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朝鲜半岛国家之一）

基本简介

新罗骑士瓷雕

朝鲜民族的古代国家。初名徐罗伐，又名斯罗期卢。公元4世纪由三韩的辰韩联盟中最有势力的斯卢部所建，统治地区先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后扩至整个大同江以南地区。都城为金城（今庆州）。935年被高丽所灭。

公元前后，斯卢部落以庆州为中心，联合六部组成部落联盟，酋长由朴、昔、金三氏担任。4世纪中叶起，朴、昔二姓不再担任首领，王位由金姓世袭，王权逐渐得到加强。4世纪末新罗经常受倭军的骚扰。

402年，高句丽驱逐倭军，将新罗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505年，新罗实行州、郡、县制。

520年，颁布律令，始定有尊卑差别的百官服色，实施严格的身份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体制。

528年，朝廷支持大乘佛教传播，借佛法说教加强王朝的思想统治。

532～562年，新罗先后统一本加耶（又称金官加耶，今金海地区）和大加耶（今高灵地区）弁韩人加耶部落，完全占有洛东江流域。为与高句丽争雄，新罗与百济结盟。于551年占领汉江上游地区。并于553年又攻占百济的汉江下游地区。遂乘势沿东海岸北上，将其势力一直伸延到今咸镜北道。新罗的扩张招致高句丽和百济的不断进攻。新罗处境危急，吁请唐朝出兵干预。

654年，新兴贵族掌权，实行一系列改革，把大量土地和牧场分给新兴贵族，实行采邑分封，后又曾实行禄邑制和丁田制。新罗后期，王族间因争夺王位，战乱频繁，民不堪命，纷纷起义。

到公元655年，高句丽和百济再次联手入侵新罗，唐朝不再像以前那样“调停”，而是直接“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右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保护新罗安全^[1]。

公元659年4月，百济攻入新罗边境，新罗就以“百济频犯境，王将伐之，遣使入唐乞师”。

唐朝在新罗的配合下，于660年灭百济，再于668年灭高句丽。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统一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直到辽东则归唐朝管辖。至此，原三韩部落地域完全统一于新罗，并在北界略有扩展。

新罗王朝的耳环

682年，新罗设立国学，读《论语》。《礼记》等书。包括僧侣在内的新罗留唐学生很多，其中学有所成者不少。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都是在中国流传久远的著作。新罗早期有部民，“息谷米于人，偿不满，庸为奴婢。”新罗的部曲县，是强制战俘等集中居住和从事特种劳役之处。部民实际上是一种被征服的部落奴隶。新罗的其他奴隶史载不详。

5世纪后，铁器广泛使用，牛耕普及，禁止人殉。生产迅速发展。

896年，赤裤军曾攻打到王都西部。在这一形势下，弓裔、军官甄萱等也加入到起义军中，并攫取了领导权。

900年，甄萱在完山州（今全州）建后百济。

901年，弓裔在松岳（今开城）建后高句丽，形成后三国分立的局面。

918年，弓裔部将高句丽王族王建取代弓裔，创建高丽王朝，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朝鲜半岛为高丽王朝所统一。

历史学者传统上将新罗的历史分成三部分：早期（公元前57年-公元654年）中期（公元654-789年）和晚期（公元780-935年）。

一、建国

新罗天马图

二、初期发展

建国初期，新罗先后被朴氏、石氏（又叫昔氏）和金氏三大家族统治。到2世纪，新罗发展成朝鲜半岛东南的一个国家，对其周边的辰韩部落的影响也不断扩大。3世纪，新罗成为辰韩最强大的城邦国家。总共有四千多户，在辰韩各部中只有它在独立于马韩统治。

新罗

三、扩张和中央集权化

公元356年，金氏家族的奈勿尼师今继位后，开始世袭君主结束了新罗三大家族轮流掌权的局面。377年，新罗与中原王朝和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建交。

新罗

502年新罗与北魏通使，被北魏称为斯罗，南朝一般用倭国对它的称呼“新罗”。

法兴王在位时期（514-540年），新罗已发展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以佛教为国教并有自己的年号。在伽倻与新罗的战争中，新罗吸收了伽倻。

532年，新罗兼并金官伽倻；

562年，吞并大伽倻，使疆土到达洛东江。

真兴王在位时期（540-576年），新罗建立起了强大的军队。新罗帮百济将高句丽从汉江流域赶走后，553年又将这一战略要地从百济手里夺走结束了与百济120年盟友关系。真兴王在位期间还建立了花郎道。

真德女王去世后，骨品制度的终止标志着新罗早期历史的结束和中期历史的开始。

四、新罗的统一

新罗陶器

660年，武烈王联合唐朝灭亡百济。

663年，唐朝在新罗设立了鸡林州都督府，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世代承袭。

668年，文武王联合唐朝灭亡高句丽。

670年-676年唐朝新罗战争后，新罗占领百济故地和原高句丽大同江以南部分领土。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定都庆州，效仿唐朝的国家制度进行统治。

新罗中期的历史主要特点是君主权威的壮大。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使新罗君主财富增加，威望提高。在统一朝鲜半岛中部、南部期间，成功地镇压了几起贵族反叛，清除了对其中央集权最具威胁的贵族势力。统一后的新罗开始进行官僚制度的改革，之后新罗进入鼎盛时期，农业、商业、手工业、艺术、教育、宗教等都得到蓬勃发展，同中国、日本等国家的贸易、文化往来十分密切。

五、衰落与灭亡

780年惠恭王死后，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暴乱事件，新罗由此走向衰落。地方割据势力强大，农民暴动频繁出现。沿海地区出现海盗侵扰日本等地（韩寇）。

900年新罗王族建立后百济，901年建立后高句丽，朝鲜半岛进入后三国时代。后高句丽武将王建夺取后高句丽政权，建立高丽王朝，于935年灭亡新罗，重新统一朝鲜半岛。

历代君主

统治新罗的三大王族“朴氏、昔氏、金氏”互为姻亲关系。

如：“脱解尼叱今”（昔氏）为“南解次次雄”（朴氏）的女婿

国家概况

新罗

骨品制度决定着法律权限，社会地位和官职。人们要依照骨品等级来着装，建房和结婚。骨品制度的采纳使新罗的成为等级严格社会。圣骨和真骨为王室。金春秋继位前只有圣骨才能继承王位。真德女王去世后，骨品制度终止。统一后的新罗，开始效仿中国的官僚机制来管理扩大了的国家。

新罗的早期军队只是保护王室和贵族的御林军。随着新罗与百济，高句丽和日本冲突的增加，新罗在其所有的六个区域，建立起了六个城堡，并逐步发展起大规模的军队。真兴王在位期间新罗还建立了花郎道。花郎道最初只是个社会组织。随着朝鲜半岛三国冲突的升级，花郎道发展成了一个精锐部队组织。花郎道在新罗与高句丽和与唐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朝梁

普通二年，王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2]

隋朝

大业以来，岁遣朝贡。^[3]

唐朝

新罗，辰韩之遗种也。其国地、君世、物俗见于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时封金真为乐浪郡王，其后世常为君长。^[4]

在被百济打得打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25年新罗便遣使大唐朝贡。

642年正月新罗再次向唐朝朝贡^[1]。

五代

同光元年，新罗国王金朴英遣使者来朝贡。长兴四年，权知国事金溥遣使来。527年，法兴王在位时期，佛教被新罗正式采纳。从法兴王开始的6任新罗国王都取佛名并树立自己为佛王。花郎道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与百济和高句丽相比，佛教在新罗得到更多的国家支持。统一新罗时代后，随着中国的官僚体制制度的采纳，佛教在新罗政治上的影响开始减退。唐贞观十一年，系酆王李元亨为新罗僧人于金州城（今陕西安康市）汉江南岸，与州城隔江斜对的西北方向修建一座著名的新罗寺，系唐代金州佛教四大丛林之一。据载：金州刺史的段志玄，是素为唐太宗所“接待”的重臣，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他资助新罗僧人在金州建立寺庙，正符合时势的需要。当唐初之时，经隋末农民大起义，佛教受到很大冲击，寺院大量损毁，僧尼人数锐减。新罗寺毁于明代中期，显宦谢文毁掉寺庙，把谢氏祖茔埋葬在这块“风水宝地”。“谢文，字显道，金州人，成化戊戌进士。

