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成就
创作古典名著《三侠五义》
石玉昆所创作的《三侠五义》，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鼻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120回，首刊于光绪五年（1879），署石玉昆述。卷首有问竹主人（石玉昆）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
内容梗概
《三侠五义》小说叙写宋朝包拯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侠客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曲折地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其中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书中穿插了大量侠客活动，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也表现出他们忠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它的出现，表明近代传统的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完全合流。小说的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前60回，涉及北宋仁宗年间，河南陈州旱情严重，包拯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陈州恶霸庞煜仗着自己是皇亲国舅，竟派人刺杀包大人。南侠展昭等人暗中保护、帮助包大人，使包大人得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随后，包大人又查清了多年前的皇宫冤案“狸猫换太子”之事，使仁宗与李娘娘母子二人得以团聚。主要写包公断各种奇案冤狱以及锄庞昱、葛登云和为李太后伸冤等故事，其中穿插南侠封“御猫”，五鼠闹东京并归服朝廷和授职事。后60回，以颜查散为中心，写他在白玉堂等众侠客义士协助下，剪除襄阳王赵爵等诛强锄暴的故事。
近代学者俞樾在苏州读到《三侠五义》，大加赞赏：“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亲自加以修订，他认为本书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遂“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撰第一回。又以三侠即南侠御猫展昭展熊飞、北侠紫髯伯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合为一侠。实为四侠，增以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为七侠；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光绪十五年作序刊行。但此改动遭到文学界很多人的质疑，鲁迅、胡适诸辈皆认为俞樾的改本实不如原本。如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佚札言：“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1925年，亚东图书馆重印《三侠五义》时选用原本。胡适“序”中明确指出：“《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成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份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今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两种名称流传于世。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石玉昆这部《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话本小说给予积极评价，并指出其历史局限，他强调指出，“《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
《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三侠五义》绘声状物，保留了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明快、生动、口语化的特点，刻画人物、描写环境，能与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特别是对侠客义士的描绘，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于世俗生活气息。鲁迅说此书“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文化影响
