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治学方法之一）

发展概况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考据学大体也是这样。

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清代考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有前进一步。

产生原因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讲义》）。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清史》）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文字狱成因说提出质疑。其实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清政府对于一些纯学术的‘异端’思想有所容忍，文字狱并未造成学术界的人人自危，学人们将兴趣转向考据学，是受家学、师友和风气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乾嘉学人并非学术专制下的懦弱者，他们并未感受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生活在乾嘉时代的不幸，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遭文字狱‘打磨’后的圆滑，一些学者照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反叛精神。考据学在乾嘉时期的辉煌，是考据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并非文字狱所造成。

作用及影响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郭沫若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

其他学科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因声求义”说、“古无轻唇音”说、“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该书第290页）当然，考据学也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种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学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

代表人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孙怡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章学诚，王鸣盛

《圣经》

《圣经》考据学被译为" 《圣经》批判学" 或" 《圣经》评断学"。考据学的历史久远，中国的考据之学鼎盛于清朝乾嘉年间，故又名乾嘉学派，欧洲的《圣经》考据学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新学科，它用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考据、训诂、比较的方法，研究《圣经》各篇的真伪、联系、年代及可信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督教产生时期的早期历史。近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直接致命的打击来自《圣经》考据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圣经》的权威性，促使人们开始把《圣经》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大批原始资料汇编、专论和专著促进了《圣经》考据学的发展。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杜宾根学派的影响最为突出。

杜宾根学派的《圣经》考据学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传统信条、教义以及对产生信仰唯一来源的《圣经》的信心。在对早期基督教会史和《圣经》的批判研究中，杜宾根学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神学派别，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它把基督教历史中记录的所有奇迹都作为人类本身的思维创造，当作一种人为的伪造而彻底摒弃。从而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奠定了研究早期基督教会史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