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渠,是古代劳动人民修建的一项伟大工程,属于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

郑国渠在战国末年由秦国穿凿。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后完工。

2016年11月8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灌溉论坛暨6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传来喜讯,郑国渠申遗成功,成为陕西省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中文名

郑国渠

外文名

Zhengguo Canal

地区

陕西关中地区

年代

战国后期

获得荣誉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拼音

zhèng guó qú

工程介绍

2.9万次播放01:53秦郑国渠引水口遗址、工程原理、修筑长达10年之久

郑国渠,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其时韩国因惧秦,遂派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藉此耗秦人力资财,削弱秦国军队。此举适得其反,促进秦国更加强大。《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折今110万亩),收皆亩一钟(折今100公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12][13][6][7]

郑国渠首位于“瓠口”(今王桥镇上然村西北)。渠线沿王桥、桥底镇东进,过寨子沟后东北折,经扫宋乡公里、椿树吕村一线,于蒋路乡水磨村附近横绝冶峪河,至甘泽堡后东折,于龙泉乡铁李村入三原境。本县境内长约30公里。其渠首工程设施无考,灌溉方式为引洪淤灌(大水漫灌)。

渠系管理

官方管理组织

汉建平四年(前3),朝廷任命光禄大夫息夫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其职责是巡视督察性质,不参与具体管理,渠道的管护营运由地方官吏兼理。唐时京兆少尹负责管渠。宋时始设专门管渠机构,由三白渠使负责管渠。元设屯田府,渠官为渠司。明设水利司,渠官为水利签事。清仍设水利司,改水利签事为水利通判,常驻今王桥镇木梳湾附近衙背后村。民国初年,设龙洞渠管理局,已脱离官方领导,由地方乡绅经营。

民间管理组织

民间渠系管理由来已久,古代文献中多提及“斗长”(又称斗史、斗吏、斗门子)。唐时,对民间管水组织尤其斗长的要求较严格。《大唐六典》记:“每渠及斗门各置长一人,以庶人五十以上并勋官(只有官衔荣誉而无实职的官员)及停官(一种候补官或停止职务的官员)资有干用者为之,及灌溉时,乃专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

明时出现“水手”,即固定的巡渠渠工,帮助斗长维护用水秩序,巡查管理渠道。清则出现“值月利夫”,即轮流值月服务的利夫(古代以土地面积享有灌溉权的农户户主),协助斗长工作,是一种义务工。明清时期还有“水老”之设,水老较斗长的地位高一级,仍然来自民间,主要协调上下几个斗门的关系,人选要求更有声望的人。唐至清,泾渠民间管理以中小地主和乡绅为主体。民国水老(段长)和斗夫(斗长),亦大体由农村中产以上的人担任。

郑国渠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采纳了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 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历史背景

最早在关中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是战国末年秦国穿凿的郑国渠。公元前246年由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后完工。当时所以要兴建这一工程,除上面所说的自然条件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军事的需要。

战国时,我国历史朝着建立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全国。兼并战争十分剧烈。关中是秦国的基地,它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便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很需要发展关中的农田水利,以提高秦国的粮食产量。

郑国渠

韩国是秦国的东邻。战国末期,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中,当秦国国力蒸蒸日上,虎视眈眈,欲有事于东方时,首当其冲的韩国,却孱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随时都有可能被秦并吞。公元前246年,韩桓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所谓“疲秦”的策略。他以著名的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

这一年是秦王政元年。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地采纳这一诱人的建议。并立即征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任命郑国主持,兴建这一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1]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政是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工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

郑国渠是以泾水为水源,灌溉渭水北面农田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都说,它的渠首工程,东起中山,西到瓠[hù胡]口。中山、瓠口后来分别称为仲山、谷口,都在泾县西北,隔着泾水,东西向望。它是一座有坝引水工程,1985年到1986年,考古工作者秦建明等,对郑国渠渠首工程进行实地调查,经勘测和钻探,发现了当年拦截泾水的大坝残余。它东起距泾水东岸1800米名叫尖嘴的高坡,西迄泾水西岸100多米王里湾村南边的山头,全长2300多米。其中河床上的350米,早被洪水冲毁,已经无迹可寻,而其他残存部分,历历可见。经测定,这些残部,底宽尚有100多米,顶宽1 - 20米不等,残高六米。可以想见,当年这一工程是非常宏伟的。