《三侠五义》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武侠作品，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称得上是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由此掀起了各类武侠题材文学作品的高潮。《三侠五义》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人皮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八卦连环堡）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此后武侠公案、短打评书盛极一时，例如《五女七贞》、《永庆升平》，民国《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纷纷问世，清末民初亦有大量知识分子投身武侠小说创作，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比如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还珠楼主的《蜀山奇侠传》，一直到港台的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都在它的影响之下。
而《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的不少故事，又成为各类戏曲的题材来源。如京剧《打銮驾》、《遇皇后》、《北侠除霸》、《打龙袍》、《五鼠闹东京》等，都是敷演《三侠五义》的故事。《三侠五义》情节纷繁曲折而又条理清晰，语言通俗，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的特色，对以后的公案小说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后来《续侠义传》《续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后续小五义》、《再续小五义》等续书的纷纷涌现，都是受它直接影响的结果。
《三侠五义》除原刻本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铅印本。《七侠五义》有1980年北京宝文堂的铅印本。
石派书创始人，被誉为“
单弦之祖
石玉昆所演为子弟书和单弦，有人称其为“单弦之祖”。根据当时子弟书艺人多来自富贵人家子弟的情况，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石氏实系‘满清子弟’无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尚待更多文献资料的证实。不仅如此，石玉昆还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石派书，又称石韵书。据赵景深先生介绍，在牌子曲中，还有以《石玉昆》为曲牌名的。由此可以看出，其演出在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以至于有些书铺借此牟利，“按段抄卖，另有目录，要者定写”。就连当时的说书艺人对石玉昆也是赞誉有加：“就拿玉昆石三爷他说吧，怎么就该说不过他？他如今是不出来咧。他到那个书馆儿，一天只说三回书就串好了几十吊钱，如今名动九城，谁不知道石三爷呢？”据说石玉昆曾为礼王府供奉，不过这条记载与富察贵庆《知了义斋诗钞》诗序所说的“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似乎有些矛盾。从富察贵庆的诗中来看，石玉昆确实是位颇有个性的民间艺人。相传石玉昆的演唱以巧腔著称。现在单弦的曲牌里的〔石韵书〕就是石玉昆演唱赋赞类唱词的唱腔，可见其对各曲艺形式的影响之大。
清代民间艺人石玉昆生平著述考论
著名民间说唱艺人石玉昆与柳敬亭堪称清代说唱史上的双璧，其首创的《三侠五义》一书艺术成就很高，在武侠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对石玉昆的籍贯家世、生卒年份、生平事迹及著述，前辈学人如鲁迅、胡适、孙楷第、赵景深、李家瑞等皆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但因文献资料缺乏的限制，其中尚有不少空白及误传。其后，研究者继续进行研究，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及对现存史料理解的不同，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近年来，随着新的资料的陆续发现及研究的不断深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得出一些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据《非厂笔记》记载，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因久在北京卖唱，有人误认为是北京人。他在咸丰、同治时候曾以唱单弦轰动一时。当时也有人称其为石先生或石三爷。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关石玉昆的记载多集中在其成名之后。生活在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富查贵庆曾有一首专门吟颂石玉昆的诗，其诗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据披露这首诗的吴英华、吴绍英介绍，“从这首诗在诗集中的排列顺序看，它当作于道光十七年以前”。依据这一推断，可以看出石玉昆至少在道光初年即已成名。实际上，石玉昆成名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些，在道光四年（1824年）的庆升平班戏目中，有不少《三侠五义》的重要关目，如《琼林宴》、《三侠五义》、《遇后》、《花蝴蝶》、《乌盆记》、《陈林抱盒》、《拷寇成玉》等。