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邑长公主（西汉时期公主）

人物经历

鄂邑盖长公主(?―前80年)，刘氏，名、字、排行、生母皆不详，汉武帝刘彻之女。武帝朝身份为帝女——鄂邑公主，昭帝朝封为长公主。为汉昭帝刘弗陵异母姐，因其封地在鄂邑，故称鄂邑公主。因嫁盖侯为妻，或其生母姓盖，又称盖主或鄂盖主。

史书对鄂邑公主的丈夫无明确记载，公主有一子名“文信”、一孙名“谭”，一孙女为河间王后。据居延新简记载，公主有一孙叫“丁子沱”。因公主曾有一面首叫丁外人，故有猜测丁子沱是公主与丁外人的孙子。但亦有可能公主的丈夫是乐成侯丁义，丁子沱是公主合法的孙子。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时年幼无母，因鄂邑公主为汉昭帝唯一活着的姐姐，便由她抚养汉昭帝于宫中，多次被益封爵邑，受封鄂邑长公主。元凤元年(前80年)，与燕王刘旦、上官桀、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合谋诛除霍光，事败后自杀身亡。^[2]

人物生平

鄂邑盖长公主（？――前80年），庶出，排行不明。

史书并无鄂邑长公主之母的记载。其丈夫也无明确记载。公主有一子名文信，一孙名谭，一孙女为河间王后（推测应是嫁给河间孝王刘庆，前97-前54年在位）。但鄂邑公主在其夫死后，爱上一个平民--丁外人，据居延新简记载，公主有一孙子叫丁子沱，故有猜测丁子沱是公主与丁外人的孙子，公主的丈夫是盖侯。

但也有一种可能，即公主的母亲姓盖，类似窦皇后的女儿称为窦太主、卫皇后的女儿称为卫长公主、汉简二年律令中李公主、申徒公主、荣公主、傅公主等史书不见载而以母姓称之的惯例，鄂邑公主也被称为

盖主

汉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因其母赵婕妤被汉武帝赐死，并无母亲看顾。时因鄂邑公主为汉昭帝唯一活着的姐姐，鄂邑公主便抚养汉昭帝于宫中；汉昭帝即位当天便封鄂邑公主为鄂邑长公主，并对鄂邑公主多次益封爵邑。鄂邑公主和儿子的门客丁外人私通。汉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说此事，不断绝鄂邑长公主的欢喜，就下诏命令丁外人侍奉鄂邑长公主。

鄂邑长公主挑选了周阳氏的女子送进宫来，把她许配给汉昭帝。正好上官安也有个女儿上官氏（上官皇后），也就是辅政大臣霍光的外孙女，与汉昭帝年龄相仿，上官安就劝说霍光把上官氏送进宫去。霍光认为孩子还小，就没有答应。上官安平时和丁外人很要好，就去劝说丁外人：“听说长公主要挑选女子进宫，我的女儿容貌端正，如果能趁长公主选女入宫的机会进宫做了皇后，我们父子（指上官安与其父上官桀）在朝廷为官，又有椒房（皇后寝殿名称）为倚重，就全靠你成全了。汉家的旧例是让列侯娶公主为妻（列侯尚主），你还担心封不了侯吗？”丁外人十分高兴，把这件事告诉公主，公主认为很有道理，就下诏召上官安的女儿进宫做了婕妤，上官安封为骑都尉。又过了一个多月，就册立上官氏为皇后，当时上官皇后才只有六岁。

此后，皇后的父亲上官安就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封为桑乐侯。霍光有时休假出宫，上官桀就进宫代替霍光处理政事。上官桀父子位尊势盛之后，很感激鄂邑长公主，就打算为公主的面首丁外人请求封侯，希望按照国家以前只有列侯与公主配婚的惯例，将丁外人封侯，但霍光没有同意。他们又为丁外人求取光禄大夫之职，以期得到昭帝的召见，再次被霍光拒绝。长公主因此就对霍光非常怨恨。而上官桀、上官安因为几次为丁外人求取官爵没有成功，也感到很惭愧。且上官桀与霍光同为辅政大臣，不愿霍光独揽朝政，上官父子因此就与霍光争夺权力。

