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今新疆地区）

国号

唐朝贞元中分振武朔方二节度置夏州节度使，治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北。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李思恭与鄜州（治今陕西富县）李孝昌同誓讨贼，唐僖宗以他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黄巢被平定后，李思恭拜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  “夏”的国号即来源于此。

西夏建立后，又自称“邦泥定国”  或“白高大夏国”、西朝  。西夏史专家吴天墀认为，邦泥定国很可能是汉字“白上国”的西夏文音译。  西夏统治者将他们的国家称为“白上国”，有文献记载，也有文物证据。“白上国”就是尚白之国的意思，西夏统治者用尚白作为其政权的标志，是承袭和利用了广泛流行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以便树立起“西朝”的形象，与北朝辽、南朝宋鼎足而立。  同时亦有河西之称  ，是因位于中国地区的西北部，史称西夏。

外交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

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当时印度人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意即“黄金地”。人们以为印度人进入缅甸，只限于沿海区域及缅甸中部平原地带，唯据4世纪的华阳国志，印度人亦曾沿雷多一带山区，越过森林山以而进入缅北之通道，深入缅北中缅边境，因此，缅甸受印度文化之熏陶很深。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令人惊奇的是，从公元初午就与中国发生密切商业和外交联系的缅甸在文化方而受中国之影响却是无足轻重的。其实这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活动对缅甸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的结果。

中国本土可以称得上宗教的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系统继承礼乐祭祀的儒家化的儒教，儒生把儒教当宝贝只肯给不异与中华的地区或曾为中国部分的地区，坚决不随便传播。一种是流传于民间祭祀的道家化的道教，以前学者认为道教建制（宗教学上指完整而又系统的宗教体系）是在王重阳时期，现在随着敦煌出土文献推论是六朝时期，但此时印度诸教基本已经传遍了南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各部落或国家，再想传进去就很困难，这是由于宗教渗透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

中南半岛城邦国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处城邦都在这条路线上 这样才滋生了扶南国；缅甸的城邦国家则是在印度到中国西南蜀身毒道上形成的是为骠国。古典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初，中南半岛大国尊循的是商业立国而商业离不开航线和商路。这两条路线的疏远导致两个先兴起的国家没有竞争的必要，而地形和早期技术的限制的隔绝又导致了两个国家没有竞争的可能。

最后，中心地区(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徼外省、属国)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曼茶罗”关系。这种政治结构是种内聚力程度很低的松散结构。

在对早期东南亚政治发展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模式进行考察和研究后 , 美国学者 O· W·沃尔特斯提出了一种“王圈(Circles of Kings)理论, 或称为“曼荼罗(Mandalas)理论” 。沃尔特斯认为 , “王圈政治结构的存在是东南亚早期历史的一种普遍现象”,“东南亚早期的政治版图是从史前时期定居人群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历史记载中呈现一种部分重迭的曼荼罗或王圈的拼揍的状况。在每一个曼荼罗内，有一个国王，具有神和宇宙的权威。他宣称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王国内名义上降服于他的盟友及封臣的其他统治者之上。”

“王圈理论”在内涵上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在宗教方面，统治者分享神的权威，通过宗教仪式使自己神圣化，吸引追随者；二是在政治方面，“王圈”代表了在一个无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内的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政治状况，“王圈”内众多权力中心靠私人依附关系而结成一张“政治效忠网”。在这种情形下，最高统治者的实际角色“不是独裁者(专制者)，而是可影响和能保持和平并能动员许多不同集团(邦国)的斡旋者”。因此，“王圈”统治者的行政控制权常常仅限于他直接影响下的领土。这使得“王圈”中央王权的政治影响很少能够长期持续，常伴随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政治空间的不断重组。 ”

