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存授经（伊存授经）

历史背景

“伊存授经”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其一，西汉末年政权动荡，华夏大地历经王莽篡汉，赤眉绿林起义，刘秀建立东汉……兵灾连年，生灵涂炭，人民困苦，方技风行，为佛教流传准备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其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地理优势和帝都的特殊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杨曾文教授谈到：中国佛教多传自西域，长安乃中原与西域最为接近之区域，具有文化交流之功。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沿着贯通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新疆地区，经过玉门关、河西走廊，然后传到西汉首都长安。

传授过程

张骞凿空之后，随着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发展，佛教开始沿西域道传入内地，其中于史有徵的最早传教活动，即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佛经亦同时传入内地，即伊存所授之《浮屠经》。这部《浮屠经》当时被笔录下来，并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一些互有歧文的抄本。该经后虽亡佚，但不少书籍保留了它的若干片断内容。可能是所据抄本不一，故保留下来的各片断亦有矛盾互歧之处。但不管怎样，《浮屠经》是现在可以考知的第一部汉译佛经。

“伊存授经”最早载于三国时魏人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有关史料见存于西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的引注。此外，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释，《魏书·释老志》   ，《隋书·经籍志》   ，法琳《辩正论》卷五，《太平御览·四夷部》、《太平御览·人事部》   ，《史记正义·大宛列传》   ，《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一九六，宋董《广川画跋》卷二《书后》引《晋中经》   等，均有记述。

“伊存授经”发生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

“浮屠”，《世说》作“浮图”，即梵文Buddha之音译，后通译作“佛”或“佛陀”。故所谓《浮屠经》，意实为《佛经》。据现有材料，古代印度并没有一部名叫《佛经》的佛教典籍，因此，《浮屠经》不能视为某一部印度佛典的完整翻译。

《三国志》所引是《浮屠经》的早期流传形态，而《世说》所引则为《浮屠经》的另一流传形态，或引用时据当时的佛学水平有所删正。

“天竺有神人，名沙律。”

沙律，或即梵文Sariputra之讹略名。Sariputra，后通译作舍利弗或鹙露子，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智慧第一，但神通亦高强，《贤愚经》中有他与外道斗法而胜之的叙述。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受经人：

授经方式：

“曰‘复立’者，其人也。”

《世说》等均作“复豆”。《酉阳杂俎》前集卷二谓：“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戈、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氏《复立经》是也。”均可证“立”乃“豆”字之形误。“复立”，即“复豆”，亦即“浮屠”、“佛陀”；《复立经》即《浮屠经》。

同一种身份，出现多种不同写法的音译名称，这说明：

（一）伊存虽依印度风俗口授佛经，景卢却依中国习惯把它笔录下来了；

（二）这种笔录本在其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抄本，从而产生了名称上的歧异。

名称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提出：“从《魏略》对《浮屠经》的解释来看，最早的《浮屠经》大概叫作《复豆经》。”

“复豆”是中国对Buddha一词的最早音译，其后出现“浮屠”一词，经名亦随之改写。

“复豆”即佛，故《复豆经》即《佛经》。由于古印度没有一部佛教典籍的名字叫“佛经”，故这部《复豆经》不会是某部印度佛典的原原本本的翻译，很可能是某经的节译或诸经之撮要。

把这一译本称作“佛经”，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对诸子书以作者定书名，如《老子》、《庄子》、《管子》等。而称之为“经”，则反映了对释迦言教的崇拜。当时，《老子》亦被称作《老子经》，出于同一心理。

内容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指出：“《浮屠经》很可能是如后来的《本起经》、《本行经》一类的讲佛陀生平的经。”从《三国志》的引文可知，《浮屠经》中确有相当内容叙述佛传。但是，它并非仅仅叙述佛传故事。如《魏略·西戎传》载：“《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可见其中必有叙述佛教教义的内容。

流传

《浮屠经》当时似有多种抄本同时流传，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从资料渊源的角度也论述了这一问题：

