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周作（日本笔会会长）

人物经历

1923年，远藤周作生于东京巢鸭，有一年长2岁的哥哥，父亲在安田银行（富士银行的前身）工作。

1926年，3岁时父亲工作调动迁往大连居住。

1929年，6岁时，进人大连市大广场小学就读。

1932年，9岁时，因为父母之间的不和，常常以恶作剧来隐藏心中的难过。这时期的陪伴，是一只名叫“小黑”的狗。小黑成了他的“悲哀同伴者”。

1933年，10岁时，因为父母离异，远藤周作与母亲、兄长返回日本，转学到六甲小学。刚开始住在神户市六甲的阿姨家，之后搬迁到西宫市夙川的天主教教会附近。在天主教徒的阿姨的建议下，与母亲一起到教会听公教要理，并于1935年6月与兄长一起于夙川天主教教会领洗，领洗圣名为保禄（Paul）。

根据远藤周作的说法，在此时的他之所以接受洗礼，主要是为了让母亲高兴而无自觉地受洗。远藤周作的学成绩不佳，进人高中（三高）的考试也受挫连连，于是，在仁川开始了他的“浪人”生括。当年，获东大法科录取的兄长，搬迁到世田谷经堂的父亲家，而远藤周作也因为入学考试接连不顺利，为了不造成母亲的经济负担，也搬到了父亲家。

因搬家造成让母亲独自生活，远藤周作认为自己背叛了母亲。

1941年，18岁时上了上智大学。

1944年，考入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预科，但是因为父亲命令他改读医学系，远藤周作离开了父亲的家，并始打工生活。当时战局苛烈，学校上课无法进行，所以就在川崎的勤劳员工工厂工作。后来，远藤周作搬到由天主教哲学吉满义彦担任舍监的信浓町天主教学生宿舍之白鸠宿舍——圣斐理伯宿舍居住。在此除了受到吉满的影响，阅读了法国哲学家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的著作，并结识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和德国浪漫派。之后，因为与堀辰雄（Hori Tatsuo，1904—1953）会面，体会到必须思考西洋人的“一神与日本人的诸神”以及法国作家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1885—1970）小说中所讨论的人类深层心理等问题。当时虽然取消了文科学生征兵犹豫制，被编入第一乙种军队的远藤周作却因为肋膜炎之故，延后一年入队。

1949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1950年，远藤周作为了学习法国的天主教文学，战后初期去法国留学，进入里昂大学。受教于巴第教授，研究领域为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与此同时，远藤感觉到与基督宗教的距离感越来越大，于是决意放弃进入法文研究所就读，而要以有距离感的基督宗教为近身之物，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成为一名小说家，开始在里昂的居住处学习写作小说；同时，因为三田的前辈大久保房男的好意，在《群像》发表数篇关于法国留学生活的文章。第二年（1951），远藤到莫里亚克《特雷兹·特丝格尔》小说中的背景地——兰德地区作徒步旅行，并且访问了在波尔多近郊一个村落的修道院修行的井上洋治。

1952年，时年29岁的远藤结核病发作，病况一直不佳。翌年的1月，因为健康因素，远藤回到日本，两年半的留法生活于此划下句号。回到日本后的远藤，重新开始与三田文学的前辈们往来，并成为天主教文摘的编辑长。同年12月，母亲郁子突然因为脑溢血去世，远藤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孤独地死去，对他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战的经历让远藤周作对“罪”有了重新认识，开始从内心深层重新认识基督教。留学时代写了一些法国见闻，随笔发表在《群像》、《天主教要约》上。

1953年，回到日本。

1955年7月发表的《白种人》获第三十三届芥川文学奖。

1956年1-6月在《新潮》杂志连载发表《小青葡萄》。

1957年6-10月在《 文学界》杂志连载发表的《 海和毒药》，获新潮奖和每日新闻出版文学奖。^[1]

1961年—1962年，他因肺病发作长期住院，进行了三次大手术，造成肋膜粘合医疗事故。第三次手术，取得了成功。

1964年7月出院。

1977年，任芥川奖审查委员。

1996年，病逝于东京。临终前特别嘱咐亲人，死后将《沉默》与《深河》两书放入灵柩相伴。^[1]