圣德大王神钟具有非常独特的钟音，吸引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善德女王时期修建的瞻星台为东现存最古老的观象台。

斯卢国

文物

新罗原位于洛东江东边，是古代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国家。新罗的前身是辰韩部落联盟12国中的斯卢国，以征服周围小国的方式扩展领土而形成的王国。

公元前后，斯卢国（部落）以金城为中心，联合6部组成了部落联盟－新罗国家。古代辰韩是半岛发展最缓慢的地区，铁器制造和其他先进技术都是最晚传入这个地区。新罗最初是半岛三国中最弱小、最落后的国家。由于在地理上远离中国的影响，它不太容易接受到中国的习俗和思想，反而受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较大。新罗北方的“江原道”有濊人的东濊古国，隔海有日本九州的多婆那国。西南是弁韩诸小国，西面还有马韩基础上形成的百济政权。

早期新罗国王有出自本土说，百济说和日本九州说三种说法，说新罗王出于本土或百济，和辰韩王是马韩人是类似的，应该是可信的。古代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新罗土地临海，气候湿润，其渔业资源比较发达。辰韩“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虽说物产丰富，邻近的弁韩又出铁，但由于相对闭塞，早期手工业显得比较落后，最初的手工业可能是早期秦人移民带来的，但土地肥沃与出铁，则是新罗很早农业就比较发达的两个主要原因，也是新罗得以后来居上的基础。

5世纪中叶，新罗社会经济在当时的朝鲜半岛已居于领先地位。4世纪时开始兴修水利，5世纪至6世纪扩大了规模，铁制农具逐渐推广，牛耕代替了人力挽犁。手工业中铁和铜的冶铸规模很大。《三国史记·新罗真兴王本纪》载，574年“铸成皇龙寺丈六像，铜重三万五千七百斤，镀金重一万一百九十八分”。5世纪末6世纪初，“初开京师市肆，以通四方之货”，又“置京都东市”，王京庆州成为全国商贸中心。

韩国汉字

古代新罗存在着奴隶制，役使奴隶的使用和奴隶贸易频繁，有奴隶殉葬制度。从4世纪末起，先后与中国的前秦、南齐、梁、北齐、陈、隋、唐通交，大力吸收中国文化。使用汉字并创造用汉字标音的吏读文。682年，新罗设立国学，读《论语》、《礼记》等书。包括僧侣在内的新罗留唐学生很多，其中学有所成者不少。与中国的交流，带动了新罗经济文化的发展。早期新罗的语言非常复杂，土著辰韩人使用辰韩语，新罗的北部则普遍使用濊语、中国移民主要说汉语和吴语方言，西部和南部则有弁韩语，倭语，马韩语覆盖，这些语言以后逐步融合，最终形成新罗语。新罗神文王（在位681-692）时代的薛聪发明了古代的韩文「吏读」，这是汉字以新罗语音标表记，汉文以新罗语判读的方法。吏读的创始，使得会解读中国九经的朝鲜半岛学者也出现了。由于新罗王国地理位置偏僻、思想保守，佛教是经过一段时期后才在这个王国被官方所接受的，但是在527年终于被接受之后，佛像的塑造很快就活跃起来。佛教从中国经高句丽传入，新罗王室开始兴建佛寺，“许人出家为僧尼奉佛”，并经常派人到中国求取佛经、佛像，利用宗教加强统治。新罗不仅采纳佛教信仰。当时还采用了中文佛经。佛教得到承认后不过二、三十年，皇龙寺内便塑造了一座高约5米的佛像。佛像雕塑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579年新罗艺匠已开始向日本出口他们的作品。如此快的发展之所以可能实现，是由于新罗艺术家富于首创精神，也由于受到邻国百济和高句丽的文化的影响。新罗愿意向高句丽和百济学习，并派和尚运河去中国了解文化，特别是通过佛教教义、建筑和中国的经典了解。石窟庵和佛国寺的建筑与雕刻，充分展现了新罗文化的博大精深，是韩国历史文化长廊中的瑰宝。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饮茶风俗，接受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

君主世系

争议

斯卢国文物

韩国汉字

前三国时代

新罗是韩人建立的三个国家之一。韩人即三韩人，他们最早以辰人出现在历史中，史籍中称其地为辰国，位于韩半岛南半部。称其地为辰，盖不是音译，乃是取其地理方位最东之意，韩或是其本名。

韩人在汉初出现于历史，当时受封于姬周的箕氏朝鲜国王准为燕人卫满所逐，南入韩地，称韩王，死后绝灭。公元前109年，武帝伐卫氏朝鲜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卫氏阻塞了韩人入贡的通道。汉朝统一古朝鲜（指：卫满朝鲜）后，在其地设立乐浪郡，郡治朝鲜县，即今日之平壤。韩地不属乐浪直辖，但朝贡属乐浪。史籍简略，公元前韩人的其他情况湮没不闻。

东汉光武年间，韩人首领纷纷朝贡，汉册封了各种官职，韩人和中原由此建立了更加紧密地联系，中原人也知道了韩人社会更多的信息。其时，韩分三种，一曰马韩，一曰辰韩，一曰弁韩。三韩的主体均为马韩，辰弁二韩杂有他族，三韩有共同的王，曰辰王，当然这最多只是部落联合体。

马韩中，有一部曰伯济，其王不是韩人，来自于中国东北的夫余。该部东汉时已见于史册，汉末和辽东公孙氏关系密切。辰韩中，在今天的韩国庆州一带，一个叫朴赫居士的人依靠六个村落结成了一个邑落共同体，叫徐伐那。这不是新罗，却是新罗最早的核心，也算是韩人最早的国家吧。

曹魏正始七年，即246年，乐浪、带方二郡与误会征伐三韩，大破之，瓦解了三韩联合体。在三韩崩坏的情况下，徐伐那的首领南解，联合附近的其他邑落，建立一个联盟，这就是新罗，当时又翻译为斯卢。三国史记中说南解是朴赫居士的嫡子，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新罗时代都没有建立嫡长子制，贵族争权，强者为尊。这类似于日本，但又不同于日本，因为日本的王自五世纪以来就是一系的。同样，三国史记中五世纪以前的新罗各王的纪年也不足为信。通过各王的亲属关系、世代可以进行大略推定得出，新罗大约出现于三世纪中叶。南解元年，乐浪军即来进攻，一片风声鹤唳。文献中，这一年较合理的正是246年。

新罗早期是个各邑落贵族组成的联合体，其中三大姓为尊。首先是徐伐那传统的强族朴氏，其嫡系六姓来源于早期的六个村落，分别是李姓、崔姓、孙姓、郑姓、裴姓和薛姓。另一大姓是徐伐那西边不远处鸡林的金姓，最后一个是来自于日本国出身是日本人的昔姓。三姓互为通婚，推强者为王，其他各大小贵族分列十七等，各有世职。

早期朴姓和昔姓交替为王，四世纪末期，金姓通过婚姻不断提高权势，获得王位。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在高句丽击退倭人入侵，保住新罗国后，金姓的王位日渐稳固。为了防止外姓通过婚姻威胁金姓的王权，金姓进行罕见的内婚制，兄弟姑姨子侄进行婚姻。但这丝毫不能削弱强大的贵族权利，强族的地位在今天韩国财阀身上仍可以看到，可谓历史久远，有似日本。

在新罗国成长的同时，伯济国吞并马韩各邑落，强盛一时。与此同时，弁韩各部组成联盟，史籍中韩人称伽耶，汉文翻译为加罗。伯济，即百济，它与新罗、加罗共同构成了韩人历史上的前三国。