东汉时，可能有中国人经此道至印度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东离国(《魏略》作车离国)，都沙奇城（saketa），在大竺东南3000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后为大月氏所征服。车离即乔萨罗国，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沿岸。《魏略》说此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pundra）人。其南方为孟加(Vanga)人，汉代文献中写作盘起，《魏略·西戌传》称盘越国，又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古称高达--孟加（gauda-bengala）。高达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此地除了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至天竺，转向东南恒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大概也有经缅道而至者。中亚、西亚的商人也可以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谷，越过山口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以及平原之上的几百个小邦国，之后货物由西南夷中转商翻过中缅山区运送进入巴蜀。

若从东汉的益州(东汉时治所在四川雒县，中平中移毛绵竹，兴平中又移至成都)出发，南行折西，经今大理过澜沧江，到永昌郡(今或南保山)，西行过怒江，出高黎贡山至腾冲，再从这里西南行到蒲甘(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由蒲甘沿亲敦江而上，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密，再南下达卡地区（在今孟加拉国），由此溯恒河而西，从陆路入印度。在印度经华氏城（巴特那）、曲女城(开瑙季)到亚穆纳河畔的马士腊，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塔克西拉(今锡尔卡普)，过普尔山口至大夏(今阿富汗)，与西北丝绸之路在木鹿(merv，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马里)汇合；除了走陆路完成与西北丝路的连接之外，从缅甸亦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当由缅甸海岸登陆而达永昌。《厄立特里业海航行记》关于印度东海岸以东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证这条路线。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chindwinr，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Mannipur)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

在正史中，大夏之名始见于《史记》，与大夏经常同时出现的国名则有大月氏。此后的《汉书》、《后汉书》等对大夏和大月氏的记载与《史记》基本相同。《三国志》中未见大夏和大月氏之名。《晋书》在“大宛国”条中提到了大月氏，但未见提到大夏。

《魏书》和《北史》中始见有吐呼罗国，同时还都列有大月氏国，但皆未见大夏之名。此外《北史》中还列有吐火罗国。《隋书》中列有吐火罗国，在“康国”条中提到了月氏之名。《旧唐书》中无大月氏国和吐火罗国，但在“罽宾国”条中提到了大月氏、在“波斯”条中提到了吐火罗。《新唐书》中列有“吐火罗”条：“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按《新唐书》的说法，《魏书》和《北史》中的吐呼罗就是吐火罗。《新唐书》中还记载：“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市城。大夏即吐火罗也。”《新唐书》所提到的大夏，显然是指汉时大夏，而21世纪指的是吐火罗。

观古籍可知，大夏之名见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而吐火罗之名（或同音异字）则见于《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大夏和吐火罗之名分别出现在两个时期，即汉时西域有大夏、大月氏而无吐火罗，北朝及以后的西域则有吐火罗、大月氏而无大夏。

鉴于北朝及以后的史籍中吐火罗和大月氏并列出现，所以将吐火罗对应于大月氏显然不妥，就是对应于大月氏的一部分也是很牵强的。相反，大夏与吐火罗之名的分期出现，则为大夏即吐火罗一说带来了较为有利的信息和旁证。

有学者主张大夏即吐火罗，他们认为，“大夏”正是吐火罗（Tochara）的精确音写，或为西方记录中所载“Tokhara”之对音。

语言学家们认为，经过五胡乱华事件后，中国北方汉人向江南迁徙，而外来民族进入北方及中原，因此北方方言的语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说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跟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比较，是大大简化了，而南方各方言，却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较多的古音成分。如吴方言在声母方面保留了古浊声母和清声母的区别。”因而“现在的吴语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按语言历史学，晋以前北方地区的语言是中古北音，晋末以后则演变为现代北方方言（普通话）了。

既然“现在的吴语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那么就用现吴语来读一下“大夏”两字吧。以下便是用吴语中的上海方言所读“大夏”两字的音（采用国际音标注音）：

用上海方言读“大夏”，与"大华"同音，其读音与“吐火罗”读音很接近，而与“睹货逻”读音则几乎一致。这完全证实了北朝以后用北方方言所读的“睹货逻”之音就是晋以前用中古北音所读的“大夏”之音。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吐火罗”正音为“睹货逻”，可见这是唐玄奘亲耳所闻之记录，非常准确和忠实。同时也反映出自北朝至唐，北方方言一直在变化之中。

