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位世袭制是国家王位由一个家族世代承袭的制度。是继“禅让制”(民主推举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出现的一种政治制度。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逐渐演化成国王的特权。这一演化的客观基础是私有制和阶级逐渐形成。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遗产继承制的出现;阶级产生,导致国家及其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国王的产生,我国实现这一演化的是禹的儿子启。禹任部落联盟首领时,已把政权集于一人之手,按血缘划分居民开始向按地域划分居民转变,同时有了部落军事首领和公职人员世袭的大量存在。以此为基础,禹死后,其子启在新兴奴隶主贵族的推拥下,破坏了禅让制,继承了禹的职位,并用暴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直至清代,王位由家族成员世代承袭制度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基本的王位继承方式。

中文名

王位世袭制

外文名

The throne hereditary

方式

父死子继,有时兄终弟及

起源年代

夏朝

时间

约公元前1988年—1912年

背景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1]

确立

到了晚年,便四处查访,决定推举夷人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但是皋陶却先他而逝,无奈,又推举伯益。当禹死后,伯益按照禅让的传统,躲到另一地方表示谦让,由部落联盟中一些有权势的大家族决定继承人,由于伯益的威望和权力都不上启,启即位,(约公元前1988年—1912年),并传给自己的后代。这样,政治权力由“传贤”变成“传子”,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公天下变为家天下。

方式

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有时父子相传,有时兄终弟及。[1]

发展演变

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标志着中国氏族社会基本瓦解,奴隶制社会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随着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机构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

西周实行王位世袭制,此制度是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周王为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称世子;庶子为小宗,周王封其为诸侯,或留在中央为卿、大夫。诸侯、卿大夫或士,各为本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职禄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分封。此小宗又为本支的大宗。如此推演无穷。周王被视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以君临人间,所以称“天子”。这是“君权神授”观念,而自此这种王位世袭制度就逐步完善起来。

王位世袭,体现了权位的不可转移,后来成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该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历史评价

客观进步性

由远古“天下为公”的“禅让”制演变成後来父位子承的“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对解决王位的继承问题是有其优越性的,这至少可避免因对先王後代的杀殉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及人口减少。

从《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看,由“禅让”制过渡到世袭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段时期中“禅让”制和世袭制交替出现。如《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又说“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又载:“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尧者,放勋。”

可见早在尧、舜之前的从黄帝到帝喾时代,就已经有了世袭制。帝尧就是世袭帝喾之位。

至于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也有类似伏羲墓中的一段历史。对此《荀子·正论》中有一段精辟而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而化顺之,....夫有恶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後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无厌焉……以尧继尧,夫天下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尤复而振之矣.....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荀子最後的结论是:“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史记·五帝纪·正义》也引《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唐代学者刘知几在解释《史记·五帝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时也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王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迫使舜死于苍梧之野。

直到夏禹时,在其子启夺取王位後,“天下为家”的世袭制才最终确立,但其中也有曲折。故《史记·燕召公世家》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这段历史说的是,禹崩後三年,启守丧期满,因谋夺帝位被益拘禁,後逃脱。因益的部下向启交出武器,导致益被启所杀,启终于夺得了帝位。

对这段历史,屈原在《楚词·天问》也提出过疑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为优,而能拘是达”?《晋书·束皙传》也引《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从伏羲氏太昊帝到夏启这段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由“家天下”的世袭制取代“天下为公”的“禅让”制也是历史的必然。

弊端

据说尧、舜、禹代,实行民主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办法,称为“禅让制”。“禅让制”制下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它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为人民谋利。但是,从夏朝开始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最高统治者以“天下为家”以个人意志取代众人的意志,带来了许多弊病。

首先,传子不传贤,任人唯亲。商王传位的世袭方法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商朝中期以前以兄终弟及为主,先长后幼,但不必轮及每一个弟,然后由长兄之子继承。到商后期康丁以后五世,才最后确立了传子制。厉王死后,幽王继位。幽王继位后,幽王政治更加残暴。他把政治交给善于好利的虢石父,而使国人皆怨。他不仅残暴的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而且还掠中小贵族的土地和财物。这些孕育着西周的灭亡。

其次,极端的极权与专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权夺利。夏桀为政暴虐淫荒,人民切齿痛恨,各方国与夏王朝的矛盾日趋紧张,商汤见时机已经成熟乃举兵灭夏。

再次,人治。在王位世袭制下,君治则国治,君弱则国强。还有,王位世袭制易导致继位者腐化堕落。在夏商周时期,帝王以“天下为家”“赋敛天下”,“以博我一人之欢乐”,时而惭焉,“久而安焉”。纣王即位,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沉湎于酒色,加强搜括。各代无不因腐化而亡。世袭制下,帝王亲小人,远贤臣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商纣王特别宠爱嬖妲己,惟妲己之言是从,并重用奸臣崇侯,恶来、费促等,相反,却大肆排斥有识之士。微子启为纣之异母兄,因为多次劝谏纣遭到拒绝而不得不出走。王子比干为纣之叔父,出因劝谏而遭到“剖比干,观其心”的大祸。箕子亦为纣之叔父因惧怕纣的迫害,虽装疯避祸,但也未能逃脱纣王的囚禁。凡此种种,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严重的危机。商纣为了强化摇摇欲坠的罪恶统治,实行严刑苛法,同时,他大修离宫室台榭,扩大殷都营建。

因而王位世袭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历史的必然。

影响

“家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