幼年时期的远藤周作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就自然会关注和自已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进入庆应大学文学部之前的远藤周作的记忆中，充斥着失败和痛苦。进入大学全方面地接触文学世界以后，远藤周作终于找到人生的方向而开始为之奋斗。可天不遂人愿，他因为体质虚弱，开始了长期的住院生活。所以远藤周作就特别理解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绢苦的弱势群体，井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付诸实际行动，开展了“温暖人心的医院”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活动。远藤周作，对《圣经》中被世人唾弃的犹大这样的背叛者们寄予了极大关心。

远藤周作一反战后派作家那种强烈批判现实的倾向性，故意冷漠政治，反伦理纲常，在传统的私小说基础上加以剔抉、概括、抽象、重视“艺术的高浓密度”，以创造尊重自己实感的独立世界。称其创作手法上回溯接近传统文学，作品酷似私小说而又有别之，具体表现在以虚构的“我”来贯通作品脉胳，借助私小说的技巧，有选择地再现生活，从而幻现出一个游荡于日常琐事的诗情文学世界。

1947年，远藤写出第一篇评论《诸神与一神》，并得到神西清的认同，将文章登在神西清所编辑的《四季》期刊第五号中。而佐藤朔所推荐的评论《天主教作家的问题》，也刊登在《三田文学》中。对一名大学部学生而言，远藤可说是幸运地接受到许多良师的指导与协助，并渐渐地以文学与天主教的问题而渐露头角。

1947年—1993年，从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作品中，体现出他对耶稣之爱的理解程度分为三个阶段：1、“矛盾阶段”；2、相互理解阶段；3、融合阶段。作品中出现的耶稣形象最后归结为“母性之神”，具体体现为“人生同路人”，同时远藤周作对“人生同路人”的“母性之神”的追求，归因于作者青年时期在法国留学时遭受的歧视以及晚年患病时体会到的孤独感，此外日本传统宗教中的观音以及古神道对母体的敬畏习惯也对作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1953年7月，选择“白色人和黄色人”的差异作为主题，开始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思索。在早川书房出版《法国大学生》随笔集。开始踏上评论家道路。

1954年，在文化学院任讲师。

1955年，远藤周作以小说《白种人》获第33届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白种人》描写一个法德混血儿在纳粹迫害下出卖朋友、在精神上陷入崩溃的故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对西方文化、基督教、人道主义等的怀疑和批判。

1957年《海与毒药》发表，确立了小说家的地位。获得新潮文学奖、每日出版文化奖。该小说取材于二战中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以美军战俘作为活体解剖的残酷事件，深入追究了日本民族的“罪”意识。

1960年至1962年，因肺结核病入院治疗，在此后的作品大多以宗教主题展开。

1960年，《沉默》获得谷崎润一郎奖。

1966年长篇小说代表作《沉默》发表，获谷崎润一部文学奖，该部小说描写的是日本幕府时代基督教徒受迫害的历史故事，探讨了“弱者的宗教”、神的形象等内容，此后，他开始探索宗教中的许多核心问题。

1980年之后，远藤进入其文学创作的后期，长时间的病床体验使他在人“衰老与死亡”的相关问题上有了深入思考，其作品主题更加多元化，并出现了宗教融合的思想。《侍》获得野间文艺奖。

1981年作为日本艺术院会员。

1985年，担任日本笔会会长。

1987年，辞去芥川奖审查委员工作。

写于1993年的《深河》，是远藤最后一部集大成之作，在日本和世界文坛享有盛名。远藤周作的文学多以基督教为题材，他的作品善于挖掘和表现宗教中的主题，具有丰富的宗教内容和浓厚的宗教意味，该作品获每日艺术奖。

主要作品

创作特点

远藤周作的文学思想：以日本人的身份塑造出属于日本人的“耶稣形象”进行救赎

直接以基督耶稣为塑造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耶稣作为神的存在，其神圣性不言而喻，这也是难以刻画之处，而远藤周作则以极大的勇气进行了尝试。