刘世德、邓绍基撰文认为有九出，但由于有些故事在此前的戏曲中已有流传，并不一定都是直接出自《三侠五义》，不过《三侠五义》、《花蝴蝶》系由此而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三侠五义》为石玉昆所首创，学界意见比较一致，没有疑问。戏曲从此取材，必定是在《三侠五义》有相当广泛的流传之后。按照清代说唱行业的一般规律，他在成名之前肯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训练。这样，即使石玉昆天赋很高，成名很早，其成名时至少也得有二三十岁。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此功此名绝非登台三年两载的新手可成。退一步说，即使他二十岁成名，其生年亦当在嘉庆五年（1800）前后。”笔者认为这一推断是可信的。因此，即使保守一些估算，石玉昆出生至少也应在嘉庆五年（1800）以前。也有研究者推断“石氏的生年，最迟也应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前”，这个推断大体也是合乎实际的。至于一些辞书采用的石玉昆生于嘉庆十五年（1800）年左右的说法①，显然晚了些，很难想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道光初年就已经达到如此高的艺术造诣，获得如此大的名声。
尽管有些记载说石玉昆是咸丰、同治间人或同治、光绪间人，但石玉昆达到艺术高峰、享有盛誉却主要是在道光年间。这还可以从其他文献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有《石玉昆》一目，专门描述石玉昆说书情形。正如阿英先生所讲的，这“至少可证明二事，一是玉昆应称‘道光时说书人’。另一是玉昆确为说话人”。近人崇彝也说“道光朝有石玉昆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道光朝石玉昆所传也”（P9.19）。至于石玉昆的卒年，目前还不能确知。崇彝在谈论光绪年间聚珍堂刊本《三侠五义》时，特意强调“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言语间流露出今昔之感，按说如果光绪间年间石玉昆还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如此刻意强调“道光”这一时间的。有的研究者根据《三侠五义》最初刊本《忠烈侠义传》的成书年代来推测，认为石玉昆“大约应该在同治十年（1871）时就已经去世了”。李家瑞则认为石玉昆“大约死在同治末年”，理由有二：一是“到了光绪初年，假托他名字的书，就先后出版了”，一是“郭栋儿稍后于石玉昆，而郭栋即死于光绪初年”。尽管李家瑞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这个推测还是比较可信的。另据李宗侗在民国年间进行的调查，“石玉昆在咸丰时已经老了，尚是嘉、道时间的人”②。不过，石玉昆去世的时间也有可能更早，蔡省吾未刊稿《北京艺人志》有如下一条记载：“（石玉昆）殁后有《赞昆》子弟书，名重一时。”子弟书《赞昆》又名《叹昆》、《叹石玉昆》、《评昆论》或《石玉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则石玉昆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之前即已去世。综合上述材料及各种说法，说石玉昆于同治年间或之前去世，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在有关石玉昆的记载中，多刻意强调其两点。首先是其演唱技艺的高超。子弟书《石玉昆》对此有十分生动形象的渲染描述，它称赞石玉昆“高抬声价本超群，压倒江湖无业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肇”。有些记载即是根据这篇子弟书而来，如《北京艺人小志》云：“（石玉昆）博学善辩，西派之超绝者，自着《三侠五义》等书，谈唱皆雅。出而声价便高，当时有接待神仙之目。残后有《赞昆》子弟书，名重一时。书少歇时，有其徒代演一二小段，此刻人多便旋，故谓之车前子，言其利小水也。”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
其次，除上面所介绍的演唱技艺高超之外，最为人称道的是石玉昆在演出内容方面的出新，特别是他别出心裁，将包公审案与江湖侠义题材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开创了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对清代中后期包括说唱、小说、戏曲在内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显然，石玉昆不是那种亦步亦趋、因循守旧的人，他是很有创新精神的。高超的演出技艺加上颇具新意的内容，故能享有盛名几十年，成为与柳敬亭一样著名的民间艺人，不仅受到市井民众的极大欢迎，而且也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正如子弟书《石玉昆》中所说的：“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看来石玉昆对自己首创的这套书还是很有感情的，据当时的说书艺人介绍，“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他是跟了文正公一辈子的”。