综上分析，大夏与吐火罗（睹货逻）完全就是同音异写，大夏即吐火罗，正如《新唐书》所说的那样。

中国古代史书上的大夏，一说为希腊族移民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兴都库什山北麓及阿姆河上游一带。这里先后曾经历古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王国（前312～前64）的统治。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王国在大夏的总督狄奥多特实行独立。独立后的大夏统治者们仍然是古希腊族移民出身的人，所以史书上又称之为希腊—大夏王国。在狄奥多特之子狄奥多特二世时，大夏北部地区的一个总督欧提德摩斯夺取了狄奥多特家族的政权，自立为王。公元前208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向东进军，打败大夏军队，围攻大夏首都，但不能攻下。公元前206年，双方取得协议：欧提德摩斯仍保留大夏王号，但必须和安息王一样对塞琉古王国纳贡称臣。

欧提德摩斯的儿子地米特留斯（约公元前190—167年）继位后，大举向南扩张，将大约相当于今阿富汗斯坦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区纳入大夏版图。这是大夏王国的极盛时代。地米特留斯又将首都迁至怛叉始罗，使国家的重心移入古印度的西北部，并重视希腊文化与古印度文化的交融。但是大夏的希腊人对他的这种政策颇有不赞成者。约公元前168年，一个希腊人贵族欧克拉提德占据大夏，自立为王。于是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国家一分为二：一在大夏本土，一在印度。以后两国各分为若干小国。希腊-大夏王国作为统一国家存在的时间，总共还不到一个世纪。

考证

按大夏自古是吐火罗的观点，大夏又译作“吐火罗”﹑“者（代用字）货罗”﹑“吐火罗斯坦”，“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之汉译，是雅利安人的故乡，曾流行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列传》。按史书记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

身毒即印度，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人”，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而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已经陷入分裂和战乱。

如果大夏是吐火罗人，那么大夏故地在中国西北地区，大夏人生活中心大致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属东伊朗人种，是斯基泰人和塞种人的近亲。大夏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交往，古籍中对其多有记载。公元前174～前161年，伊塞克湖东岸和伊犁河上游流域的塞种人部落受大月氏人第一次西迁的冲击，向南迁徙。途中与大夏发生冲突。战败的大夏人除一部分傍南山（今阿尔金山﹑祁连山山脉）东逃，进入陇西洮河流域外（汉时曾在此置大夏县），大部向西迁徙，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后进入中亚阿姆河以北地区，与同样受大月氏冲击而从伊塞克湖以西迁徙至此的塞种人部落汇合，约在公元前145年，他们同一部分塞人冲过阿姆河，占据巴克特里亚（今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将盘踞此地两百馀年的中亚希腊人逐往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公元前128年，张骞出使大月氏至阿姆河时，见大夏人定居巴克特里亚，遂以“大夏”之名称呼之，后来的西方史家和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吐火罗斯坦”。大夏人在巴克特里亚脱离希腊人统治后不久，就被第二次西迁而来的大月氏人征服。

大夏人为半农半牧者，有自己的语言，大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最初用阿拉米字母书写，在月氏人统治下开始用希腊字母书写。不过吐火罗语却不属于伊朗语族。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龟兹发现一种古语言，曾一度被认为是吐火罗语。在巴克特里亚发现一种属中古波斯语的地方方言，书写时采用希腊字母。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大夏人的语言，故称之为“真正吐火罗语”。

大夏主要指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以南，兴都库什山（古希腊称Paropamisus）以北地区，继承了被称为纳马兹加（Namazga）的阿姆河文明，现存考古文物有一些不超过15厘米高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头大身女性雕像。大夏地区被希腊人征服以后成为一个中亚古国。

另有一说主张大夏人为巴克特里亚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