从《沉默》到《死海之滨》，历时7年时间远藤周作将耶稣从“母性的神”发展至“永远的同伴者”。他通过《沉默》中的“母性的耶稣”，将基督教植入日本人的信仰中，在《死海之滨》中，远藤塑造出“永远的同伴者”耶稣，使其深入日本人内心，与日本人永远地相伴在一起。与《沉默》中踏板情节的冲击力相比，《死海之滨》之中的耶稣形象引起的震动也不遑多让。作为一位文学家，他始终努力地探索能够为日本人所接纳的耶稣形象，他在作品中尽量避免表现信仰的神秘主义性的原因也在于此。《沉默》问世，作者推出的“母性的耶稣”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在神的存在这个问题上，远藤周作关注的并非是神的具体形象，而是神通过其存在作用于人的行为。

小说《沉默》以17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禁教活动为背景，描写在日本长期传教、身为教区长的克里斯多夫·费雷拉教父弃教的消息传到了罗马教会，教会以及费雷拉的学生都对此表示怀疑，葡萄牙神甫罗德里奥、卡卢佩动身前往日本，欲探明费雷拉弃教的真实原因。途中，他们遇到了来历不明的天主教信徒吉次郎，由他带潜入日本长崎的一个秘密天主教徒聚居的渔村，后来罗德里奥因吉次郎的告密而被捕。

被捕后却在近乎极端和残酷的情况下，灵魂受到逼迫，信仰遭遇困境。为逼迫他弃教，三名日本信徒被处以“穴吊”的酷刑。受刑者四肢被捆绑，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来。罗德里奥所面临的困局是，他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解救这三个无辜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无论罗德里奥做何选择，他都注定成为一名罪人：选择救人，意味着他不得不背弃自己的信仰；选择坚持信仰，那三个教民就要为他的信仰殉葬。

期间，他目睹了卡卢佩的殉教也了解到费雷拉弃教的事实与原因，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后，为解救其他被捕的教徒，罗德里奥踏上了刻有耶稣像的木板以示弃教，就在弃教的时刻，他终于明白了神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最后，罗德里奥留居日本。

罗德里奥神甫笃信神的存在，然而同为信徒的吉次郎却发出了疑问：为什么神一直保持沉默，在教徒们因为信仰受难而死的时候，为什么不见神的庇佑？这让罗德里奥内心不断挣扎：“自从发生宗教迫害到今天，已经有20年了，在日本这块黑土地上有多少信徒呻吟，司祭留着红色的血，教会的塔也倒了；但是，神为什么在把一切奉献给自己的信徒面前，还沉默着呢？‘我’当然知道最大的罪就是对神的绝望，可是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一直沉默着。”

罗德里奥的怀疑也是远藤周作的经历，“一直沉默”的神是作者心中基督的存在方式。《沉默》创作于1960年至1962年，这个时期的远藤周作深受病痛的折磨，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对基督教徒而言，最大的罪便是怀疑神的存在，在无法否定神存在的基础上，作者的疑问就是《沉默》中的最大问题：如果神存在，那么在信徒如此痛苦之时神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故事的最后给出了答案，罗德里奥在狱中听着外面狱卒的呼噜声，一面歌颂神的荣耀，一面却为无法理解神的沉默而感到绝望与不解，此时费雷拉教父出现了，他告诉罗德里奥那“呼噜声”其实是被折磨的教徒发出的痛苦呻吟，无法继续忍受的罗德里奥做出了和费雷拉同样选择——弃教，但踏下木板的瞬间他却彻底明白了弃教正是对基督信仰本质——牺牲精神的坚守，为了其他教徒的得救而舍弃可以救赎自己的上帝，不顾因弃教而成为教会污点的事实，将自身置身于泥淖中。该小说的结尾，远藤通过弃教的罗德里奥之口说出：“那个人并不是沉默。纵然那个人沉默着，直到今天我的人生就在诉说着着那个人。”

虽然宗教所关注的是使人生神圣的力量，但其实质上仍然是一件实践的事情，基督教的本质是有神论背景中的耶稣理论，但体现出的是在其教导下的生活中去实现道德意识的最高追求，即神通过“场”在人的生命与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因此《沉默》中对神的所有怀疑事实上成为了“神是存在的”这一肯定命题的论证方法。远藤周作在《耶稣传》中认为上帝之爱虽未直接起作用，却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灵深处为人减轻痛。

《沉默》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日本，但作者所探讨的人类如何面对以及如何实现救赎的重大命题却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该作品体现出人在面对苦难时体现出的坚韧、尊严和无私。爱的伦理学没有华丽的言辞，见证的是无声的行动。

