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有人认为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起源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具体表现为一种盲目的排外。在义和团团民看来，首先要被杀的当然是洋人，其次是信“洋教”的中国教民，再往下，用洋货、行洋礼者，都在杀戮和打击之列。义和团运动早已远去，但‘义和团运动’中诞生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终结而终结。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精神遗产，‘群众性民族主义’从此便存留下来，不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表现自己。例如，“文革”中“红卫兵”的某些行为，就不妨视作是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宣泄。时至今日，“群众性民族主义”仍然大量存在并被某些人或利益集团所煽动，所利用。而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大学生们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最激烈最典型的体现者从而也成为某些人最主要的利用对象。

群众性民族主义的特征

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捍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一种特征。对外国人针对中国的行为、尤其对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动辄把问题提到“民族尊严”的高度，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又一种特征。例如，外国人在中国激起“群众性民族主义”大爆发的某种言行，或许本不过是一种过分和出格的玩笑。即便要对之提出抗议，也应该抗议的是其玩笑的过分和出格，不必牵连太广。但“群众性民族主义”却非常善于“见微知著”，立即省去一切中间环节，把个人的一种玩笑看成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侮辱和挑衅，并用山呼海啸般的行为把一种私人的玩笑变成重大的事件。

“内外有别”也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英国作家奥威尔说，“不顾现实”是“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不能看到同样一组事实之间的共同点。英国的托利党人会在欧洲捍卫自决权，而在印度，却反对当地人的自决权，并且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之处。行为是善是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是谁做的，所有的暴行——拷打折磨、使用人质、强制劳动、大规模放逐、不经审判就监禁、伪造、暗杀、轰炸平民——假如是我们的人干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如此，那“群众性民族主义”就更是如此了。同样一种行为，假如是“同胞”所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的，但若是外国人所为，那就十恶不赦。

群众性民族主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群众性民族主义”正因为是“群众性”的，所以有着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它总是以“民意”的名义强烈地表现自己，而这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各级当政者也许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逻辑，甚至意识到如果满足“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要求，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利益都造成实际的损害。但是，他们又深知，对一种非理性的民众性思潮和行为，当政者如果强硬抵制，那是要付出代价的，起码会被扣上“汉奸”、“媚外”、“卖国”的帽子。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在“必要”的程度上对“群众性民族主义”让步，从而使既定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必要”的程度上被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