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

苏联的集体化

对于把食物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来运用，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fStalin）绝非生手。当他在1924年掌权后，便推动了一项急速工业化的计划，目标在于赶超西方的工业化国家。食物在其计划中占有核心地位。当时，苏联是主要的谷物输出国，而且，它打算增加这类出口产品的数量，借以筹措资金，向外国购买工业机械。本来由个别农民及其家人经营的小型农场，将被压缩在一起，形成由国家拥有的“集体”农场。斯大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农耕置于国家掌控之下，将可提高产量。

斯大林在1929年公布其计划时宣称：“大约在三年之内，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全世界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甚至就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这种做法将产生额外的谷粮以供外销，赚取更多强势货币，以资助工业化的计划。斯大林设定目标：5年之内，要让钢的产量加倍，铁的产量增加为3倍。其计划若是成功——在一起工作的农民生产出更多食物，苏联则快速工业化——便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

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计划试图复制曾经发生在西欧而肇始于英国的状况——在英国，先有农业生产力的急速提升，然后才出现工业化。这种发展将劳动者从土地中释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成为产业工人。正因如此，亚当·斯密称工业活动为“农业的后裔”。但是，苏联的取向非常不同，因为，在英国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所发挥的策划作用非常有限；英国的工业化并不是刻意筹划的结果。相对地，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是一项由国家来规划的努力，其募集资金的方法，则是将农场“集体化”，意味着这些农场的产品属于国家，因此，政府能够更名正言顺地拿去外销。^[2]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农民本身对这项新政策并不热衷。实际上，生产力较高（因而也较富有）的农民尤其不愿接受这种安排。在某些案例中，他们宁可选择焚烧农作物或宰杀牲畜，也不愿被迫将它们交给集体农场。斯大林下令，由于所有的作物、牲畜和农产品如今都属于国家，任何拒绝交出它们的人，或是摧毁它们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或阴谋破坏者，应当被驱逐到苏联的劳动改造营。

由于生产力最高的农民最可能反对集体化，新制度对于农业生产力的冲击可想而知。既然他们的农产品现在都属于国家，农民便不再有尽力提高产量的动机。干旱、恶劣的气候，以及缺乏马匹在田里工作等因素，也导致1931年和1932年的收成比平常少。结果是，正当斯大林需要更多农产品来资助其工业化计划的时刻，粮食生产的水平却下降了。但是，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要承认集体化的措施降低了农场的生产力，将是件不堪设想的事。斯大林反而坚称粮产有空前的大丰收，只是某些农民将产品藏匿起来，以免被迫上缴。这个解释将国家持续收取大量谷物的做法合理化，但它也意味着许多农民最后落得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且，那些达不到谷物缴交额度或是被怀疑藏匿谷物的人，所遭受的惩罚是让政府把其他农作物当成“罚金”拿走，留下更少的食物给他们。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产业工人有丰足的粮食可吃，谷物出口加倍，让外面的世界以为斯大林的方案正按照计划进展。

平均而言，农民最后能留给自己食用的谷粮，比他们在集体化之前所拥有的少1/3。但在某些地区，情况要更糟得多。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所生产的谷物一向远超过所需——政府设定了非常高的收取额度。当预期中的大丰收没能实现时，地方官员奉命加强搜索被藏起来的存粮。斯大林下令，即使只保留一穗小麦不交给国家，也将处以死刑或10年监禁。一位参与者回忆：“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行动，在乡村搜索，寻找藏起来的谷物，用铁棒在地上探查松软之处，有时可循此找到藏匿的谷物。我和其他人一起掏空乡民的储物柜，对于儿童的哭喊和妇女的号啕声充耳不闻。因为我深信自己正在完成乡村的转化。”当人民开始挨饿时，士兵被派去守卫大仓库，里面存放着政府搜来的谷粮。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记录下农村饥民的绝境：“人们的脸、腿和胃都肿胀起来……现在他们已饥不择食。他们捕捉小耗子、大老鼠、麻雀、蚂蚁、蚯蚓。他们把骨头磨成粉来吃，也将皮革和鞋跟如法炮制；他们把旧皮毛切细，做成面条般的东西，他们煮胶水。当青草长出时，他们开始挖出草根，吃叶子和新芽。”