神的形象与存在形式

神的存在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所不曾怀疑的，然而西方传统中神的存在方式与日本文化的冲突又让远藤感到苦恼。从《沉默》开始，远藤就从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角度探索神的存在问题，关于沉默的含义，除了指神的沉默，另一方面指罗德里奥与吉次郎这样的教徒被淹没在以殉教为荣的历史中，表达对历史沉默的反抗，正因为其关注的是作为“弱者”在历史中失语的叛教者，因此基督的形象就被塑造成弱者的同伴与其共同分担痛苦，神虽然一直保持沉默，但当罗德里奥踏下铜板时，铜板上的人（耶稣）说：“踏下去吧，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

远藤周作后期的神学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不再拘泥于传统基督教的一神论观点，而是倾向于将基督教与日本风土进行融合。《深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印度教圣地恒河河畔，就结构来看，由多个支线故事组成，以一个赴印度旅行的团队为基础，将数个有着不同经历的游客联系起来。全篇共分为十三个小单元，作品中神的形象似乎并没有明确起来，相反却更加模糊。小说人物众多，心性各异，有一心追寻妻子转世可能的职员，有欲将心事寄托于鸟儿的童话作家，也有曾经历过战争炼狱之苦的老兵，以他们印度之行的经历展现了神“拥有各种脸”这一神学观，童话作家沼田因肺炎引起肺结核恶化需进行手术，妻子为他买了一只鹩哥，他将内心的痛苦向鹩哥倾吐，手术成功时，鹩哥却因妻子忙于手术、疏于照料而死去了，术后医生告诉沼田他的心脏在手术台曾经停止跳动过，但又奇迹地恢复了，他认为是鹩哥代替了他的死亡，承受他的痛苦，沼田的神存在于鹩哥身上，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中“能够对话的只有狗或鸟，神是什么，不知道，如果神能让人说出真心话，那么对他而言，神是小黑（沼田幼年时养的一只小狗）、是犀鸟、是鹩哥。”

故事的主人公基督徒大津在同学们眼中是一个无趣、软弱、无法交谈的人，大学期间，在女同学美津子的诱惑下他放弃了信仰，但被抛弃之后却认为自己真正地理解了基督教。远藤周作表示，平凡懦弱丑陋且没有任何威严的大津就是他心目中耶稣形象的代表，另外，该小说还通过游客的眼睛描绘了印度当地的女神查姆达，从沼田的鹩哥、大津到印度教女神，神的形象是多样的，而共同点是与弱者同行，承担人间的痛苦，如远藤周作在该小说结尾引用圣经中的话表达的一样：“他坦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从《沉默》到《深河》，远藤周作笔下的神是“行动的影响者”、“弱者的同伴”和“爱的集合”、“伟大而永恒的东西”，他将基督教中与人分离的神转化为日本人易于接受的同伴者形象，将神的神秘形象“世俗化”，体现了他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所形成的独特宗教观。

罪恶与救赎

《海与毒药》的主题是集中讨论日本人“罪”意识的缺乏，小说以二战期间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用美军战俘做活体解剖这一事件为素材写成，故事分为“海与毒药”、“受裁判的众人”、“到天亮之后”三个章节和若干小节，以不同角色为第一人称，深入剖析了事件中的主人公，并将他们置于集体与社会之中，展现其心理。小说首先以第一人称“我”开始第一章，主要记叙“我”搬到了东京新兴住宅区，在那认识了加油站和西服店的老板以及胜吕医生，加油站的老板向“我”轻松地叙述着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暴行和杀人经历，“我”是一个充满疲劳感、内心空虚，缺乏热情与追求的普通人，混合了话语者“我”和作者的双重观点，第二章和第三章进入故事主体，中心人物是大医学部的几个医生，桥本教授为了竞选院长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对前任医学部长的亲戚田部夫人进行肺成型手术，结果造成了病人的死亡，后来为了讨好军事局答应对俘虏进行活体解剖和医学实验。故事的焦点人物是研究生胜吕和户田，胜吕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被动感，面对战争的残酷、病人的痛苦、上司的麻木感到痛苦而无奈，参加人体试验时，他意识到了实验的残忍而感到良心不安，却没有退出，原因是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麻木地面对一切。