恰逢燕王刘旦自以为是昭帝的哥哥，却没有继承帝位，就常抱有怨恨之心。还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设立酒类专卖、盐铁官营的制度，为国家增加了财富，桑弘羊便居功自傲，打算为自己的子弟谋得官职，却没有如愿，因此也怨恨霍光。于是鄂邑公主、上官桀、上官安以及桑弘羊这些人就与燕王刘旦一同设谋，假装让人替燕王向昭帝上书，控诉霍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上官桀打算从宫内直接发下其事，桑弘羊就和其他大臣一起将霍光拘捕并解除他的职务。不料此计被昭帝识破，昭帝表示完全信任霍光，认为燕王不会知晓朝廷近事，且即便霍光要做非法的事，也不需要增加自己幕府的校尉这种方式。

这时候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以及左右的大臣都很吃惊，而呈送书信的人果然逃走了，官府开始紧急搜捕。上官桀等人感到害怕了，就对皇上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不值得穷追究竟，皇上没有听从。

后来上官桀的党羽凡有说霍光的坏话的，昭帝就发怒道：“大将军是忠臣，先帝所托付来辅佐朕的，敢有诽谤他的人就判他的罪。”从这以后，上官桀等人就不敢再说霍光的坏话了，他们就密谋让鄂邑长公主摆酒席请霍光赴宴，准备埋伏士兵击杀他，乘机再废除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情被发觉，霍光就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人及家族全都诛杀了。燕王、鄂邑长公主也都自杀。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据《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记载：“帝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禁中”，有学者认为其为汉武帝长女。但更严谨地说，由于阳石公主、诸邑公主曾坐巫蛊而死，未受巫蛊之祸牵连的卫长公主、石邑公主、夷安公主生卒不详，至昭帝时，仅可知鄂邑公主为昭帝唯一活着的姐姐，且燕王刘旦在对昭帝的上书中也肯定了鄂邑公主为昭帝唯一在世的姐姐：“今臣与陛下独有长公主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号”。

《汉书昭帝纪》也仅记录鄂邑公主为“帝姊”——“帝姊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公主，共养省中”；《外戚传》中的“长姊”并不能说明鄂邑公主为汉武帝长女，而是就年龄而言，年纪大于年过四旬的燕王刘旦、已有孙女（河间王后）、孙子（丁子沱）的鄂邑公主相对年仅八岁的昭帝，在年龄上确实是“长姊”。

故凭借三处史料，可确认“帝姊”鄂邑公主为汉昭帝唯一在世的姐姐；因公主在年龄上已近昭帝的祖母，故称“长姊”。但仅凭《外戚传》此一句“帝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禁中”，无法得出鄂邑公主为汉武帝长女的结论。

且《史记》《汉书》曾有记载，因为汉武帝无子嗣，淮南王刘安曾意图谋反，故不能断定卫子夫首次怀孕生女时武帝已有女儿（否则淮南王无可质疑汉武帝的生育能力），仅可知鄂邑公主年长于燕王刘旦。

公主生母不详。

有人认为她的生母是李姬，李姬早早服侍武帝，生下盖长公主、燕郡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正因如此，鄂邑盖公主才和刘旦关系紧密，后来便和他一起谋反。

也有人猜测，盖长公主的母亲是一个姓盖的宫女，偶然受到武帝临幸，生下盖长公主。而因为盖氏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宫女，所以公主也不受宠爱，武帝仅仅是在她成年后将她封为公主，还给了她最差的食邑鄂邑。汉昭帝在位时，因公主曾抚养过自己，封她为长公主，还在她的封号中加了她母亲的姓氏。

鄂邑公主在武帝朝身份只是公主，在昭帝朝因抚养幼弟汉昭帝有功而得以加封长公主。

关于公主的丈夫有三种猜测：

其一，公主的丈夫为第二代盖侯王偃。

《史记》《汉书》对盖侯家的记载差异很大。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盖，以孝景后兄侯，户二千八百九十。中元三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元狩三年，侯偃元年。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国除。】

根据《史记》的记载，鄂邑公主嫁给了其父汉武帝的表兄——盖侯王偃。但从年龄和辈分上看，公主不大可能嫁给自己的伯父。且《汉书·景十三王传》已明确记录盖侯王信的儿媳妇（即王偃之妻）为江都王刘建的妹妹刘徵臣——“建女弟徵臣为盖侯子妇”，故鄂邑公主的丈夫不会是第二代盖侯王偃。

其二，公主的丈夫为第三代盖侯王受。

【《汉书·外戚恩泽表》盖靖侯王信，以皇后兄侯。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二十五年薨。元光三年，顷侯充嗣。侯受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根据《汉书》记载，公主应嫁给第一代盖侯王信的孙子王受，二人才在年纪上相配。但第二代盖侯在两本史书中名字不同；且按王信封侯25年后去世推算，第二代盖侯嗣侯位应为《史记》记录的元狩三年，而非《汉书》记录的元光三年。第三代盖侯嗣侯位的时间无载。第二代盖侯嗣位仅八年后，王受的盖侯侯位即被免除。