农业集体化

1933年初，苏联实施国内护照的制度，以防止人民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闹饥荒的村落逃往城市。一份俄共政治局的备忘录抱怨“在乌克兰的偏远地区，搜集谷粮的行动完全失败，十分丢脸”，并呼吁官员“粉碎阻碍谷粮搜集的阴谋”，而且要“根绝面对阴谋破坏者时所怀的消极、自满心态”。1933年3月，负责乌克兰集体化计划的斯坦尼斯拉夫·柯希欧（StanislavKosior）在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农民尚未从饥荒中得到足够的教训。柯希欧宣称：“在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为播种所做的准备并不令人满意，这表明饥饿尚未将正确的判断力教给许多集体农场的农民。”

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哈塔耶维奇同志（ComradeHatayevich），将这场饥荒的政治性质赤裸裸地勾勒出来。他解释，1933年，“饥荒夺走了好几百万条人命，但集体农场制度会在此延续下去。我们打赢了这场仗！”饥荒结束于1934年。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有一小块田地种植蔬菜，饲养一头牛、一头猪，以及至多10只羊。接下来50年，为国家提供大部分粮食的是这些私有土地，而非集体农场。

事件回放

1927年－1928年，由于苏联国家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并不急于卖粮，使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阶层的蓄意破坏，他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卖出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命令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放逐，不准他们加入集体公社。

苏联农业集体化

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的过火行为，于是引发了大规模退社的浪潮。1930年6月，集体农庄的比例已经由60%降到了23.4%，斯大林不得不在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改变态度，赞扬全盘集体化的成就并批评反对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了集体化运动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仅占0.2%，至此全盘集体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农业集体化政策引起了很多农民的不满，他们在入社前屠杀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苏联的牲畜总量将近损失了50%。部分农民在绝望中毁坏工具、焚烧谷物，还时常参与纵火、暗杀等破坏活动。全盘集体化也没有给农业生产效率带来明显提高，1932年－1934年之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体化完成后，农业总产值也只是维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3]

饥荒

苏联1928年－1934年间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谷物的总产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国家收购量却增加了 150%，这直接导致了波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的饥荒。^[4]

在此次饥荒中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500万人）。为了控制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政府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制度，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在此期间国内数以万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苏联当局不得不使用正规军以剿匪的名义镇压反抗农民。

1947年二战结束后，苏联再次出现了饥荒，约有100万－150万人因此而丧生。

集体化形式

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宣传画

集体农庄的初期形式　初期，苏联的集体农庄有三种形式：①农业公社。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公有，实行“按需分配”，实际上是平均分配。②共耕社。社员在播种、中耕、收获时共同劳动，生产资料（除土地外）仍归社员私有。③农业劳动组合。基本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但拨给农业劳动组合永久使用)，加入劳动组合的成员从事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保留一定数量的宅旁园地，经营家庭副业。但直到全盘集体化运动前夕，苏联的集体农业仍为数甚少。据统计，1929年7月，苏联有各种形式的集体农庄57000个，参加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3.9%,在各种形式中，共耕社占60.2%,农业劳动组合占33.6%，农业公社占6.2%。

苏联的农业机械化

随后，对各类地区规定了完成集体化的期限：主要产粮地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要求在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要求1932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地区（中央非黑土地带、白俄罗斯、中亚、南高加索），则要求在1933年末基本完成。于是集体化速度大大加快了。1929年10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6%,1930年为23.6%,1931年为52.7%,1932年为61.5%,1933年为65.6%,1934年达71.4%。苏联在1934年宣布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