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改新（日本社会政治变革运动）

简介

中臣镰足

孝德天皇即位后，定年号为大化，迁都难波京（今大阪市）。646年元旦，颁布改新诏书，实行政治改革。此后日本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1）废除皇室和贵族的私有土地和部民（部曲），收归国家，是为公地公民。对大夫以上高官贵族赐予食封；

（2）改革统治机构，建立京师和地方行政机构（国、郡、里），设置关塞、防人（戍边军）及驿站，各置职官；

（3）造户籍、记账（赋税簿帐），施行班田收授法。凡田长30步、广20步为段，10段为町；

（4）改革税收制度，施行租庸调新税法。

日本孝德天皇参照起源于日本本土的政治经济制度又吸收了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大化革新”。孝德天皇于公元645年即位，改年号为大化。大化二年（公元646年）元旦，发布《改新之诏》，实施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史称大化改新。同明治维新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要变革。大化革新将日本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明治维新将封建社会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背景

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代，这种岛国的特点之一是内部矛盾必须自己来解决，外部势力很难加以干涉，大海在那时还是人们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所以自身的改革极其必要。

公元3世纪以后，日本本州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大和国。大和国原来局限于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地区。在不断的扩张中，大和国逐渐占领邻近地区，领土越来越大。

5世纪时，这个国家已经统一了如今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日本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占有周围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并将其分配给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大和国家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前者属于皇室，后者属于贵族。同时劳动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于生产劳动。

大化改新前

在当时，部民和奴隶大约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贵族和部民之间是大批平民，他们的地位由于财产的变化也在变化，时刻有沦为部民的危险。大和国家在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失去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地理环境，内部开始了争夺。一些较大的贵族极力想独自控制中央政权，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6世纪之前，比较强大的物部氏控制朝政。后来新兴的苏我氏强大起来，打败了物部氏，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天皇。

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部民，许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剥夺，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部民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

公元6世纪，整个社会已处于混乱状态。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部民制。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吸取别国的改革。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苏我稻目（约506—570年）是改革的代表人物。他曾任两朝天皇的大臣，在朝廷中掌管财政。他本人与别国的来日人员交往很多，且与大陆的移民有着良好的关系。

大化改新后

但是改革的主张遭到了朝廷中顽固势力的反对。物部氏的物部尾舆是掌管军事的大贵族，他极力维护旧有的统治方式。引起双方直接冲突的事件是佛教信仰问题。522年，百济王献给日本佛像和佛经。在朝廷上，钦明天皇询问群臣可否崇拜佛教。稻目主张崇拜佛教，以佛教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尾舆坚决反对，认为佛教会给日本带来灾难，不如仍然崇拜原来各个氏族的神。半个世纪之后，两个对立的势力再次交锋。

587年，用明天皇死，因皇位继承问题，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了决战。在衣折战役中，物部氏被打败。苏我马子控制了朝廷。先是立泊濑天皇，后又在592年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为推古天皇。

593年，推古天皇立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为太子，临朝摄政，即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如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体制。主张加强皇权，并积极准备改革。

603—604年，进行了“推古改革”，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冠位十二阶按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是非世袭的官位，排挤了那些世袭的贵族，使天皇的权力增大，同时使国家的政府官僚体制有了雏形。其中明确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宪法中还主张以和为贵，减少阶级对立。

594年，由天皇下诏，提倡佛教，圣德太子在与别国如中国加强来往的同时，不以臣或朕等等相称，而是采取对等的称呼。他还向中国派遣大批交流生。但是圣德太子的改革只是一个准备，并没大力推广开来，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

622年，在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损害苏我氏独揽朝政，于是杀死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夭折。

历史演变

大化改新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发生于645年，因此年为大化元年，故名。

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实行的推古改革，初步确立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中心思想，削弱了氏姓贵族奴隶主的保守势力。但改革没有触动部民制，更未摧毁氏姓贵族势力。圣德太子死后，外戚苏我氏专权，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排斥改革势力，杀死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皇子，另立天皇。

640年，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留学的高向玄理、留学僧南渊请安归国（此前僧旻已于632年归国），他们带回唐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并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的封建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月12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称“三韩”）使节，举行“受贡”仪式。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其父虾夷翌日自杀。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新政府以唐代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