五世纪后期，加罗联盟中的强国为今釜山一带的金官国。532年，在强邻的不断威逼下，新罗和平合并了加罗国，后世的金萸信的祖先金官国主就是这时候成为新罗人的。

660年，唐军灭百济，在此过程中，新罗提供了协助。668，唐军从百济、辽东、胶东三路进兵，合击雄张中国东北的高句丽，灭之。670年，安东大都督薛仁贵调入青海，一些故高句丽贵族反叛，与此同时百济亦动乱。新罗乘机寻衅吞并百济，统一三韩，这就是历史上的统一新罗。

但是此时，唐朝并不希望百济绝嗣，在迅速扑灭高句丽故地的叛乱后，唐偏军攻入新罗，新罗战败，上书求罪。由于陇右、河西一带形势恶化，唐朝最终承认了三韩统一的现实，与此同时将高句丽故地的民户大部迁入中原，百济国的大部分贵族被新罗和日本收编，成为日本和新罗的下层贵族。八世纪初期，为了平衡东北地区的形势，唐玄宗怀柔渤海王国的同时，将大同江以南的空地赐予新罗，广其疆土，以平衡渤海。但新罗国内贵族势力强大，有危机时还能团结一致，危机一除，旋即陷入内争，根本对渤海构不成威胁。

九世纪末，新罗人民起义，地方豪族乘机反叛。甄宣900年在西南称百济王，王族弓裔901年在北方称高丽王，玄改摩震、泰封，后为王建所簒，复称高丽王，史称后三国。不久王建统一三韩，建立王氏高丽国，十四世纪末为李成桂所簒，被明太祖册封为朝鲜王。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入王宫，挟持朝鲜王，进攻中国军队，战后条约第一款即朝鲜独立。不久，朝鲜王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后为日本所威逼，让国于日本天皇，遂亡。

国号

统一新罗时代全称“有唐新罗国”

由于新罗的国号并非来自汉语，故在早期存在不同的汉字标记，如徐罗伐、徐耶伐、徐那伐、新罗、斯罗、薛罗等，其中仅见于中国史料的是斯卢、新卢，仅见于日本史料中是新良、志罗纪。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一词出现于公元307年。从史料年代来看，实际上最早出现于公元414年的《好太王碑》中。公元503年，智证王以“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意，正式确定国名的汉字标记为“新罗”。

而关于“新罗”一词的语源，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是“新国”之意，有观点认为是“东方（或东土、东国）”之意，有观点认为是“首邑”、“上邑”之意，还有观点认为是“金铁之地”之意。还有学者考证，徐罗[†sara]、薛罗[†särra]是新罗的早期称谓，在古韩语中意为“东土”（“伐”为“原野”之意，徐罗伐即“东土之原”），显示新罗发祥于阏川以东。随着新罗疆域的扩大，徐罗、薛罗不适合作为国号，取而代之的是斯卢、斯罗[†sira]或新卢、新罗[†sirra]，在古韩语中意为“新土（新国）”。

新罗还有一个别称为“鸡林”，据《三国史记》记载，该称呼源于金氏始祖金阏智被发现于鸡鸣之林。后来唐朝在新罗设置鸡林州都督府，作为对新罗进行羁縻统治的机构。

统一新罗时代，新罗以唐朝诸侯国自居，往往会冠以唐朝国号作为全称，如“有唐新罗国”、“大唐新罗国”等。

疆域

领土范围

新罗兴起于今韩国庆州一带，4世纪时统一辰韩诸部，形成国家，其疆域仅限于今韩国庆尚北道大部（辰韩故地），5世纪时扩展到江原道南部（被新罗征服的东濊部落“河西良”）。6世纪以后，新罗疆域大幅扩张，向东于512年征服了于山国（郁陵岛），532年开始进军洛东江下游（今韩国庆尚南道），到562年兼并了当地的伽倻诸部。553年占领汉江流域，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取得出海口，到560年代又北拓至盖马高原，达到统一前新罗疆域的巅峰。此时的新罗国土为除开济州岛、忠清南道和全罗南、北道的韩国和朝鲜的江原道、咸镜南道大部，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

7世纪以后，由于高句丽、百济的攻击，新罗新开拓的国土逐渐丧失。后来乞师于唐朝，借唐朝之手灭高句丽和百济，然后驱逐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统一了浿江（今朝鲜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以大同江口到永兴湾一线与唐朝（后与渤海国）接壤，国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此疆域从676年一直保持到10世纪初新罗分裂为“后三国”之际。

民族

新罗的主体民族是辰韩人，但并非单一民族国家。在统一以前，国内就“杂有华夏、高（句）丽、百济之属”，此外还包括其兼并的弁韩人的伽倻联盟，这些族群在统一前就融合为新罗人。

随着新罗统一三国，大量高句丽和百济遗民成为新罗的国民。新罗将高句丽和百济的贵族安置于五小京，按原有官阶授予相应的新罗官阶，维持他们的贵族地位，同时将高句丽和百济遗民编入军队（九誓幢）中。其中流亡新罗的高句丽遗民约33万人，他们是今日朝鲜（韩）民族的一个来源，但不是主源。

社会

在骨品制下的新罗社会，王室与贵族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代。当时金城修建了临海殿、雁鸭池、鲍石亭（内有曲水流觞）等园林建筑，供王室享乐。《新唐书》记载新罗“宰相家不绝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马猪称之”。贵族所居的王京在9世纪后期发展为拥有178936户、1360坊的大都市，“城中无一草屋，接角连墻，歌吹满路，昼夜不绝”。然而与王室和贵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背负沉重赋税与徭役负担的平民与奴隶。随着新罗贫富悬殊的扩大，最终引发了9世纪末的土崩瓦解。

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最重视元日，每逢正月初一不仅庆贺欢宴，还会祭拜日月神。此外，八月十五日也是新罗的一个重要节日，新罗王在这天“设乐饮宴”，还会举行射箭比赛。据《三国史记》记载，该节日始于新罗早期儒理尼师今时期，是为女子织麻竞赛的“嘉俳”活动而设。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圆仁亦在日记里记载了“八月十五日之节”，并称“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他还转述一位新罗老僧的话，说此节是为纪念新罗与渤海国（应为高句丽）打仗获胜而设。但此节主要是宴乐庆祝，跟中国以赏月为主的中秋节有所不同。

科技

• 新罗的天文学比较发达，庆州瞻星台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674年，入唐宿卫的新罗贵族德福引进了唐朝历法（麟德历），新罗文武王开始实行。
• 统一新罗时代，陶瓷生产受唐三彩的影响，烧成了精美的铅釉彩陶，称为“新罗三彩”。
• 新罗的采矿冶炼技术比较发达，《三国遗事》记载的重达近50万斤的皇龙寺钟，重30多万斤的芬皇寺药师像，以及重12万斤的奉德寺圣德大王神钟表明当时新罗的采矿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新罗引进了中国的造纸术，并取得长足进步。新罗首府金城以造纸闻名，在新罗时期的古墓发掘的漆枯木的涂层下，发现使用了纸。755年，新罗有了关于楮皮纸生产的记载，同时也有实物存世。
• 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了木板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结尾部分，因其中有则天文字，所以制作年代被推定为8世纪前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实物，部分韩国人由此主张新罗发明了印刷术。但其主张并未得到普遍承认，中国一般认为该印经是从唐朝传入新罗的。

对外关系

新罗与高句丽有一定的渊源。据中国史书记载，有说法是新罗为公元3世纪魏将毌丘俭破高句丽后所遗留的高句丽难民后代。虽然此说未必属实，但也反映出新罗和高句丽之间很早就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员流动。6世纪新罗的强盛，据说也与大批高句丽人来投奔有关。因此，新罗受高句丽影响较深，梁元帝《职贡图》记载新罗“其俗与高（句）丽相类”，《隋书》记载新罗“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句）丽、百济同”，新罗的君主头衔“居西干”、“麻立干”和十七等官阶也被认为是高句丽官制影响下的产物。

