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运动）

基本概况

1944年1月11日，《正义报》发表《改善农民生活，加强团结反攻》的社论。社论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广大农民在日伪和恶霸的反动统治下，失耕失业，饥寒交迫的情景，以及江佛公路南顺带数百个乡村的屋宇被拆光，荒凉一片，几乎变成无人地带的种种惨状，指出：“我们为着自由、生存，为着加强团结反攻，我们要迅速起来改善农民生活，坚决为减轻农民痛苦而斗争！”提出从1944年起，地主对农民一律减收“二五田租”（即100公斤谷减收25公斤），放弃一切加租的做法。减少借款利息，每元单位不得超过1分2厘。反对押禾青、蔗青的所谓“对半利”、“倒四六”之高利贷。农民一律要按规定交租交息，使地主和农民双方得益。反对日伪奸府操纵谷价及农产品价格，各区乡建立由农民主持的物价评议会，规定买卖价格，禁止谷物出口。反对“揪耕”、霸耕，抢夺农民的土地，不到批耕年限的不得随意撤换耕户。要帮助农民开荒生产，开荒土地三年内免租。在各游击队驻地范围内，各乡公所应尽量拨出祖尝及乡产、公产、税捐等，以各种办法救济失耕、疾病和饥饿的农民。

1945年春，珠江纵队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当前各种具体政策方针》，其中对减租减息问题指出：“应在政治上正确领导与掌握这一运动，对农民一定要发展其斗争热潮，不要使之变成给农民以恩惠；对地主、债主主要从政治上说服解释，并保证做到交租交息。”提出既要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人权、政权和财权，以利团结组织广大农民的革命力量；又要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和财权，以争取其一部分要求抗日与赞成民主革命的地主和士绅，特别是奖励富农的生产。要求各地从减租减息中进行群众性的斗争，从斗争中取得组织上的成效，并造成广泛热烈的群众生产运动。

但是，国民党番禺县县长黄兰友不顾人民抗日需要，竟于1944年9月发出布告，向禺南民众追收3年的地税，引起广大民众极大不满。各乡代表何福海、李公侠、李荣、朱子吉等73人联名发出快邮代电，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呼吁，要求黄兰友收回成命。电文称：“禺南人民多年来惨受日伪盘剥，未闻政府对日伪有何制裁。今县座幸临，竟下追收三年地税之令，试问奄奄待毙之禺南人民，如何再加此负担?”。反对黄兰友征收3年地税。

禺南乡政建设委员会遵照上级关于独立自主地征收抗日捐税的指示，在禺南、顺德征收抗战公粮；在交通要道设立税站，征收来往货物税，并保证客商来往安全。为加强财政工作，1944年10月，在禺南成立税收征收处。主任余民生，副主任何洪，成员卫民。征收处统一委托各乡村的民主政权向各乡征收抗战公粮。征收政策规定，在部队控制区，按农民耕种所得，除交租外，每人每年留口粮300公斤，多余部分每50公斤征5公斤；没有余粮的免征收；鳏、寡、孤、独者一律免征收；失收或被敌人破坏的乡村，全部免征或减征。地主按收到的地租，每人每年同样留口粮300公斤，多余部分征收50%；公尝按50%征收；在游击区，按亩征收，每亩每造征收稻谷75公斤，由地主与佃农各负担一半；敌占区也按亩征收，每亩每造征收稻谷15公斤，按一个村的田亩总数计算，由该村村长负责缴交，缴交实物或粮食款。征收处宣布：征收抗日公粮后，除民主政权加收低额行政费之外，废除伪政权的一切税捐和其他的一切苛捐杂税。除征收抗日公粮之外，征收处还设立了大石税站，征收低率货物税。征收处发回税单，成为了保护的证明，群众非常欢迎。

法律文件

1944年11月，禺南乡政建设委员会与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联合发出《禺南各乡改善投田减租办法》，规定各乡投田一律收谷租，投田租额不得超过田产一半；已够田者不得再投田，使交租交息与减息兼顾主佃双方利益。这些政策得到根据地、游击区广大农民和各界人士的拥护。

1945年春，番顺行政督导处根据珠江纵队政治部制定的《当前各种具体政策方针》中提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在禺南和顺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后因日伪军和顽军大举“扫荡”而未能深入开展，但在部分地区仍坚持减租减息，并向所在地民主政权机关或部队缴交抗战军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