历史作用

郑国渠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发挥灌溉效益的100余年,而且还在于首开了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发生着深远的影响。[14][8]秦以后,历代继续在这里完善其水利设施:先后历经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和通济渠、清代的龙洞渠等历代渠道。[16]汉代有民谣:“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10][4]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称颂的就是引泾工程。 1929年陕西关中发生大旱,三年六料不收,饿殍遍野。[3]引泾灌溉,急若燃眉。中国近代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临危受命,毅然决然地挑起在郑国渠遗址上修泾惠渠的千秋重任。在他本人的亲自主持下,此渠于1930年12月破土动工,数千民工辛劳苦干,历时近两年,终于修成了如今的泾惠渠。[18]1932年6月放水灌田,引水量16立方米/秒,可灌溉60万亩土地。至此开始继续造福百姓。[15][9]

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边运用、边改善、边发展的原则,对新老渠系进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改善调整与挖潜扩灌。1949年-1966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1983年为第二阶段,80年代后至1995年为第三阶段。

为继续解决灌区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问题,1989年泾惠渠被列入关中三大灌区改造之一,开展了以更新改造、完善配套和方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灌区建设,共安排8项工程和方田38.7万亩。主要项目有:渠首加坝加闸和除险加固、总干渠险工段整治与石渠坡脚砌护,南干渠改善,干、支、斗渠衬砌与翻修,重点建筑物加固改造,排水干沟整修以及通讯线路更新改造等,完成工程投资1571万元,建成渠、井、电、路、树相配套的方田面积41.8万亩,至1993年完成项目任务,1995年8月通过竣工验收。1995年,渠首引水能力为50立方米每秒。全灌区共有干渠5条,长80.42公里,已衬砌67公里,支渠20条,长297.49公里,已衬砌78公里;斗渠527条,长1206公里,已衬砌630公里;配套机井1.4万眼;抽水站22处,装机1824千瓦;设施、有效灌溉面积分别为134.04万亩(其中抽水灌溉面积37.2万亩)和125.99万亩。

历史意义

郑国渠

郑国渠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刚即位,韩桓惠王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进行东伐,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疲秦”之计。郑国给秦国设计兴修引泾水入洛阳的灌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要杀郑国,郑国说:当初韩王是叫我来作间谍的,但是,水渠修成,不过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却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恤志》)。秦王政认为郑国的话有道理,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大约花了十年时间这项工程才告竣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工程,西起仲山西麓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王桥乡船头村西北),郑国在谷作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水入渠。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伸展,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总长近300华里。沿途拦腰截断沿山河流,将冶水、清水、浊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17]在关中平原北部,泾、洛、渭之间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灌溉。

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史记·河渠书》)。

地理位置

关于郑国渠的渠道,《史记》、《汉书》都记得十分简略,《水经注·沮水注》比较详细一些。根据古书记载和今人实地考查,大体说,它位于北山南麓,在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白 水等县二级阶地的最高位置上,由西向东,比降为0.64/00,沿线与冶峪、清峪、浊峪、沮漆(今石川河)等水相交。将干渠布置在平原北缘较高的位置上,便于穿凿支渠南下,灌溉南面的大片农田。可见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测量的水平也已很高了。不过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当代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郑国渠以多沙的泾水为水源,这样的比降又嫌偏小。比降小,流速慢,泥沙容易沉积,渠道易被堵塞。