新罗早期从属于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所以高句丽在倭国入侵新罗时出兵五万相救，而新罗君主也为感谢高句丽再造之恩而首次亲赴高句丽朝贡。《三国史记》也记载于新罗曾派王族实圣、卜好等到高句丽当人质。1946年，在庆州的一处新罗古墓中出土了刻有“乙卯年国罡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壶杅十”铭文的铜壶，推测为高句丽的下赐品，也是当时新罗与高句丽密切关系的物证。1979年，在韩国忠州发现的一块5世纪的高句丽残碑中，提到高句丽和新罗两国君主结为兄弟关系，但又有高句丽赐服于新罗君臣的记录，显示出高句丽居于新罗的上位；并提到“新罗土内幢主”，推测为高句丽在新罗境内的驻军首领；又称新罗为“东夷”，可知高句丽似乎并未将新罗视为同族之国。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标志着其重心南移。在高句丽的压力下，新罗又在433年与百济结盟，以抗衡南进的高句丽，5世纪中叶后逐渐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551年，新罗与百济联合夺取了高句丽汉江流域，而后新罗又挥师北上，占领大片高句丽土地，将疆域拓展到盖马高原。进入7世纪以后，高句丽开始反扑，此后两国间战争频繁。642年，以大耶城为首的新罗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济夺取，新罗谋求与高句丽合作来对付百济，但高句丽趁机向新罗索要竹岭（今韩国忠清北道丹阳郡一带）以西、以北的高句丽故地，于是新罗转而请求唐朝出兵相救，并声称高句丽与百济结盟，希望借唐朝之手灭此二国。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际，新罗就出兵五万呼应，占领高句丽水口城（位置可能在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655年，高句丽又占领了新罗33城。660年，唐朝决定先灭百济，再灭高句丽，新罗亦出兵配合，于660年灭百济，668年灭高句丽。然而，新罗不愿唐朝久驻朝鲜半岛，于是又利用起高句丽残余势力来牵制唐朝，不仅在高句丽灭亡第二年就接纳了高句丽王族安胜（安舜）及4000余户高句丽遗民，还派薛乌儒北上援助高句丽遗民与唐军作战，失败后仍继续收容高句丽遗民。670年，新罗以“兴灭继绝”为由，封安胜为高句丽王（674年改封报德王），安置于西南部的金马渚（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680年，新罗文武王嫁妹于安胜。683年，神文王取消报德国，赐安胜姓金，徙居金城。翌年，国王安舜的族子大文率金马渚的高句丽遗民作乱，神文王出兵平叛，彻底解决了一统三国后的遗留问题。

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国王是从百济跨海而来，但似乎没有旁证。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2、3世纪，百济和新罗之间就时有战争。4世纪末，百济联合倭国入侵新罗，被高句丽击退。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后，新罗才与百济逐渐联合，433年两国结盟，新罗在百济的支援下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475年，高句丽大举进攻百济，尽管新罗应邀出兵1万来救，百济都城汉城（慰礼城）还是为高句丽所破，盖卤王亦死于战乱中。不过新罗救兵的赶到还是迫使高句丽撤军，使百济得以从容迁都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保全国脉。迁都熊津后百济需要强化与新罗的同盟关系来恢复国力，于是百济东城王在493年向新罗求婚，炤知麻立干将伊飡比智之女嫁给他，使两国关系升级为联姻关系。此后六十年间，两国关系虽然有过波折（如501年百济设栅于炭岘，以备新罗），但总体而言还是维持着同盟关系。

551年，新罗与百济联手攻打高句丽，夺取了汉江流域，其中新罗占领了汉江上游10郡，百济占领下游6郡。新罗又觊觎汉江下游，于553年夺取了百济所属的6郡，554年又在管山城打败了前来报复的百济军队，杀百济圣王。从此新罗和百济间120年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两国反目成仇。7世纪以后，恢复国力的百济开始向新罗反扑，此后两国战争不断，百济成为新罗的主要敌人。新罗起初尚能抵御百济，但同时也遭到高句丽的入侵，可谓腹背受敌，于是渐难招架。642年，大耶城为首的新罗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济占领，连新罗通往中原的出海口党项城也受到百济威胁。此后，新罗积极谋求借唐朝之力来消灭敌国，化解危机。新罗不断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句丽结盟的事实，以加剧唐朝对百济的恶感。现代有学者认为，所谓百济与高句丽结盟是新罗捏造的一面之词，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新罗利用唐朝对高句丽的敌意来嫁祸百济的一种外交策略而已。

660年，唐朝发兵讨伐百济，新罗亦积极出兵配合，于黄山伐（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燕山面）与百济军决战，最终歼灭了阶伯所率的百济精锐，从而实现与唐军会师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灭亡百济。其后三年，新罗又与唐军联合镇压了百济复国运动。然而，唐朝复立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新罗文武王迫于唐朝要求，在就利山与扶余隆会盟，约定新罗与百济（熊津都督府）互不侵犯。但新罗对百济故地觊觎已久，于是在670年悍然出兵侵略唐朝熊津都督府，以其地为所夫里州，到672年完全兼并了百济故地。

新罗早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疏远。西晋太康年间，曾有两次辰韩朝贡的记录，据推测很可能是新罗（斯卢国）。377年和382年，新罗遣使朝贡前秦，其中第二次朝贡的使臣名叫“卫头”，国王被记录为“楼寒”（即奈勿麻立干），贡品则是美女。502年和508年，新罗遣使朝贡北魏，国号被记录为“斯罗”。521年，新罗朝贡南梁，国王被记录为“募秦”（即法兴王）。549年，南梁遣使新罗，送佛舍利。《梁书》记载，新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准确来说是因为新罗没有西海岸的出海口所以才不能“自通使聘”，只能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来实现与中国的交往。因此，新罗遣使前秦、北魏是随同高句丽使臣，而遣使南梁则是随同百济使臣。

553年，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取汉江下游，取得了西海岸的出海口，从此得以独立遣使中原。此后，新罗两次朝贡北齐，五次朝贡南陈，其中北齐武成帝高湛于565年册封真兴王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这是新罗君主首次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在中国南北朝时代，新罗与北朝的关系以政治联系为主，因此才能获得册封；而与南朝的关系则以文化联系为主，因此有觉德、明观、智明、圆光等人进入梁、陈求法，梁、陈也遣使新罗赠送佛舍利与经论。

隋朝统一中国后，真平王于594年遣使入隋朝贡，隋文帝册封真平王为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进入7世纪，随着高句丽、百济日益强烈的攻击，新罗所面临的国际格局日益险恶，真平王打算借助中原的力量来击退高句丽，遂于608年命僧侣圆光作《乞师表》，向隋乞师。唐朝建立后，新罗于621年遣使入唐朝贡，唐高祖甚为礼遇，并派庾文素回访，624年册封真平王为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同时册封高句丽、百济两国君主）。626年，新罗、百济上书告发高句丽的南侵，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海东三国调停，高句丽被迫允诺与新罗修好。642年，因百济侵占新罗西境，新罗求助高句丽不成，转而乞师唐朝，请唐朝讨伐高句丽、百济，唐太宗提示三策，但新罗使者不得要领，因此新罗未能如愿。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命新罗出兵呼应，新罗遂出兵五万至高句丽南界，占领水口城。648年，真德女王派金春秋出使唐朝，获得唐朝厚待，金春秋留其子金文王宿卫，并携大唐衣冠归国，在新罗全面推广，从而极大密切了新罗和唐朝的关系。650年，新罗取消自建的“太和”年号，改用唐朝的“永徽”年号，并献《织锦太平颂》于唐高宗。至此，新罗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唐朝的诸侯国。