646年元月新政权以诏书形式颁布了《改新之诏》，并全力向全国贯彻。改新的主要内容：废止私有土地、部民，实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贵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按级别所赐封户的赋课）。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京都周围地带），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编制户籍、计帐，行班田收授之法，统定班给人民土地和应负租赋的数额。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及向皇室献纳仕丁、采女的制度。

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新政权在全国各地登记人口和检查田产。701年又发布了《大宝律令》，使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大化革新是个逐步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改革的纲领在实施中也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在经济方面废除了部民制，建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方面，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在京师设立了五卫府，在地方设军团，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

律令规定授予皇族以下贵族、官吏地位阶及相应的特权。同时，确立严格划分良贱的身分制。

667年迁都近江大津(今滋贺县)。次年，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新政府从653年起，16年中派6次遣唐使（其中一次途中遇难），学习唐朝文化和封建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天智天皇死后发生壬申之乱（672），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杀天智子大友皇子，自立为天武天皇，同年迁都飞鸟净御原宫（在今奈良县）。天武天皇发展封建集权制，扫除旧势力，严选官吏，制定八色姓（八等氏族长的世袭尊称），固定贵族身分。

689年，编订《飞鸟净御原律令》，以防止旧氏姓贵族的复辟。

50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701）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大化改新的以开元盛世的唐朝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的理想。大化改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

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从此，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经济

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六年一班，即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私奴婢为公民的1/3，公奴婢同公民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絁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户赀布1丈2尺”。付调随各乡土特产征收。把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

政治

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新政权建立不久，为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天皇在大槻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旻“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虽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647年，制定七色十三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十九阶冠位。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影响

大化革新解放了部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大化改新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评价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主张不一。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因为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没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中国学者除部分人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者外，也有部分认为大化改新是确立封建制度的改革。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起源于日本本土但了吸收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并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公民被束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班田农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还拥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每年除了交纳固定的租税和徭役外，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己有。由此及见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1/10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

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它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它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它维护了主权，防止了社会的分裂；它使日本从东亚的后发展国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

大化改新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古中国唐朝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改新后的发展

大化改新后，大和正式改名日本国，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印度佛教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后，发展很快；日本积极汲取别国文化。后来，由于地方杂税和徭役过重，农民不堪重负，有的弃地逃亡，有的依附于豪强地主、贵族和寺院，成为依附农民。

背景

圣德太子的改革，随着他的逝世而销声匿迹，它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依然日渐激化。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部民制因此衰落。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朝廷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天皇拒绝。626年苏我马子病死，其子虾夷继承大臣。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虾夷独断朝政，排斥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拥立田村皇子即位，是为舒明天皇（629—641在位）。至皇极朝（642—645）时期，虾夷之子入鹿更加专擅朝政，甚至征调人夫修建其父子陵墓，势倾朝野。入鹿为了扼杀改革事业，打击新兴势力，于643年消灭了山背大兄王及其一族。

当时，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加上征伐新罗的战争和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广大部民苦不堪言。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他们或逃亡，或聚集山泽，同贵族进行武装斗争。部民起义打击了氏姓贵族，动摇了部民制的基础。

正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推古朝时期派到中国的交流生陆续回国。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中国交流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布，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皇室和贵族阶层内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

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祀官的家庭，幼年好学，博览群书，曾就学于僧旻，又同中大兄皇子一起受教于南渊请安。中大兄和中臣镰足都憎恶专横的苏我虾夷、入鹿父子，所以两人共谋打倒苏我入鹿，推翻苏我氏，夺取朝廷大权。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分化苏我氏的势力，然后联合反苏贵族，组成了革新派。

经过

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皇族和多数贵族站在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

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成立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两位回国的留学僧灵云和惠云于大化元年（645）跻身佛教界最高权威的“十师”之列。

革新政权建立后，建年号为大化，仿“法式备定”的唐制，有步骤地实行改革。645年8月，分别向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造田籍，校田亩。9月，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阪市）。

646年元月，新政权以诏书形式，颁布了《改新之诏》，并全力向全国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