但无论是第二代、第三代盖侯姓名究竟为何，公主夫婿的祖父都是王信。但公主有一儿子，名文信，却与其祖先重名。这在注重避讳、注重孝道的西汉人看来是非常不孝的，无论是避名讳、避嫌名、还是避家讳，都不可能出现子孙与祖先同名不避讳的情况。虽然三百余年后的晋朝《通典》曾记录“诸侯讳祖与父”，并未提及避曾祖父讳，但晋以前的魏帝曹芳即位时，朝臣观念已为“诸侯则五代不讳”，而王信为文信的曾祖父，仍在五代以内，理应避讳；纵观“以孝治天下”的西汉一朝，列侯中亦无有子孙与先祖重名者；且汉元帝毁祖宗庙时，只追溯保留到四代祖先——“立亲庙四，亲亲也”，即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这四代祖先为祭祀之亲，汉元帝高祖父以上祖先如汉景帝宗庙便被毁。既然西汉时曾祖父亦为祭祀之亲，那么子孙理应避讳。因此，公主儿子“文信”与其曾祖父“王信”的重名便难以解释。

其三，公主的丈夫为第四代乐成侯丁义，而居延汉简中记载的丁子沱是公主与丁义的孙子。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四十二。丁礼：以中涓骑从起砀中，为骑将，入汉，定三秦，侯。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更为乐成侯，千户。高祖六年八月甲子，节侯丁礼元年。孝文五年，夷侯马从元年。后七年，武侯客元年。元鼎二年，侯义元年。元鼎五年，侯义坐言五利侯不道，弃市，国除。】

自西汉建国至元鼎年间仍保有爵位，功臣中排名四十二封侯，两千四百户。如此乐成侯便有尚主（娶公主）的资格。

巧合的是，公主的面首丁外人是河间人。根据居延汉简，公主有一孙女嫁给河间王作王后。而乐成此地，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两个，一个在南阳郡，另一个就在河间国。所以很有可能乐成侯的封地就在河间，公主与乐成侯丁义的孙女就近嫁给了河间王。

《史记》《汉书》中皆无“五利侯”此人，只有五利将军栾大。两部史书里也多以五利称之，且时间相符合。元鼎二年丁义嗣侯位。元鼎四年，乐成侯以天子女婿身份得以见天子、推荐栾大——《孝武本纪》载：“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元鼎五年，栾大因方术不验被腰斩，作为栾大举荐人的乐成侯丁义，被弃市，国除。但栾大冢在卫长公主的食邑当利故城南且墓葬规格很高，而乐成侯墓葬无考。但公主与丁义的儿子并无死亡记录，故公主与丁义有孙子，也不无可能。

或许河间人丁外人便是乐成侯丁义的族人或门客，故鄂邑公主与丁外人有私，而昭帝母赵婕妤为河间人，又在昭帝幼时被武帝赐死，故鄂邑公主愿意亲近抚养汉昭帝。

更加巧合的是，若文信是公主与乐成侯的儿子，正因丁义被除国丢了爵位，所以文信并不是列侯。且二人的孙子姓丁，叫丁子沱便说得通。

鄂邑公主的封地，即是鄂邑，位于江夏郡。相比武帝其他女儿，鄂邑公主的封邑鄂邑实在不算佳选。

【《汉书·地理志上》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户五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万九千二百一十八。县十四：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竟陵，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郧乡，楚郧公邑。莽曰守平。西阳，襄，莽曰襄非。邾，衡山王吴芮都。轪，故弦子国。鄂，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沙羡，蕲春，鄳，云杜，下雉，莽曰闰光。钟武。侯国。莽曰当利。】

这些户口和人口数量都是西汉末年的资料，武帝时期的户口没有准确数据，但可根据西汉末年的规模推测武帝时期的户口数。江夏郡的人口是二十一万左右，西汉末年时比江夏郡人口还少的地区是今天的湖南以南、云贵、两广那些到了唐朝还属于流放区域的荒凉之地，和上郡、云中、定襄这些经常被匈奴人劫掠的边境，还有张掖酒泉朔方等从匈奴夺回的地区。而部分边境地区的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这些位于今天辽宁地区的郡，人口皆多于江夏郡。如果不算边境地区和新纳入的国土，江夏郡的人口和户数在西汉国土，是排在倒数的。

