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古籍出版社出版图书）

创作背景

谈迁的一生经历了万历朝至崇祯朝，还经历了南明弘光小朝廷，历顺治十四年（1657年），终拒仕清，以一个贫民创作出一部明史巨著。

谈迁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明朝统治者消极怠政、宦官专权乱政、党争结社频频，天灾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再加上清军不断叩关。值此国危的时代，“士习甚嚣”的言论不绝于耳，怀抱着经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们不甘朝野倾轧、世风日坏，期望凭一己之力，救国家与人民于危难之中。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愿望往往受现实的摧残，在农民起义的洪流和清军铁蹄的征服下，这批在野士大夫们被迫接受这样的身份转换，成为了明朝遗民，从此开始了对人生及未来的抉择和思考。谈迁就是这样一位“遗民”的代表，他亲历时代的巨变，思想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变，更迭的世局逼其发出“

亡国不亡史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行将入土，这不仅仅是明朝历史走向衰亡的时期，更可以说是谈迁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谈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夏，谈迁赴京考试 再次失败之后，他并未像其它书生那样终其一生继续考取功名，而是认清了自己“才驽，自放田间南山白石”，选择“缀耕之暇，汇为《兔园册》”的耕读之路。“壬戌夏，识钱而介，无月不晤。甲子后分袂，相距三舍，而邮仅再邮焉。”从天启二年（1622年）夏认识每月会面，到天启四年（1624年）两人分手仍维持书信往来，谈迁与钱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废然返矣” ，由漫无目的耕读到有意识地读书，从吟诗作文到集中研习经史著作。

谈迁提道：“男儿堕地，止此血性。为君父用，则有忠孝；为古人用，则有措舌；为二氏用，则有名理；为千秋百世用，则有青简丹笔。 ”他放弃了科考，也等于放弃了从政路线。既然不能在政治上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就干脆退而求其次，走学术研究路线。“经史是古代学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读书人主要的研究方向”，谈迁“少读国史，辄仰名阀”，再加上晚明时期，涌现出了大多数在竞争激烈的科场中屡次败北，遂把毕生精力放在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学者型史家，于是形成了一股治当代史的风气。史家群体的出现，使得修国史成为士人们引以为傲的事情，受这一时风的影响，在阅读了大量当代史著之后，天启元年（1621年）前后，谈迁终于选择了自己后半生的奋斗目标一治当代史。

自古以来，修史总是作为一种“鉴往事，知来者”的文化观念，根植于儒家文化体系中，无论治世，抑或是乱世，修史总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或扬长避短，或褒贬善恶。而明末清初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乱世时期，更是为大批史学家修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对国家和社会前途命运的担忧成为他们致力于撰史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对过去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走向的探讨”。明清易代对于像谈迁这样的史家而言，不仅仅是变了天，换了皇帝，更是正统、道统如何继续维持的问题。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他们心中泛起了巨大的链滴，经历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后，思想上同样经受了一番冲击，必然希望从根源上找到明代社会何以走向灭亡。而修史则是他们表达这一心理变动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史学家，以史言志可以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他们政治立场的平台。然后站在史家的立场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并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去评价有明一代的统治得失。

史料取材

《国榷》取材于明历朝实录，但又校正实录。因为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万历）熹（天启）之载笔者皆宦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优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成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补其阙文”。可见明代历朝实录中，太祖、孝宗、神宗、熹宗各朝记载有失实、丑正、歪曲的毛病，崇祯朝没育实录。

明亡后，崇祯、弘光两朝实录，已无人顾及，谈迁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他访求邸报、询及遗老，补齐两朝史事，寄亡国之情丁先朝史书的编修，自署“江左遗民”。这和常时留心国史典故之史家编撰史书的心情是有所不同的。

《国榷》又广采溥引，遍览私家著述，择善而从，取舍严谨，秉笔公正，不以个人爱僧为务。他参阅“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 。其中征引最多的有：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郑烧的《今言》、《吾学篇》，王世贞的《宾山堂别集》，薛应旗的《宪章录》，焦址的《献征录》，高岱的《鸿欲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邓元锡的《明书》等等。所以，他编撰《国榷》虽据实录，但又不完全依赖。

编纂历史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顺治四年（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后经4年努力，终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59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作品目录

作品评价

《国榷》作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它的史料价值为史学家们所公认。黄宗羲称谈迁写《国榷》“按实编年，不街文彩，未尝以作者自居”，“非徒为盗名之秘经而已”  。《国榷》的可贵之处是作者的“按实”编撰，肯于“直书”，写出了《明实录》避而不谈的事，也记录了清朝统治者忌讳的一些史事。

史学家罗仲辉认为，谈迁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编撰《国榷》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所以在书中大力笔伐朱棣冒嫡夺位，鼓吹`帝统必不可违，世系必不可紊”。在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还在纠缠朱棣是否“正出”，景帝应否让位的问题，其思想认识与同时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相比，显得落后而且迂腐。但他把朱棣篡改过的实录作了大量纠正，不仅暴露出封建统治者在争权夺位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凶狠残忍，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部分较真实的历史记载。