日本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一种实用的理性文化，强调集团利益、规则对个人的约束和管理，所谓的“罪”，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与集团利益的冲突，对规则的违背，缺乏主体对道德的自省。故事的焦点人物——研究生胜吕认为：“怎样都无所谓，‘我’答应参加解剖，或许是因为那蓝色的炭火在作祟，或许是由于户田的香烟在作怪，随便怎样都无所谓，不再想它了，睡觉吧。多想也没有用，这世界光靠‘我’一个人也起不了作用的。”他是医院集体性的行为中的一份子，因此虽然对实验感到无法理解与认同，但还是顺从了集体行为。户田是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不同于胜吕的被动，他对任何事情都有着积极的态度与想法。在谈到这个人物时，作者表示，该小说登场的两个人物胜吕和户田中，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户田，因为户田代表作者自己——日本的知识分子。

可见作者希望在户田身上表现出日本民族的共同心理，户田的故事以其自传手记为形式，记叙了他在成长过程中，习惯性期瞒、偷窃学校标本、与表姐通奸、对女佣始乱终弃等一系列行为，面对这些罪行，户田却并未表现出痛苦悔改之意。小学时他凭借小聪明欺瞒老师并洋洋得意，在日记中谎称将心爱的标本送给同学而感到难过，实际上他有好几个那样的标本，却被老师在作文中认为表现了“真实的情感”而受到夸奖。而后班里转来一名新生，户田认为这名转校生总是能看穿他虚伪的面孔，总是对其进行揣测。

日本人时刻从别人的行动中领会到所有暗示，强烈地意识到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在他们的生活中，原动力是“耻感”，如果不能遵守明确规定的善行标准，不能维持各种义务间的均衡，或者不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偶然，就是耻辱。因此，当户田感到转校生可以窥见自己的内心时，他感到的“不是内心的苛责，而是秘密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屈辱感”。

无论是“我”和住宅区中的其他人，还是参加实验的医生，都缺乏罪感，该小说通过这些不同角色的陈述，讨论了日本人在集体行动与社会习惯下的思考方式，然而对于日本人是否缺乏罪的意识，还是因为信仰的缺乏才造成这样的假象，远藤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胜吕在进行手术实验之前一直在照顾一个患病的老妇人，他会因为老妇人的痛苦而难过，当医院决定对其进行提前手术时，胜吕备感灵魂上的谴责与不安。户田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明确“罪感”意识的人，关于写下成长手记的原因，他感到：“因为我感到可怕——只顾及着他人的眼睛和社会的制裁，除却这些便什么顾忌也没有了，这样的自己我感到可怕。”

他为自己的麻木感到痛苦，发出“我真的没有良心吗？”这样的责问，当实验结束后，他渴望的是内心的谴责、胸口剧烈的疼痛和顿足捶胸般的后悔，然而回到手术室里时，他却仍然无动于衷。

远藤认为，日本人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基督教的原因除了其泛神论的土壤，更在于日本人对于神的无感觉，不同于西方人对“神”的概念清晰，即使是无神论者，其对立论仍然以神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日本人的无神论则是对于神的存在与否并不关心，可以说在日本人的感觉中，神的存在并不是必要的。日本的宗教具有宗教与伦理分离的特征，宗教缺乏伦理的社会性的行动层面，伦理缺乏宗教的内在动机，法律是对违反者的惩罚，伦理是让全社会去惩恶扬善，宗教则更看重信仰之心，然而，在日本，宗教都习惯化了，直接导致了信仰心，内在性的弱化，宗教失去了具有深刻内在动机的外在行为。

当胜吕认为有一天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处罚时，户田说：“你说的处罚是社会的制裁，如果只是社会的制裁，那么一切都是不会改变的，我和你只不过是因为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医学院才参加实验的，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海与毒药》中，远藤所真正思考的是，没有信仰，个体只是在自己的内部寻找罪感，罪的意识只会变得模糊并最终消失，从而无法得到最终的救赎。