渠建成后,经济、政治效益显著,《史记》、《 汉书》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

战国末年,秦国的40000余顷,约合今天的28000余顷。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不实。他们从今天泾水年均流量约50多立方米/秒,而每个流量只能溉田200顷出发,说郑国渠最多只能溉田万顷上下,所谓40000顷,当是郑国虚报。郑国因为欺骗,已经得罪秦国一次,看来他不会再有胆量进行第二次欺骗。郑渠溉田面积较大,疑与以下两种情况有关。一是历史上的雨量多有起伏,不能以今律古。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载,东周秦汉为我国气候的偏暖期,南方温湿气流北移,北方雨量增多。《史记·货殖列传》有“渭川千亩竹”的记载,竹性喜温湿,也证明了秦汉时关中平原雨量比今为多。二是古今作物不同。古代关中主要作物为耗水量少、耐干旱的粟和黍,而唐以后以耗水量较多的小麦棉花等为主。秦汉时,以较多的水量来灌省水的作物,溉田面积当然会大大超过今天。“石川河”的阎良、临潼段,“清河”的三原、阎良、临潼段以及“泔河”的礼泉至泾河段都是我们伟大先祖所开凿的“水渠”、是我们伟大先祖最早的水利工程的遗留。

石川河古称“沮水”,也称“漆水”,“漆水”只是石川河上游的一条之流,因此,石川河就是“沮水”。古书早有记载,石川河为沮水,东流入“泽”(雷泽),然后与洛水汇合后入渭(河)。《诗经·绵》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漆沮。”之句。《汉书?地理志》:“直路(今富县西南),沮水出,东入洛”,清末陕西大儒牛兆濂为祖父任明都撰写的墓志铭,内有诗一首,其中有: “漆沮之侧,荆山之阳,殡隐君子,后福无疆。”之句。《雍录》见其卷六第121页所载:禹贡漆沮石川河之 条下写道:“《禹贡》漆沮,惟石川河正当其地,它皆也。”第123页又写道:“《禹贡》之谓漆沮者,即富平县石川河,至白水县入洛,而与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也……。”

但是,后世又对与“沮水”争论不休,源于沮水的流向有了变化,以至于有人直接将郑国渠、白渠认为是“沮水”。其实,“沮水”就是石川河,石川河就是“沮水”。之所以后人产生了众多误会,是因为石川河在古代的确进行了九十度的改道,并且这次改道还是人为的,这个人就是大禹。

所谓的大禹治水就是将石川河改道,将石川河在荆山塬处由以前的东流入洛,改为南流入渭。具体就是先在荆山塬断塬处到渭河之间修上一条渠,然后再将断塬处打开一条豁口,引石川河水南流而下。大禹之所以要治水,我在《大禹治水在阎良》一文中已有论述,一是因为石川河东流入要经过今天的卤阳湖(古称雷泽)然后才与洛河汇流进入黄河或渭河(因为古代这一块总是泛滥,黄渭不分)。而卤阳湖地区范围宽广,当石川河一发大水,就会洪水四溢,淹没大禹部落的村庄和耕地;二是要开凿一条渠来灌溉今天阎良和临潼的一大片土地。

当然,要一条水渠逐渐成为一条河流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水源要不断有保障,二是水渠的河床要不断地下陷。而这两个因素石川河全都具备,一是古人不断地取荆山塬的土来填堵石川河东去的河道,另一方面是从石川河入渭处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塌陷,以逐步后退向北的状态在地面形成一个深沟。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才有了“沮水”东流入洛和南流入渭两种常态,使得古人究竟搞不清阎良和临潼这段石川河究竟是“河”还是“渠”。

过了大约两千到一千年以后,在这片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崇拜“大禹”的水利工程师,他就是韩人郑国。郑国将泾河之水通过一条人工渠注入到了秦国故都栎阳城的南边石川河,也就是今天的相桥镇。郑国本来就没打算将渠修到泾河,而是修到今天的三原县城,将流量较小的清河进行截留,抬高水位入渠。本来这就算完工了,可是秦国又不允许,嫌水量太小,让他继续向西修,要将泾河之水也引过来。郑国也明白引泾河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截留泾河在古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可秦国政府威胁郑国,如果不修的话就是就杀了他,并且说他是来“疲秦”而不是“助秦”。郑国无法,只好将渠继续修到泾河,筑坝引水。