韩国庆州龙江洞古墓出土的陶俑，显示当时新罗已实行唐朝官服制度

接着，新罗就图谋借用唐朝的力量来消灭百济、高句丽，因此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后，连年遣使于唐，声称百济、高句丽结为联盟，共图新罗。唐朝本来就视高句丽为眼中钉，在新罗的不断请求之下，决定先灭百济，再南北夹击，消灭高句丽。

660年，解决了西突厥问题的唐朝终于剑指海东，出兵13万讨伐百济，武烈王亦被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派金庾信领兵5万与唐军夹击百济，迅速灭亡百济，其后又同唐军合力镇压百济复国运动。然而，唐朝在灭亡百济后设置了熊津都督府为首的五个都督府，实施羁縻统治，令觊觎百济故地的新罗心生不满，663年，唐朝更以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让新罗文武王兼任鸡林州大都督，更让新罗对唐朝产生警惕，正如金庾信所说“犬畏其主，而主踏其脚则咬之”，说明新罗已经有了与唐朝开战的觉悟。尽管如此，还有高句丽尚未平定，因而新罗并未与唐撕破脸，还于665年迫于唐朝压力与百济王子扶余隆会盟于就利山。

668年，唐灭高句丽，新罗虽亦派兵会师平壤，与唐军一起入城。此后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试图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新罗便开始接纳安胜（安舜）为首的高句丽遗民，并援助他们捣乱；

670年开始入侵唐朝的熊津都督府，挑起唐罗战争，到672年完全兼并了百济故地，并屡次袭击唐朝船队。674年，唐朝派刘仁轨、李谨行讨伐新罗，新罗兵败七重城（今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其北部防线被突破，翌年刘仁轨被召回，新罗在买肖城（今韩国京畿道杨州市）袭击唐军，有所斩获。在唐罗战争期间，文武王三次遣使入唐谢罪，此时唐朝西部因吐蕃入侵而再次吃紧，唐朝的精力转移至对付吐蕃，只好顺水推舟，收缩海东经略，撤回征讨新罗的兵力，于676年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辽东，默认了新罗对浿江（大同江）以南地区的控制。

尽管670年到676年间，新罗和唐朝因共同利益的消失而产生过摩擦和冲突，但两国的宗藩关系并未因此中断，新罗仍奉唐正朔、入唐朝贡、受唐册封，自称“大唐新罗国”、“有唐新罗国”，并在685年在国都创建望德寺以“奉福唐室”，并立祠祭祀苏定方、薛仁贵等灭百济或高句丽的唐将，可见新罗对协助其统一三国的唐朝仍怀有感恩意识。到了8世纪，唐罗关系全面升温，新罗于733年帮助唐朝讨伐渤海国，唐朝也在735年正式承认新罗对浿江以南的主权。这种朝贡-册封关系比较稳定地保持至唐亡。终唐一世，有据可查的新罗遣唐使达178次之多，频度居唐朝外藩之首，甚至唐玄宗、唐僖宗幸蜀之际，也有新罗使臣奔赴行在所——成都朝贡。即使在唐朝灭亡后，新罗也坚持不懈地向后梁、后唐朝贡，直到其灭亡前夕为止。

除了政治上的封贡关系外，新罗在经济、文化上同唐朝也往来也十分密切。许多新罗人前往唐朝贸易或发展，因此在唐朝登州、楚州、扬州等地形成了新罗侨民社区——新罗坊或新罗所。在文化上，新罗多次请唐朝赐书，最重要的途径是派遣留学生。新罗自唐贞观年间开始派遣子弟入读唐朝国学（国子监），此后两百多年间，至少有2000多名新罗人留学唐朝。9世纪以后，不少新罗留学生还参加唐朝科举考试，中宾贡进士，最杰出的代表者是崔致远。这些新罗留学生回国后往往受到重用，极大促进了新罗对唐文化的吸收。除了留学生外，还有大量留学僧入唐求法，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最有名的当属修行于九华山、被视为地藏王菩萨化身的新罗王子金乔觉，此外还有经唐朝西行印度取经、留下《往五天竺国传》的慧超。洛阳龙门石窟也有新罗人开凿的像龛。总之，新罗与唐朝持续200年以上的密切而友好的交往不仅冠于唐代中外关系，纵观整个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上也可谓是空前绝后。

新罗早期与倭的关系不详。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期大臣、发现金氏始祖金阏智的瓠公就是渡海而来的倭人，还记载了4世纪以前新罗与倭国的和战（基本上是倭国入侵新罗）。而日本方面则记载新罗王室始祖为日本开国之君神武天皇之兄稻饭命，并且仲哀天皇之妻神功皇后于公元200年亲征新罗，迫使新罗国王“波沙寐锦”向日本俯首称臣。这些记载虽然都流于传说，不足取信，但也可反映出早期新罗与倭之间的人员流动及军事冲突。

4世纪末，新罗遭到倭国侵略，高句丽好太王于400年出兵援救新罗，驱逐倭人。但当时新罗甚为弱小，仍只能屈服于倭国，所以奈勿麻立干在402年派王子未斯欣入倭为质（后被新罗义士朴堤上救出）。438年，倭王珍向南朝宋朝贡时，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此后济、兴、武三位倭王也从南朝受封此号，显示出倭国对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以宗主国自居的事实。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罗的逐渐兴起，与倭国的关系也不再居于被动地位，因此日本史书有新罗（斯罗）“不事中国（倭国）”、“不畏天皇（大和大王）”的记载。当时洛东江下游的伽倻诸部被倭国称为“任那”，视为“官家”（直辖地），新罗自6世纪以来不断蚕食伽倻，倭国无力援救，最终伽倻于562年被新罗吞并。倭国咒骂新罗“西羌小丑，逆天无状，违我恩义，破我官家”，并扣留新罗使臣，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恢复伽倻，结果失败。新罗亦不断遣使倭国，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但是到了7世纪中叶，随着新罗倒向唐朝，与百济结盟的倭国再次疏远新罗，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651年倭国借口新罗使臣知万穿着唐朝官服而驱逐出境，甚至企图讨伐新罗。660年，百济灭亡，倭国出兵援助百济复国军，被唐军打败，其势力也彻底退出朝鲜半岛。

668年高句丽行将灭亡之际，新罗文武王派金东严出使倭国，试图恢复与倭国的关系，此举被认为是新罗要借倭国以牵制唐朝。此后至8世纪，新罗与日本（670年，倭改国号为日本）往来频繁，不仅新罗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援，日本亦希望从新罗的途径输入唐朝典章文物，以建设律令制国家，同时也通过新罗购入大量唐朝乃至西域物品，根据奈良正仓院所藏古文书“买新罗物解”，日本从新罗输入的物品有香料、颜料、染料、药材、绵、丝、绢、镜、人参、松子等。进入8世纪后，唐与新罗的关系升温，新罗与日本的关系随之降温，并且新罗拒绝对日本行“蕃礼”，因此日本在737年和759年两次议论讨伐新罗，新罗国王也在742年和753年两次拒见日本使臣。780年以后，新罗不再遣使日本，790年以后，日本也不再遣使新罗，仅有9世纪日本有几次派人到新罗探问唐朝形势或日本遣唐使消息。

9世纪以后，随着新罗中央集权的衰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削弱，新罗地方豪族逐渐兴起，其中不少豪族势力干起海盗的勾当（韩寇），劫掠日本，甚至夺取日本官府贡物，日本清和天皇于870年遣使奉告各大神宫与山陵，哀叹“彼新罗人、我日本朝久世时相敌来，而今入来境内，夺取调物，无惧沮之气，量其意况，兵寇之萌自此而生。我朝久无军旅，专忘警备，兵乱之事，尤可慎恐”，祈求神明佑助，击退韩寇，从中可知新罗入寇对当时日本所造成的冲击。