“《广川画跋》引此文，谓出《晋中经》。《广弘明集》载阮孝绪《七录序》，谓《晋中经簿》有佛书经簿十六卷，则晋室秘府原藏佛经。又，《晋中经簿》源出《魏中经》（如《隋志序》），是魏世朝廷，当已颇收集佛经。疑其作簿录时，伊存之经或尚在，并已著录。……鱼豢所记或用《魏中经》文（如《魏略》成书在《中经簿》之前，则系《中经》采鱼书之文），与《画跋》、《晋中经》语同出一源，故文若是之相同也。是则鱼氏即未睹伊存之经，而《魏中经》作者必经过目。且其所见《浮屠经》当不只此一部。”

也就是说，该经自西汉末译出后，经东汉、三国、西晋，一直以多种抄本形式在社会流传，并被收入魏、晋两家皇家秘藏。

亡佚

《晋中经》著录《浮屠经》，而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中无《浮屠经》，且从此《浮屠经》不见踪迹，有理由推测，《浮屠经》很可能亡佚于两晋之交的战乱中。

地位

《浮屠经》是中国现知的第一部汉译佛经。佛教流传华夏之初，中国人站在传统的黄老思想的立场上去理解和接受它。这种倾向的产生，追根溯源，其滥觞就是这部《浮屠经》，就在其所宣传的若干与黄老相通的教义上。正因为把佛教等同于黄老，才出现“老子化胡”的传说，成为此后佛道争斗的一大公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浮屠经》是研究佛道关系史时不可忽视的资料。

学术研究

“伊存授经”，是在中国史籍中出现的关于佛法初传的最早的国史记载。

大月氏使臣伊存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在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一事，最早见载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其后，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释，《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法琳《辩正论》卷五，《太平御览·四夷部》与《太平御览·人事部》，《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宗九六，《广川画跋》卷二等，均有记叙。

伊存口授《浮屠经》出于正史记载，可信性强。时间是在西汉晚年，政权动荡，方技风行，此时此刻正式接受外来的宗教完全可能。佛教是由经典教义、戒制、教徒组织、仪规和文化等等所构成，而经典教义是其中首要的枢机。有了佛教经典就是有了佛教。因为佛经是记载和保存佛陀言教的，是真正慧命之所在。经典的传入须赖翻译，如无翻译，人们很难领会和研究教义，佛教的流通和发展就难以想象，所以“伊存口授《浮屠经》”为佛教的正式传入标志理所当然。永平八年在汉明帝答楚王英的诏书里，用了“浮屠”、“伊蒲塞”和“桑门”等佛教专用词，与伊存口授佛经说的传入吻合。如果此前中原没有流传佛法，诏书所言便不能解释。

据方广錩等学者考证，这部没有留存下来的佛经在当时曾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尽管其中的内容只是一些佛教的常识，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佛经，但它在社会上层的流传却标志着中国佛教的历史从此正式迈开了第一步。也正因为如此，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才在1998年举行了各种形式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

汤用彤

汤用彤

中国学者中，最早对“伊存授经说”进行翔实考证的著作，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佛学家汤用彤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为界内扛鼎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该书正式出版之前，汤用彤在大学授课时已经阐述了这一观点。因此，中国学者翔实考证这一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完成。

“伊存授经说”在史籍中明载，从古到今不断被引述，并非新论。自从1938年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伊存授经说”作了详尽考证以后，此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并为各界所接受。

汤用彤认为：“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无可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

“……《裴注》与《世说注》所引相同，而年代又均较早，则谓伊存使汉，博士弟子景卢受经，或较为确实也。”

“……诸书于授经地点人名虽不相同，但受者为中国博士弟子，口授者为大月氏人，则按之当时情形，并无不合。……据此，则伊存授经，更为确切有据之事也。”

周叔迦

著名的佛学家周叔迦于20世纪30年代末编纂《中国佛学史》，明确地指出伊存授经说“言而有徵”。

吕澂

学界、教界的另一位大家吕澂认为：“一般采用的，就是见诸记载而事实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认为这就是佛教传入的开始。