虽无鄂邑的具体户口数据，但是可以在同一郡内比对其他城邑猜测。轪地与鄂地同属江夏郡。轪侯即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辛追的丈夫，七百户。在开国功臣这批臣子中，封户六七百户的列侯到了武帝时期户口数很多都翻了两倍甚至更多，这也是西汉人口增长的一个间接数据。轪侯利苍曾经是长沙国相国，长沙国便是汉武帝兄弟长沙定王刘发的封国，而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可见江夏郡之荒凉贫困。到了西汉末年，江夏郡人口尚不多，那么遥看西汉中期的武帝年间，江夏郡的人口只会更少。所以无论是结合历史因素还是分析现有数据，鄂邑公主的封地都是相当普通、十分不理想。

若对比武帝的其他女儿，在《史记》《汉书》及《史记索引》中，武帝的女儿还有卫长公主（即当利公主）、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夷安公主和石邑公主。

当利和阳石在东莱郡，【《汉书·地理志上》东莱郡，高帝置。属青州。户十万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万二千六百九十三。】

夷安在高密国，【《汉书·地理志下》高密国，故齐，文帝十六年别为胶西国。宣帝本始元年更为高密国。户四万五百三十一，口十九万二千五百三十六。】

诸邑属琅琊郡，【《汉书·地理志上》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属徐州。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万九千一百。】

这些都是齐地，齐国的富庶，主父偃说得最明白：“齐临淄十万户，巿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更不要说有盐邑的当利。

而石邑属于常山郡，赵地。【《汉书·地理志上》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关。属冀州。户十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六。】而赵地也是许多诸侯王王国的封地所在，是交通要道。

相比之下，鄂邑这个封地，与武帝其他女儿的封地相比，已是最差的一个。

自汉昭帝登基后，文献记载鄂邑长公主曾得到三次较重要的“益封”，其中的一次，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后一次益封发生在元凤元年春，因鄂邑公主“供养劳苦，复以蓝田益长公主汤沐邑”，三次益封中只有元凤元年的这一次益封明确的记载其汤沐邑的具体地点——蓝田。

史籍记载

居延新简之《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

甘露二年五月己丑朔甲辰朔（衍字），丞相少史充、御史守少史仁以请，诏有逐验大逆无道故广陵王胥御者惠同产苐，故长公主苐御大婢外人，移郡大守：逐得试知。外人者，故长公主大奴。千秋等曰：外人，一名丽戎，字中夫，前太子守观奴婴齐妻，前死。丽戎从母捐之，字子文。私男苐偃，居主马市里第。捐之姊子，故安道候奴林，取不审里男子字游为丽戎婿，以牛马就载，籍田仓为事。始元二年中(前85年)，主女孙为河间王后，与捐之偕之国。后丽戎、游从居主柧（？）莽（？）苐，养男孙丁子沱。元凤元年中(前80年)，主死，绝户。奴婢没入诸官。

人物争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至商州高速公路建设，于2009年底开始对蓝田境内的工程建设用地进行考古钻探，共发现了3处史前遗址，4处古代墓葬群，共计70余座古墓葬，位于华胥镇支家沟村的这座大墓便是其中之一。

按当地流传已久的说法，这座墓的主人，是当年刺杀秦始皇的刺客荆轲。因为后世之人崇拜他的英雄气概，所以他的封土越筑越高。

但考古发掘的结论却推翻了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这座墓应该是一座高等级的汉墓，和荆轲没有一点关系。至于它的主人，负责大墓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段毅，通过翻阅史料，比对出土文物，锁定在了汉武帝之女，汉昭帝之姊——鄂邑长公主身上。

确定墓主人为鄂邑长公主的过程就像破案，考古专家必须在出土的3900余件组文物中寻找蛛丝马迹。

首先是封土的高度，按照《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9.2米）”的规定，这座10米高的墓葬，主人的身份至少是列侯级别。

而在墓内发现的五铢钱，通过比对得知，应为汉武帝元狩年间所制，这就将墓葬的时代上限大致锁定在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于时代的下限，根据墓室“少砖”的修筑特点，应该在汉宣帝时代之前。

即使这样，符合条件的人仍然很多。直到两件宦者俑被专家从170余件陶俑中识别出来，墓主人身份的范围进一步被缩小了——因为这种陶俑，属西汉皇家专用随葬品，多发现于关中地区，一般不用于除皇室以外的大臣。

与此同时，关于墓葬内遗骨的鉴定也很快得出了结果——为一位成年女性，这一结论直接直接锁定了墓主人。

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