书中叙事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由于书中对清政府颇多谴责，当时成为禁书。

作品影响

谈迁认为在他之前成书的诸家编年明史“讹陋肤冗”，不能起到总结明朝兴衰经验教训的作用，遂立志要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私著，自成“一家之言”。谈迁的《国榷》秉笔直书，一是《国榷》初稿完成于天启六年（1626年），此时清兵尚未入关，写来毫无顾 及，二是再稿成书于顺治前期，尚无文字狱之兴，谈迁以故国遗民的悲愤心情编撰国史，对建州史事毫不隐讳。更重要的是此书写成后长期未曾刊刻，仅有传抄本，清初曾一 度都列为禁书，所以它躲过了四库馆臣的胡删乱改，成了独详万历以后建州史事的唯一巨著。用 以校对清修《明史》和清初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历史价值

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弘光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国榷》写出了《明实录》因政治利益顾忌而没有写出的真相。如果分段来考察，《国榷》中对于开国时期最费时间。明朝的开国史，尤其是洪武朝杀功臣之事，最为难写，问题最多。自晚明以来，朱国祯、钱谦益诸人，一直在关注这段历史。谈迁作为一个乡村秀才，自然不知道朱国祯、钱谦益在做这些事。当然，《明实录》是较为全面记录明朝历史活动轨迹的史书，所以，谈迁写《国榷》绕不过的。历史的真相，经常被各种利益集团无端蒙蔽，因此，要通过重读来廓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私修国史与官修国史的不同，某种程度是政治原则与历史原则的不同。

《明实录》的不足之一，就是掩饰真相，主要是洪武朝杀功臣之事，其次是靖难之役的粉饰。经过二次改修的《太祖实录》，确实编进了不少朱元璋欣赏燕王的故事，由此可以肯定，《明太祖实录》有关燕王部分记录，都是临时编制出来的，这就是典型的政治粉饰。这种政治粉饰，可以欺骗一时，但不可能永远欺骗历史。从这些事例中，谈迁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而其在里者已不可见。”也就是说，实录提供的是表面事实，而缺乏内在原因的资料。或者说，实录中不少内容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信息，必须辅之其他材料来揭示。

《国榷》补充、纠正了《明实录》存在的失误。金泽中将之概括为几个方面：（1）遗漏重要史实；（2）过于主观；（3）叙述错误；（4）记录疏略；（5）观点混淆。从以上的五个方面实录考证与补充例子来看，谈迁确实是下了功夫，作过考证的。《国榷》中所记事实，作为知识，经过了科学意义上的拷问，也更具有参考意义。也就是说，《国榷》突出的应该是实证精神上与参考价值上。考证显示的是研究水平，考据是一种历史研究。用考据解决的问题，数量不多，但成绩值得高度肯定。将实录与群书作一对比研究的人，谈迁是其中之一。在明末清初，能有机会阅读《明实录》，且作过详细研究的人并不多。《明实录》的政治性，使之不能完全原封不动地被使用，必须重新被拷问。在这种情况下，《国榷》无疑是判断《明实录》真伪的最好佐证材料。

《国榷》可补明末三朝记录不足之缺。可考的《国榷》抄本，多是关于明末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朝自嘉靖以来，出过不少明史，多写到嘉隆朝，间及万历朝。前14朝编年史已经有著作出版，自然不需要再抄了。崇祯朝、弘光朝的编年史，是谈迁《国榷》特有的。1958年版《国榷》六大册，仅晚明三朝就占了一册，可见内容详细程度。特别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弘光二年（1645年）之间，内容尤为详尽。谈迁是当时人，有自己的感性与理性视角，这部分历史内容的选择，自然有其独到的史料与编纂价值。现存《崇祯长编》内容不全，《国榷》就有了独到的价值，也特别详细。特别是，清朝早期一段历史，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国榷》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明实录》有史料信息检索功能。与《明实录》的详写相比，《国榷》的特点是简略。这是不足，也是优点。如果《国榷》与《明实录》一样详细，就没有了《国榷》的地位。详略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的不同价值与不同的历史地位。今人如欲使用《明实录》材料，而又嫌实录部头太大、检索不便的话，完全可以先读一下《国榷》，然后再按图索骥，到《明实录》中找相应的更详细的材料。古代中国政府有一个规定，实录不能公开流传。《明实录》也一样，长期搁置在皇宫中。晚明以后，开始流传民间，有了多种抄本。但因为是政府之物，有政治风险，又因篇幅太大，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刊本。流传下来的，仅有多种抄本。尤其是实录是编年体史料长编，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没有详细的内容目录，更没有索引。所以，《明实录》的翻检与使用是十分不便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简明扼要的《国榷》是十分迫切的。当年吴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对《国榷》这部书表现出欣喜若狂之情。在《明实录》不能完全检索化的时代，《国榷》的检索功能是不能代替的。

作者简介

谈迁

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启元年（1621念）始，完成《国榷》初稿。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顺治二年（1645年）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顺治十年（1653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顺治十三年（1656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