在以二元对立与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是界限明显的、对立的、主动的；而日本人的感性根植于泛神性的土壤，以集团意识为中心，感受不到个别与全体的明显区别，也缺乏对立与主动，日本式感性所追求的是界限模糊的、暧昧的东西，在日本人心中，绝对的善与恶似乎是不存在的。《深河》中木口所认为“人做事没有绝对的正确。反过来，任何恶行也都隐藏着救赎的种子。”

作者描写了“罪”之后，将“罚”的成分淡化，将重点转向了救赎，且他笔下救赎的对象往往都是在罪的泥潭中痛苦挣扎而无法自救的人。软弱的次郎最后获得了罗德里奥的原谅，冢田和木口得到了解脱，甚至胜吕，作者在《海与毒药》的续篇《悲歌》中也通过“圣徒”加斯顿之口承认他获得了救赎。

作者关于“罪与救赎”的态度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的，通过神对人罪恶的宽恕与救赎的描写，作者信仰观中的神也渐渐远离西方传统中制裁审判的形象，而接近了日本人容易亲近仰慕的宽恕之神。

作者文学作品中的神，不是精神的创造者；也不仅是西方基督教所强调的光明、理性或者个体心灵完满价值的典范；而是心灵世界的陪伴者和抚慰者。作者的宗教观体现出人的生存、努力、珍惜与爱。

远藤周作作的作品中渗透着对于生命、人生、社会、文化、历史的深刻思考和沉重拷问，《深河》与《沉默》是两部代表作。

作品结构

《深河》采取线状结构中的平行式小说结构。该故事人物在叙述心中的伤痛同时，不断地进行着巧妙的穿插，将原本互不相关的情节内容交错进行，使得每个人的价值观与思考方式在彼此心中产生碰撞。在各自关于生死的执着追问中，只有美津子是带着关于自身与爱的追问上路的，而大津对于宗教的执着与困惑则成了美津子疑问的实质载体。同时，大津的寻教之路与美津子的寻爱旅途也在冥冥当中为这些故事的链接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在大津的每一次自我怀疑、否定与重新认识中，包括美津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受到了怜悯之心的感召。美津子原本不明爱为何物，却在印度观光时细心照顾突然犯病的木口并倾听他为死去战友吟诵经文，静心领悟矶边身上关于一对平凡夫妇的故事，陪同沼田放飞了曾给予过他心灵慰藉的鹩哥，目睹大津背负异教徒贱民前往圣河，美津子完成了自我救赎的征途，也见证了各人的心理改变。那条包容人间一切的河流，也让人们放下了心中的负重。每个人的故事都如交织的藤蔓蔓地延开来。这种相互交错的情节、交融地提升了小说本身框架结构的力度。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条独立的情节线路，各自铺陈各自展开，带着未解的困惑汇集一处，共同注入印度的恒河之中去寻找各自的答案。

《深河》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情景合一，将结构与内容这两个艺术成分相互融合，其章节安排是与其情节发展紧密相连。圣河既是小说中人物共同的目的地，同时，它更像一个穿插始终不变的意向，牵引着人物的心理发展与情节走向。

电影语言

《深河》将结构与思想紧密相结合，层层递进，营造出一种具有画面感的电影语言效果。故事最后，大津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信仰，美津子则像所有虔诚的信教者一样，亲临恒河水，接受圣河的沐浴。仿佛是逐渐拉远的镜头，恒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两岸是来往的人群，故事似有若无地结束了，生命的永恒轮回却从未曾被任何繁琐的人事打乱步调。如果能赋予静态的画面以动感，使生气贯注其间，这样的画才是一幅活画。小说中的大河奔腾无疑是使故事活化的灵魂。

《深河》带领那些疑虑不安的人去直面苦难与罪孽，去寻找信仰的救赎而最终完成自我救赎。《深河》中的每个人在对于生命意义没有准确了解之前，每个人的灵魂都在漫无目地游荡，直到皈依了坚实的躯壳，此后的人性才从此变得不再孤独。

通往恒河的人们带着深感失落的灵魂四处游荡，于是只能踏上圣河之路，希望能够在那里洗清自己身上的污浊与罪过。仿佛是不同流域的支流，汇总一处才最终完成了永恒的奔腾。小说中恒河的出现在常早晨或黄昏，沐浴在阳光下的圣河目睹所有生人死灵的轮回交替，而四处是解人心结的暖黄色调。孤独上路的灵魂行游此处，真正具有了超脱的可能。