7世纪末，渤海国兴起于白山黑水，起初也曾与新罗修好，新罗授渤海开国之君大祚荣以“大阿餐”的官阶。但其后与渤海关系恶化，并在733年应唐朝要求出兵讨伐渤海。此后，新罗和渤海的关系并未好转，新罗于826年在浿江筑长城三百里，以防渤海南下。不过，新罗也曾于790年和812年遣使“北国”（渤海），说明其并非完全与渤海绝交。总体而言，新罗对渤海极其蔑视和敌视，在9世纪与渤海人在唐朝发生过争长事件，新罗称渤海为“粟末小蕃”、“楛矢国”、“丑虏”，从中可见一斑。

位于今济州岛的耽罗（乇罗）长期为百济属国，百济灭亡后，其君主徒冬音律于662年遣使称臣于新罗，新罗册封为君主为“星主”，从此成为新罗属国。

君主列表

• 本表按《三国遗事》所划分的“上古”、“中古”、“下古”三阶段来编制（不同于《三国史记》所划分的“上代”、“中代”、“下代”）

上古

中古

下古

历史

立国之路

新罗的母体是古代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中的辰韩。据中国史书《三国志》记载，公元3世纪，辰韩分为十二个“国”（其实是部落或酋邦），其中一个叫“斯卢国”，就被认为是新罗的前身。据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记载，“斯卢国”以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北道庆州为中心，由六村组成，分别是杨山村（及梁）、高墟村（沙梁）、珍支村（本彼）、大树村（渐梁）、加利村（汉祗）、高耶村（习比）。

《三国史记》记载，朴赫居世居西干于公元前57年四月十五日被六村推戴为王，国号徐那伐（又作徐罗伐），是为新罗立国之始，早于高句丽和百济。但这条记载未必可靠。现代学界一般认为，“斯卢国”远离大陆，所以其文明发育较迟，形成国家政权的时间也应晚于高句丽、百济。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斯卢国”长期停留在部落联盟的酋邦形态，由朴、昔（始祖为昔脱解）、金（始祖为金阏智）三个氏族轮流出任酋长，其酋长头衔有“居西干”、“次次雄”、“尼师今”。在这几个世纪中，随着来自马韩、弁韩、中原、高句丽、倭等地的移民陆续迁入包括“斯卢国”在内的辰韩地区，极大刺激了当地文明的发育与社会的发展，“斯卢国”也逐渐扩张，统一了辰韩诸部。到了公元4世纪，作为正式名称的“辰韩”不复存在，“新罗”之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意味着辰韩原有的十二“国”已被统一于“斯卢国”，并且“新罗”也逐渐取代“斯卢”而成为其名称的汉字标记，这从4世纪末新罗遣使前秦的记载与高句丽好太王碑的碑文中可以得到确认。

与此同时，新罗内部也具备了形成国家政权的条件。4世纪后期，金奈勿成为酋长后，使用“麻立干”（又作“寐锦”）作为君主头衔，并确立了金氏世袭的政权体制，他就是奈勿麻立干。至此，新罗才从部落联盟过渡为国家政权。随着新罗形成国家政权，其文明化的进程也不断加速。智证麻立干即位后，于503年正式定国号为“新罗”，废弃了之前混用的“斯卢”、“斯罗”、“徐罗伐”等名称，同时使用来自汉语的“王”取代新罗固有名号“麻立干”，作为君主头衔。此时的新罗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或酋邦，已经发展为朝鲜半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发展壮大

新罗形成国家政权的公元4世纪，周边分布着高句丽、百济、伽倻、倭等国家或势力，可谓强邻环伺。4世纪末，新罗受到倭国的侵略，向高句丽求救，高句丽好太王于399年发兵五万援救新罗，驱逐倭人。到了5世纪，随着高句丽迁都平壤、重心南移，新罗又在433年同百济结盟，以对抗高句丽的南下。经过长期的蓄势待发，一向弱小的新罗在进入6世纪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兴盛时期。智证王之后的法兴王时期，于520年颁布律令，制定百官公服，536年建年号“建元”，此外确立了17官等的位阶制度，设置兵部和上大等（新罗的贵族议事机关和白会议的议长）等机构或官职，从而初步构建起中央集权的体制。法兴王还采用佛教作为新罗的国教，对巩固新罗社会秩序、促进新罗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世纪后期，新罗建立花郎制度，用于培养贵族、确保兵源，奠定了其国力强盛的人才基础。

对外方面，新罗大肆扩张，512年取于山国（今韩国郁陵岛），532年开始进入洛东江下游，陆续吞并伽倻诸部，到562年完成了对伽倻的征服。550年，新罗联合百济攻击高句丽，翌年取得汉江上游，553年与百济反目，夺取汉江下游。554年，百济圣王亲征新罗，败亡于管山城（今韩国忠清北道沃川郡）。其后新罗真兴王又挥师北上，占领高句丽东南沿海的大片土地，于556年设置比列忽州（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最远扩张到今朝鲜咸镜南道的盖马高原，真兴王在新开拓的疆域里四处巡狩，并在今昌宁郡、北汉山、黄草岭、磨云岭四地勒石留念，这四块碑铭诉说着6世纪后期新罗异军突起、凭借自己的力量称雄三国的霸业。

一统三国

新罗虽然在6世纪后期一度称雄三国，但好景不长，高句丽、百济迅速反扑，新罗所开拓的土地在7世纪以后逐渐丧失。善德女王时期，新罗所面临的压力更加剧烈。642年，百济攻占新罗西部四十余城，进而夺取了大耶城（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打开了洛东江流域的门户，并威胁着新罗西部出海口、对华往来的门户——党项城（今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善德女王派金春秋前往高句丽求援，高句丽却要求新罗先归还原属高句丽的土地才能出兵相助。于是善德女王一面任命金庾信为押梁州（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军主，严防百济进一步威胁新罗腹地，多次击退百济入侵；一面遣使赴唐告急，但不得要领。647年，新罗发生试图推翻善德女王的毗昙、廉宗之乱，叛乱被金春秋、金庾信镇压，而善德女王也在乱中去世。

善德女王死后，其堂妹金胜曼被拥立为王，是为真德女王，实权则掌握在金春秋、金庾信手中。真德女王时期，新罗一方面改革内政，加强王权，设执事部、仓部、理方府，将实权从和白会议的议长上大等转移到执事部长官中侍（后称侍中）手中，极大削弱了和白会议的权限，从而削弱了贵族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地推进亲唐外交路线，金春秋于648年亲自入唐乞援，并引进唐朝官服作为新罗官服，唐高宗即位后，新罗以真德女王的名义上《织锦太平颂》，并停用新罗自己的年号，开始奉大唐正朔、行永徽年号，金春秋之子金文王、金仁问也先后留唐充当宿卫质子，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关系。

654年，真德女王去世，金春秋继位，是为新罗武烈王，新罗的历史阶段由“上代”进入“中代”。武烈王时期，新罗的外部形势更加严峻，百济、高句丽频繁入侵，武烈王继续向唐乞援，并不断揭发百济与高句丽同盟的事实，到660年，唐朝终于应新罗请求派苏定方率军灭亡百济。661年，武烈王去世，太子金法敏即位，是为新罗文武王。文武王继位之初，延续其父的亲唐路线，出兵帮助唐军消灭百济残余势力，668年又应唐朝之要求，出兵协助唐军灭亡高句丽，实现了三国统一。670年，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试图全面控制朝鲜半岛，引起新罗的不满。文武王派兵攻击驻扎熊津都督府的唐军，兼并了百济故地（唐罗战争），同时接纳高句丽遗民，扶植他们建立“报德国”，以牵制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此时唐朝陷入与吐蕃的战争泥潭中，不得不收缩海东经略，而文武王也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遣使入唐谢罪。唐朝顺水推舟，默认新罗对朝鲜半岛浿江（大同江）以南地区的控制，于676年将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至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的国家政权，新罗此后的阶段也就被称为“统一新罗时代”。