杜继文

在接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佛教史》高校教材时，佛教史专家杜继文写道：“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蒋维乔

蒋维乔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中讲到：“《魏书》所载，可称实录。……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氏也。”

黄忏华

黄忏华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中国佛教》中的《中国佛教史略》“后汉佛教”条目时，明确写道：“……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说外，大多数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关于汉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代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腾、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未能决定。”

梁启超

民国十一年（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中则指出：“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

赵朴初

赵朴初

20世纪50年代末赵朴初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提到此事，称：“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1981年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也把此事作为信史叙述，并作了进一步的背景考证。不仅中国的佛教界、学术界，海外也有很多学者都认可和采用这一说法。

台港地区

关于佛教初传的论述，以台湾佛光出版社1987年所出《佛教史年表》最为明确：“大月氏之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予博士弟子景卢为中国佛教之始。”该《年表》编纂数年，鸠集人力，广搜资料，参考了历代佛教之编年史书，以及《望月佛教大辞典》所附之年表、山崎宏之《佛教史年表》、《中国佛教史辞典》、《日本佛教史辞典》、《日本史辞典》、《世界年表》、《东方年表》、《韩国佛教史》所附之年表，是一部出色的教史工具书。

在众多外国学者中，对中国佛教史有较深入研究的，首推日本学者。

望月信亨

望月信亨《中国净土教理史》（1942年）：“中国佛教之初传，约在前汉哀帝时代。……鱼豢之《魏略》记载，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有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总而言之，这是说明在前二年顷，大月氏王之使者，已将佛经以口授传于中国学者，此即中国佛教最初传来之说。”

龙谷大学

龙谷大学《中国佛教史》：“近来诸多学者颇加重视的是载于三国时代《魏略·西戎传》中的史料。……这段历史，是西汉武帝以来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到西汉末期哀帝之际，佛教在西域地区甚为普及，商人及僧侣进入汉地是当时很自然的现象。……西汉末期即西纪元年前后，佛教是一种自然的渗透，即所谓‘民间传播’。”

镰田茂雄

镰田茂雄编纂出版的《中国佛教通史》（1985年）载：“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实年代，虽然不甚清楚，想来必是随着西域交通道路的开辟，而渐次传播进来。在记录上最为明显的，当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据《释老志》）从大月氏使者伊存授予佛经开始。”

《佛教史概说》

野上俊静（大谷大学教授）、小川贯贰（龙谷大学教授）、牧田谛亮（京都大学教授）、野村耀昌（立正大学教授）、佐藤达玄（驹泽大学教授）共著《佛教史概说》（1968年初版，1975年第7版）载：“《魏略》之记载，是被近代史家所注目的资料。史料的可信性高，是佛教初传中最古老的资料，是大有价值的根据”。“佛教的经典，是以文字来保存圣法，这被认为是西元之初的事。佛教传入中国，恰巧就在这一时期。”

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的佛史记录，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关于佛教初传的历史纪年，不可简单地以约定俗成而确认之。将“伊存授经”确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表明这一观点已逐渐成为教界、学界共识，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在尊重知识、尊重历史、尊重宗教三方面都显示了文明与文化的进步。从教理上讲，也是“依法不依人”的一大范例。

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共同确认，1998年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并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赵朴初亲自确定纪念活动，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中国宗教学会协办，是中国佛教界和中国学术界共襄盛举的一段佳话。作为历史性的纪念，以“伊存授经”为基点的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活动将促使佛教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更加全面了解中国佛教2000年来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史实，了解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佛教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趋向及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阔前景。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摄，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佛教自身的形态，从而使外来的异邦宗教，逐渐演变成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中国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

各方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汤用彤：

吕思勉：

赵朴初：

白寿彝

：

任继愈：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长潘·瓦纳密提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历史教科书：

中央电视台：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宝鸡市和法门寺都是具历史性的佛教地点。大约2，000年前，中国佛教在陕西起源，然后传播到其他省份以及邻近的国家，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和中国人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