石玉昆创作《三侠五义》，正如胡适所概括的：“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由于《三侠五义》深受欢迎，其他民间艺人纷纷效仿，在石玉昆生前，即有与他同时说《三侠五义》者，如王瑞和，甚至有传说说《三侠五义》系王瑞和在旅店得一位南方士子所传授。不过这仅是传说，可信度不高。
说石玉昆是《三侠五义》的首创者，这是没有问题的，学界对此也无争议，但鉴于《三侠五义》成书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说法显得较为笼统和含糊。不如将这一问题分解为对石玉昆与说唱本《龙图公案》及后出《龙图耳录》、《忠烈侠义传》乃至《小五义》、《续小五义》关系的梳理和辨析，因为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误解和附会很多，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探讨和澄清。
石玉昆的演出应该是有说有唱的，现存包公题材，以《包公案》、《龙图公案》为名的说唱本多种，分藏于北京首都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旧本东京大学等地。这些说唱本大体上可分为石派书和说唱鼓词两种类型，石派书自然为石玉昆所传，与其演出内容最为接近，但它们未必就是直接听记石玉昆的说唱而来，至少现在我们还没直接的证据。其他说唱鼓词也是由此演变而来，受到石玉昆的重要影响，但它们皆根据演出需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与石玉昆的距离要远些。
《龙图耳录》部分内容也是由听记说书而来，据孙楷第介绍，在其“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惜乎后文未能听记。”据此他指出《龙图耳录》“乃听《龙图公案》时笔受之本。听而录之，故日《龙图耳录》。通行本《忠烈侠义传》即从此本出”。这一看法也可以从崇彝的记载中得到佐证：“此书（指《三侠五义》—笔者注）本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有祥乐亭、文冶庵二公在内）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即《龙图耳录》是不是听记石玉昆的演出而来。孙楷第认为是石玉昆，理由是“《忠烈侠义传》题‘石玉昆述’，然则此本所录即石玉昆所说之辞矣”，此外，他还指出，“玉昆说唱《龙图公案》，今犹有传抄足本，唱词甚多。此《耳录》全书尽是白文，无唱词，盖记录时略之”。但崇彝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在介绍完《三侠五义》系听记说书而来后，接着说：“其中人物，各有赞语（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一句“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拉开了时间距离，排除了听记石玉昆说书的可能，而且这种说书与石玉昆所创的石派书不同，因为它并没有唱词，只是“其中人物，各有赞语”。后来的整理者删去的只是赞语，不是唱词。从崇彝称“故旧数友”的口气看，他对情况是相当了解的，因此他的话更可信些，孙楷第所说只是推测，并无过硬的证据。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龙图耳录》也并非全是听记说书而来，因为该书卷首说得十分明白：“《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读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从这段话可知，《龙图耳录》是在“原有成稿”的基础上“翻旧出新”而来的，其中包括“三十余回”的“说部”和“六十多本”的“野史”。“说部”显然是指与《龙图公案》内容相关的一部小说，具体情况现在已难以确知。“野史”当是指记录下来的说唱《龙图公案》，因为这种说唱多是以本为单位的。整理者将其揉合到一起，并进行了一番“翻旧出新”的整理加工工作。这位整理者现在已难以确知，估计可能是崇彝所说的祥乐亭、文冶庵等人。
吴晓铃藏有一种名为《忠烈侠义传》的抄本，该抄本于20世纪30年代购得，后被收录进《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出版。在这个抄本中，《龙图耳录》卷首这段文字变成了序言，并署“道光二十八年，石玉昆”。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段序言为石玉昆所著。其实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对这一抄本的内容和性质了解不够。该抄本一百二十回，为两人抄成，序言、目录为一人，正文为一人。原装册数不详。半叶五行，行二十二到二十六字不等。将该抄本与笔者所见到的相关《龙图耳录》版本对比可以知道，该书为《龙图耳录》，而非《忠烈侠义传》。《忠烈侠义传》经过文人修改，与《龙图耳录》在文字、章回划分、回目文字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还将其中的双行夹批删除，由于删除不尽，有些混人正文。该抄本具备《龙图耳录》的一切特征，与谢蓝斋抄本、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文字接近，与《忠烈侠义传》则较远。由于判断十分容易，一目了然，这里不作论证。