可是,官僚主义害死人。[2]郑国死后,泾河大坝也没有保留多长时间就被水冲垮了,但是估计秦国为了面子还不断地让人再继续筑坝。最后,秦国灭亡后,几经战乱,到了汉朝建立的很长一段时期,郑国渠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就是现在的三原到相桥段。汉朝吸取了秦国教训,总结经验,认为在泾河筑坝那是不科学的,但是光靠清河的水也是不够的,再说了也想超越秦国灌溉更大的土地面积。因此,汉武帝下面又有一个伟大的水利专家叫白公,他有一个新的建议,可以一举两得,既能给郑国渠注入更大的水量,又能灌溉更多的农田。那就是从郑国当年的泾河引水处再继续向西修渠,一直修到今天的礼泉县,将那里的一条和清河流量相当的泔河进行截留,既能灌溉礼泉到泾河之间的农田,并且还利用用这条水的下泄之势经过泾河注入到郑国渠里。

那么我的推论有根据吗?是在胡编乱造的臆想吗?请看:《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都说郑国渠是:“凿泾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为渠。”《水经·沮水注》则明确点出渠首说:“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瓠口,所谓瓠中也。”而对于白渠,《汉书·沟洫志》记载:“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水经·渭水注》:“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出于郑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即水所始也。”

这是说的郑国渠和白渠的渠首,也就是渠的起点。那么,何为“瓠口”?何为“谷口”?何为“池阳”?“瓠口”指泾河出山的河谷,“谷口”就是谷口县也就是今天的今礼泉县,“池阳”就是池阳县也就是位于今天泾阳县、云阳镇和三原县之间。而“穿渠引泾水”也再明白不过了,就是白渠穿泾河引泾河水到郑国渠里。民谣所唱的意思也就是说:“良田是从何而来?是从礼泉县和三原县的引水渠里来的。郑国渠修的早,白渠修得晚,是因为有水才有的良田。”

为何这么明确的解释,我们还对白渠产生了那么大的误会?后代为何总以为白渠是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建的?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渠”能变“河”那样的事实,古代帝王都是以争天下为目的,史官都是御用的,谁会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到了天下太平了,要大兴土木了,才想着提高一下老百姓的生产力,因为要加税了。老百姓虽然清楚这种小规模的沧海桑田,但是苦于自己没有话语权,也都是关心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保障,就好比今天的你看到了清河两岸的土崖不断地溃塌,你会写下来作为记录吗?所以写书的人就和知道事实的人就产生了信息上的断层,难为了那些坐在宫殿里编订史书地理志的官员们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石川河的阎良临潼段就是被大禹改道后的沮水(渠),清河的三原到相桥段就是秦国郑国渠的下游,泔河的礼泉到泾河段就是汉代白渠。

遗址保存

富平郑国渠遗址:流经富平的郑国渠,全长约150公里,可灌溉18万余公顷。其引水口至干渠段,修有宽15~20米,高3~5米,长达6公里的引水渠堤。现存郑国渠口、郑国渠古道和郑国渠拦河坝,附近有秦以后历代重修、增修的渠首、干道遗址,并有大量的碑石遗存。郑国渠修成后,灌溉面积达280万亩,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使秦国从经济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准备。[11][5]郑国渠遗址,发现有三个南北排列的暗洞,即郑国渠引泾进水口。每个暗洞宽3米,深2米,南边洞口外还有白灰砌石的明显痕迹。地面上开始出现由西北向东南斜行一字排列的七个大土坑,土坑之间原有地下干渠相通,故称“井渠”。郑国渠工程之浩大、设计之合理、技术之先进、实效之显著,在我国古代水利史上是少有的,也是世界水利史上所少有的。

申遗成功

2016年2月,陕西省水利厅召开“郑国渠”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工作安排部署会,标志着“郑国渠”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工作正式启动。我省将力争用一到两年时间,取得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遗成功。

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将按照“申遗”总目标,细化方案,按任务和时间节点落实责任,通过考古挖掘及研究、实施本体保护等措施,形成丰富、完整的证据链,力争用一到两年时间,取得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遗成功,为郑国渠水利遗产的保护利用、陕西水文化建设、陕西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