全盛时代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后的100余年间，政治较为安定，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并在与唐朝保持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大量吸收盛唐文化，由此步入了第二个兴盛时期。681年，文武王死，神文王立，他即位之初，利用岳父金钦突谋反未遂之机肃清了一批先朝旧臣，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专制王权，随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他在中央强化了以执事部为中心的官僚体制，在地方构建了九州五小京及郡县制，在经济上废止禄邑制，分配文武官僚田，在文化上模仿唐朝国子监而设立国学，在军事上设立中央军“九誓幢”和地方军“十停”。神文王还于689年试图迁都达句伐（今韩国大邱），但未能如愿。神文王迁都是为了摆脱在金城根深蒂固的旧贵族势力的羁绊，而迁都计划失败则反映了当时新罗王权尽管得到强化，却依然不能完全凌驾于贵族之上，这埋下了后来新罗统治集团内讧不断的伏笔。

到了圣德王时期（702年—737年），新罗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黄金期，与唐朝的交流也达到高峰。景德王继续推行汉化政策，于757年将九州改为汉式单名，759年又将部分官职、官称调整为唐风称谓，进一步同唐朝接轨。

768年，景德王去世，8岁的惠恭王继位，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君主，新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开始浮上水面，贵族势力蠢蠢欲动，觊觎并挑战王权。惠恭王即位当年就发生了大恭、大廉之乱，全国各地有96名高级贵族（角干）响应叛乱，持续三年之久，虽然失败，但拉开了新罗后期大小内乱的序幕。775年，贵族金隐居和廉相相继叛乱，亦被镇压。780年发生金志贞之乱，惠恭王在乱中丧命，上大等金良相镇压叛乱而继位，是为宣德王。宣德王是奈勿麻立干的10世孙，他的即位标志着金春秋一系王统的断绝。

走向衰亡

宣德王以后，新罗进入“下代”阶段。宣德王在位五年而薨，与他一起平叛的金敬信即位，是为元圣王。元圣王任内着手强化王权，效仿中国唐朝的科举制度，于788年实行“读书三品科”，通过对国学学生实施考试来选拔官吏。但是由于骨品制度的根深蒂固再加上渡唐留学生的竞争力远强于新罗本土学生，这种对科举的初步尝试收效甚微。

809年，上大等金彦昇弑哀庄王而自立，是为宪德王。822年，宣德王之孙（一说金春秋后裔）熊州都督金宪昌起兵，建立长安国，虽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却被认为埋下了新罗中央集权瓦解、地方豪族割据的伏笔而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836年，宪德王之弟兴德王死，新罗发生王位之争，短短三年内就经历了三位国王（僖康王、闵哀王、神武王）的更迭，进一步消耗了新罗的元气。在中央内乱的过程中，地方豪族势力迅速成长，清海镇大使张保皋即是其代表，他凭借在黄海上多年经营的雄厚实力，扶助神武王赢得了王位之争，因而功高震主，到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时，于846年借口国王不肯纳自己的女儿为妃而举兵叛乱，文圣王派人暗杀张保皋才遏止此乱。874年，新罗景文王平息了贵族近宗发动的叛乱，新罗统治集团百年来的内讧至此画上句号，但新罗王室的衰微和地方豪族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后景文王、宪康王试图重振王权，然而无力回天。到了新罗第三位女王——真圣女王时期（887年—897年），出现了“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虚空，国用穷乏”的局面，女王便派人到地方催税，结果于889年引发元宗、哀奴在沙伐州（尚州）揭竿而起。于是，新罗全境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地方豪族也纷纷自立，新罗中央政府难以收拾乱局，统治秩序迅速崩溃，朝鲜半岛随之再度陷入分裂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到10世纪初，朝鲜半岛中部和西南部分别形成了弓裔建立的后高句丽（后改称摩震、泰封，918年王建建立高丽）和甄萱的后百济两个政权，与保有东南一隅的新罗形成对峙，史称“后三国”。新罗在“后三国”中处于劣势，927年国都金城被后百济军队攻破，景哀王自杀。文圣王五世孙金傅被甄萱立为王，是为新罗末代国王敬顺王。敬顺王在高丽与后百济的夹缝间苟延残喘数年之后，于935年归顺高丽。翌年，高丽灭后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重新统一。敬顺王归顺高丽后，新罗国号被保留了一段时间，金城地区到939年才开始使用高丽国号。940年，高丽正式废除新罗国号，并改金城为庆州。

行政区划

新罗在505年实行州郡制。据《梁书》记载，6世纪前期的新罗有6州（啄评）、52郡（邑勒）。其数量随着疆域变化而变化。新罗统一以后，神文王于685年整备为九州五小京的行政体制；景德王于757年将九州改为唐风名称，并将小京改称为“京”，部分名称亦略作调整。以下为统一新罗时代“五京九州”的简表：

政治

骨品制度

新罗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骨品制度，也就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身份制，该制度渊源已久，但真正实现制度化大约是在7世纪。具体而言分为针对统治集团（主要是金、朴二姓）的“骨制”和针对一般臣民的“头品制”，前者分为“圣骨”和“真骨”，后者则分六个等级，从六头品降序排列至一头品。圣骨以后的各等级原则上世袭不变，而且各等级只能内部通婚（因此王室有近亲结婚的习俗），所用服饰、房屋、车马、器具也按等级严格加以区别。

“圣骨”为具有王位继承资格的直系王族，“真骨”则为旁系王族。7世纪前期，因“圣骨”中没有男性成员，所以出现了两位女王（善德女王、真德女王）。而这两位女王也无子嗣，于是“圣骨”断绝，武烈王金春秋以“真骨”身份登上王位，此后王位便在真骨贵族中传承。新罗末期出现了三位朴氏国王（神德王、景明王、景哀王），虽然他们并非金氏，但因为出身真骨，所以也拥有王位继承权。此外，上大等、侍中等高级官职也必须由真骨贵族担任。因此有人抱怨说：“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

六、五、四头品主要由新罗六姓（崔、郑、李、薛、裴、孙）构成，在新罗的国家机器中出任中下级官职。三、二、一头品跟一般平民无甚区别，甚至可能就是平民。在骨品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平人”（百姓）和为数众多的奴隶与贱民。新罗末期，被排斥于骨品体制之外的地方豪族逐渐兴起，最终摧毁了骨品体制以及新罗的统治。

政治体制

新罗君主早期的头衔有“称居西干者一，次次雄者一，尼师今者十六，麻立干者四”。据说，居西干是辰韩对王或贵人的称呼，次次雄是对巫师的称呼，尼师今为“齿理”之意，引申为继嗣者，麻立干之麻立则为“橛”之意。中国学者罗新认为这是“官号（居西、麻立）+官称（干）”的政治名号结构，是高句丽带来的内亚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干”即高句丽之“加”，为内亚草原民族常见官称）。同时早期新罗君主与其他新罗贵族在称号上的平等（共同以“干”为官称），反映了王权尚未确立，王室还没有从贵族集团中超然而出。503年，智证麻立干采用来自汉语的“王”作用君主头衔，此后历代新罗君主皆称王，不过也混用一些帝制，如法兴王建年号（真德女王时废止），国王有时称“朕”，命令有时称“制”、“敕”，王妃亦享有“皇后”之尊号等。另外，新罗早期君主没有尊号，法兴王到真德女王的王号都是生前就制定的佛教称谓，武烈王金春秋以后采用汉式谥号。新罗君主亦有庙号，但是仅限于太祖“星汉”（具体人物不详，有金阏智、金势汉、味邹尼师今等多种说法）和太宗武烈王，后因“僭越”之嫌而受到唐朝干涉，故不再上庙号。