该书的序言明显是书商为牟利而伪造，并非石玉昆本人所作，系抄录光绪七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忠烈侠义传》序言而成。理由如下：一、从序言内容看，明显不是石玉昆的口气，序言与正文重复，且署名时间与实际创作、流传情况相冲突。二、序言、目录与正文非一人所抄，而且目录与正文不符合。目录所抄为《忠烈侠义传》目录，正文则是《龙图耳录》目录。基本上可以断定，序言系故意伪造。伪造石玉昆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它是石玉昆原本。胡士莹先生虽未目验该书，但根据其他情况推断该抄本“甚至连编写的年月也提前了”，“疑坊贾作伪牟利者所为”这一论断现在来看是完全正确的。
后来面世的《忠烈侠义传》（又称《三侠五义》）则又是在《龙图耳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润饰而成，由北京聚珍堂书坊首先刊出，随后各家书坊纷纷翻刻，广泛流传。其加工整理者为问竹主人、入迷道人。因为石玉昆是首创者，所以题“石玉昆述”也算不上冒名。这样，经过众人几番修改整伤，其内容已与石玉昆早年的实际演出有了很大的距离。
至于《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尽管其初刊者文光楼主人石铎信誓旦旦地说自己“采访《龙图阁公案》底稿，历数年之久，未曾到手”，后来“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偶在铺中闲谈，言及此书，余即托之搜寻”。终于“友人去不多日，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但从种种迹象来看，文光楼主人石铎之言只不过是一种促售的广告手段，其所得并非石玉昆的原稿，正如胡适所说的：“这话大概不可信”。他从《三侠五义》与《小五义》内容不相连接、相互矛盾、文章非出一人之手、石玉昆此时可能已死等六个方面道出了其不可信之处，应该说这一推断是很具说服力的。其实，文光楼主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对此他辩解说：“前套《忠烈侠义传》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详略不同，人名稍异，知非出于一人之手。向使从前套收伏钟雄后接续《小五义》，挨次刊刻，下文破铜网阵各处节目，必是突如其来。破铜网阵各色人才，亦是陡然而至。不但此套书矛盾自栽，并使下套牙关相错，文无线索，笔无埋伏，未免上下两截，前后不符。必须将八卦连环，原原本本分析明白，用作根基，使众人出载，条条段段解说清楚，以清来历，乃不至气脉隔膜，篇法断绝。”这种辩解正说明了刊印者的心虚，如果真是石玉昆的原稿，是没必要这样辩解的，同时这一辩解也是无力的，因为聚珍堂初印、各家仿刻的《忠烈侠义传》皆署名石玉昆，早已为大家所熟知，风迷道人说自己所得为石玉昆原稿，与《忠烈侠义传》“非出于一人之手”，实际上是否认了《忠烈侠义传》的著作权，显然这一说法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
至于那位光绪四年（1878）二月间在王府说《小五义》的民间艺人，有人认为是石玉昆本人：“既然石玉昆创作有《小五义》的原稿，且有在王府说书的经历，他无疑就是那位‘在王府说《小五义》’的说书人”。既然石玉昆创作《小五义》的前提不能成立，这一结论也就值得怀疑。事实上，这位民间艺人根本不可能是石玉昆，甚至连石玉昆的徒弟都不是。光绪年间石玉昆是否在世都很成问题，且不说在《小五义》的第四十八回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列位，前文说过，此书与他们那《忠烈侠义传》不同，他们那所说北侠与沉中元是师兄弟，似乎北侠这样英雄，岂肯教师弟人于贼队之中。这是一。二则间沈中元在霸王庄出主意，教邓车涂抹脸面，假充北侠，在马强的家中明火。若是师兄弟，此理如何说的下去这乃是当初石玉昆石先生的原本，不敢画蛇添足。”显然石玉昆是不可能说这种话的，而且从其语气来看，此时石玉昆应该已经不在人世。这位民间艺人比石玉昆要晚许多，即使他是石玉昆的徒弟，也不会用这种语气来称呼石玉昆，更不会如此批评《忠烈侠义传》，而且他说书的体裁样式与石派书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小五义》“属于评话体，与子弟书、单弦在体裁上截然不同，所谓‘石玉昆原稿’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在《小五义》第三十三回，也有一段批评《忠烈侠义传》的话：“列公，你们看书的，众位看此书，也是《三侠五义》的后尾，可与他们先前的不同。他们那前套还倒可以，一到五义士坠铜网，净是胡说。铜网阵口称是八卦，连卦交都不能说得明白，故此余下此书，由铜网阵说起。列公，请看书中的情理二字。他那个书上也有君山，这书上也是君山。君山与君山不同，众公千万不可一体看待。”如果这位批评《忠烈侠义传》的民间艺人是石玉昆的话，那《忠烈侠义传》、《龙图耳录》以及石派书《龙图公案》的创作者又会是谁呢？其中的漏洞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这位在王府说《小五义》的民间艺人也是有迹可寻的，据李宗侗在民国年间对说书艺人的走访调查，《小五义》是说书艺人“李凤山于光绪初年在北京羊肉胡同文宅说评书时编的”。他认为这一说法“似颇可信”。
正是因为石玉昆的名气太大，所以后来的民间艺人都拿他来做招牌，招揽生意，这同明清两代私人书坊刊印小说时喜欢打着李蛰、冯梦龙、汤显祖、李渔等人的名号一样，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发展史上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对此不可当真，需加认真辨析。尽管《小五义》和《续小五义》并非石玉昆的原创，出于一位后来的民间艺人之手，但它们也是清代后期通俗文学的代表之作，自有其特色和价值。由此也可看出石玉昆和《三侠五义》在其间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