叶的马虎作风。有时他对我的写作提意见，那个比你自己还要呕心的认真劲，真让人服了他了。他的两位博士生李从军、林继中毕业后来信都说从萧先生那里学到了“认真”二字。第六，强调为人是为学之本。比如治杜，父亲一身强调先学其人其志，他说：“吾人学杜诗，岂徒曰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又说：“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杜甫卖命。”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卖命”人呢！

二十三年前，他在题为《心声》的词里说：“誓都将心血付‘村夫’，杜陵集。”十六年前，他又套用陶诗表白心迹：“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渴望亲见他主编十三年的《杜甫全集校注》早日完成和出版。十一年前，他抱憾而去，圆睁双眼，真真是死不瞑目！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足以垂范后世。“先生原不死，万古姓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