新罗早期为贵族合议体制，决策机构是“和白会议”，史载“事必与众议，号‘和白’，一人异则罢”。531年置“上大等”（又称上臣，别称宰相）作为和白会议首脑，亦为百官之首，而百官则按十七等官阶排列，分为伊伐餐（又作角干）、伊尺餐（又作伊餐）、迊餐（又作苏判）、波珍餐（又作云海干）、大阿餐（以上只授予真骨贵族）、阿餐、一吉餐、沙餐、级伐湌、大奈麻、奈麻、大舍、舍知、吉士、大鸟、小鸟、造位。新罗早期还设“葛文王”作为副王。6世纪后期以来，新罗在保留原有官制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原的典章制度并加以改造，新设诸多官僚机构，从而加强专制王权，到7世纪后期的神文王时终于完成了官僚体制的构建。统一新罗时代，以执事部（829年改称执事省）作为事实上的决策机关，其长官中侍（747年改称侍中）分割了上大等的权力。此外还有位和府（类似唐的吏部）、调府（类似唐的户部）、兵部、礼部、仓部、左右理方府（孝昭王后称议方府，类似唐的刑部和大理寺）、例作府（类似唐的工部）、司正府（类似唐的御史台）、领客府（类似唐的鸿胪寺）、国学（类似唐的国子监）等。每个机构由令、卿（兵部称大监）、大舍、舍知、史等官僚组成。

新罗在505年实施州郡制，但似乎不是直接导入的中国制度，而是用新罗固有语言来称呼，如州被称为“啄评”，“郡”被称为“邑勒”，并且州的长官称军主，郡的长官称幢主，军事色彩非常浓厚。此外，新罗自514年以来，陆续设置5个小京（陪都，景德王时称“京”），长官称仕大等（后称仕臣，别称大尹）。统一新罗时代，在唐制影响下，将州、郡长官分别改称总管（不久后改为都督）、太守，并在郡下设县，其长官称县令或小守。新罗还规定“以外州之吏一人上守京中诸曹”，类似人质，是为上守吏制度。

律令体系

新罗法兴王在520年颁行律令，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的刑政基本与高句丽、百济相同，而高句丽、百济的刑政又受晋泰始律影响，所以新罗早期的律令间接受中国影响。7世纪中叶以后，新罗大量引进唐朝的律、令、格、式，但依然是以“土俗”为主。

经济

农业

新罗经济以农业为主，《梁书》记载新罗“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

商业

据记载，智证王于509年在金城开设东市，置市典以管理，695年又开设西市和南市，显示出当时新罗国内已经初具商品经济。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市皆妇女贸贩”，使用布、米等展开物物交易。新罗商业更突出地表现在对外贸易上，新罗与唐、日本展开频繁的贸易往来。828年，新罗设清海镇，张保皋任清海大使，成为当时唐与日本转口贸易之枢纽，亦是当时新罗海外贸易繁荣的象征。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大臣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撰《道里邦国志》中提到了新罗，甚至有些穆斯林已经在新罗定居，可知当时新罗人已与阿拉伯世界有了贸易接触。

手工业

新罗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机构繁多，有朝霞房、锦典、绮典、毛典、染宫、铁鍮典、漆、皮典、机槪典、瓦塼、瓦器典、物藏典、南下所宫、给帐典等。统一新罗时代，新罗手工业大为发展，能制作朝霞绸、朝霞锦、假发、海豹皮、金银器、珠玉等特产。

赋役

新罗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为食邑，贵族再向国家缴纳贡赋，是为“禄邑制”。689年，神文王废除禄邑制，分配文武官僚田，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亦等于实施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722年，圣德王下令给百姓分配丁田。但由于贵族势力的反抗，到757年，景德王不得不恢复禄邑制。统一新罗时代，国家对农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严格的管理，每三年要登记一次帐籍，其中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发现的西原京新罗帐籍成为研究新罗社会经济的宝贵史料。

文化

佛教

新罗早期信仰萨满教（即“巫堂”）。5世纪，佛教从高句丽传入新罗。528年，法兴王在异次顿以身殉教的感召下，正式将佛教定为新罗国教。法兴王之后的真兴、真智、真平、善德、真德都是以佛教称谓作为王号，王自居为佛陀的化身来统治新罗，王室成员也普遍取佛教名字，如摩耶夫人、铜轮太子、金龙树等。武烈王之后，虽然国王不再使用佛教尊号和名字，但仍然尊崇佛教，并且佛教信仰从王室贵族扩散到庶民。新罗涌现了诸如圆光、慈藏、元晓、义湘等高僧大德，形成了涅槃宗、戒律宗、法性宗、华严宗、法相宗五派并立的格局，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禅宗（南禅）。新罗著名的佛教寺刹有佛国寺、尼姑庵、皇龙寺等。

儒学

新罗接受儒学较晚，但不会晚于6世纪，因为在568年真兴王北巡所立的碑文中，就引用过“修己以安百姓”等孔子话语。同时，“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理念也被灌输给花郎徒。推测新罗是从高句丽、百济等先进国家那里接触了儒学。统一新罗时代，出于强化王权的需要，儒学更加得到重视，神文王于682年正式设立国学，传授儒家经典九经，当然还有大量留学生直接在唐朝接受儒学教育。到了8世纪时，儒学在新罗已经蔚然成风，因此唐玄宗才会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并制诗称赞新罗“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然而，儒学在新罗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始终低于佛教，并且主要流行于六头品及其以下身份的人士中，尚未发展到“以儒治国”的程度，新罗也没有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家。

文学

新罗的文学主要分为汉文学和乡歌两类。新罗早期无文字，刻木为信，大约5世纪左右开始通过高句丽、百济而接触汉字，1989年韩国庆尚北道迎日郡冷水里出土了503年的新罗碑铭，上有231个汉字，反映了当时新罗已经初步使用汉字。新罗接受佛教促进了汉字的进一步推广，汉文学也随之诞生。545年，真兴王命居柒夫广集文士，修撰国史。这反映出当时新罗对汉字的运用已比较成熟，并出现了一批通晓汉文之士。650年，新罗以真德女王的名义向唐朝上五言诗《织锦太平颂》，为现存的新罗第一首汉诗。与此同时，强首、薛聪、金大问等文学家也陆续登场。经过长期发展，到新罗末期孕育出了“文章感动中华国”的文学巨匠——崔致远，他留下的《桂苑笔耕》也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文集。

不过，新罗语毕竟与汉语不同，于是新罗人创造了吏读、乡札等用汉字标记新罗语的方式，前者用于行政文书，后者用于记录乡歌。现存的新罗乡歌有《三国遗事》保存的11首，代表作有《薯童谣》、《处容歌》、《献花歌》等。

艺术

在建筑艺术方面，新罗留下了一些美轮美奂的石塔，如庆州佛国寺的无影塔与多宝塔、华严寺的四狮子塔等，同时石窟庵里的造像也反映出当时新罗建筑艺术的水准。

在书画艺术方面，新罗受中国影响，出现了一批书画家，如书法家金生、画家率居、金忠义等。从流传至今的众多新罗碑铭可以窥见其书法的成就，而庆州天马冢和皇南大冢（98号古墓）出土的天马图、骑马人图和瑞鸟图则反映了新罗绘画的水平。

军事

兵制

新罗早期的兵制为“六停”。统一以后，设置中央军九誓幢，其中三个由新罗人组成、三个由高句丽人组成、两个由百济人组成，一个由靺鞨人组成，此外还在九州驻扎十停（汉州驻扎二停，其他州各一停），是为统一后新罗兵制之基础。新罗还设有驻扎在五个州的五州誓和戍守北方边境的三个边守幢等部队。

花郎

6世纪，新罗为了培养贵族、确保兵源，实行了花郎制度，要求贵族子弟加入花郎组织，灌输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鼓励他们冲锋陷阵，为国牺牲，花郎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黄山伐之战中以身殉国的官昌。金大问在《花郎世记》中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因此花郎制度被认为在新罗统一三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统一以后，花郎的军事性质逐渐褪色，转而侧重于宗教意义，唐人记载新罗“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可知花郎已成为类似仪式吉祥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