远藤周作独特的研究视角使他获得崭新的耶稣形象。作者认为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客观的基督形象在于爱、复活与神之子这三点。远藤周作表示不会回避普通日本人对基督教抱有的疑问，而是作为日本人背负着疑问行进下去。

远藤周作以注重“安慰”、否定“奇迹”的方式塑造耶稣，这一点早在《圣经中的女性们》（1960）中即有所体现，而在《死海之滨》中则以更加文学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远藤周作在《圣经中的女性们》中塑造的耶稣是一位具有连带感情的存在，这种连带感情的对象是弱者，他永远陪伴在弱者的身边。《圣经中的女性们》有如下一节：“刚才碰我衣服的是谁？”他（基督）问道。“这里有这么多人，碰到您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一个门徒微笑着回答道。

“不，不是那样的。有一个人碰到了我的衣服。”基督摇了摇头。

就在刚才他感觉到那只手指怯懦地触摸了自己的衣服。手指之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哀、烦闷与苦恼。那只手指对自己有所渴求，一直在渴求着。

而《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第27—34节则有如下叙述：

她（患血漏病的妇女）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3：46）

远藤周作将“您”设定为一位因为生病而心情抑郁的普通人，他认为耶稣是分担弱者痛苦的存在。远藤周作在描述耶稣与娼妇对话的情节时，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耶稣的理解：女人小心地潜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偷偷地向里面张望着。“你在这里干什么？”这家的一个男佣发现她便申斥起来，“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但是女人假装没有听见向基督的身后靠了过去。“再不出去就让你吃点儿苦头。”听到男佣粗暴的驱逐声基督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女人满脸悲愁地站在自己的跟前。突然几粒泪珠从女人的脸上滚落下来，珍珠般的泪珠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打湿了他的脚。从这几粒温热的泪珠中基督理解了这个女人悲伤的过去和凄惨的人生。

“安心地去吧。”从他的嘴里吐出了一句强有力的话。

福音书强调的重点在于妇女所犯下的奸淫大罪以及耶稣对她的赦免，远藤周作表示他的描述与福音书略有差异。但那不是重点：“这个故事最使我们感动的便是女人的眼泪淋湿了耶稣的脚的那部分吧。仅仅通过‘眼泪湿了耶稣的脚’我们便可以切身体会到那名娼妇的悲哀。”与此同时，远藤周作还将《圣经·新约》中耶稣对待娼妇的态度与《圣经·旧约》进行了对比，《圣经·以赛亚书》第3章第16—26节中，上帝耶和华对娼妇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脚下玎铛。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她们赤露下体。到那日，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3：661－662）

《圣经·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位愤怒、惩罚的神，对不洁女子极尽诅咒之能事。而远藤认为《圣经·新约》中的基督全然不同，基督告诉我们“比起总是自认为是善人的信徒、裁断他人的女人、不为羞耻以及自我厌恶之情所动的人，这些娼妇的悲哀与痛苦更加接近信仰的真谛”。

远藤周作在《圣经中的女性们》中刻画了一位特别的耶稣，对比小说与《圣经》中相应的部分，可以了解到远藤对耶稣的描述有两个特色：第一，他刻意淡化了耶稣行奇迹的情节，尽量回避《圣经》中的神话因素；第二，远藤周作否定了神的惩罚等情节，甚至搁置了其中愤怒的、惩罚的神，他极力宣扬的是同伴者耶稣的怜悯、慈悲、分担弱者痛苦的行为。这一耶稣形象在《死海之滨》中被刻画得具体而且饱满。

《圣经》的内容博大精深，自古以来对耶稣形象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但是直接以基督耶稣为塑造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耶稣作为神的存在，其神圣性不言而喻，这也是难以刻画之处，而远藤周作则以极大的勇气进行了尝试。

作品获奖

人物评价

远藤周作不是凭借文字取胜，他的作品整体拥有让人感动的力量。

——安冈章太郎（日本作家）

远藤周作的神学思考，无疑有着日本宗教传统观念的烙印，也有着世界宗教大环境的影响。远藤周作用写小说、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神学思考。一位台湾的牧师说，远藤周作对基督教的贡献胜过日本基督教神父的总和。

——路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