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

背景

女权主义标识

文化女性主义被认为是“价值重估派”，主张推倒重来式的重估与女性有关的价值，重新开拓女性的价值空间。在文化女性主义看来，女性所需要的不是那种“统治欲望”或“权力欲望”，而是要展现作为女性“最本质的东西”，即女性可以按女性应有的自然本性成长，获取知识和自由生活。

她们通常不谈论“政治问题”，认为两性不平等根源于男权制文化。男女两性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处于性别文化的二元结构中。如果不考虑性别，就不能充分地认识技术，性别是审视技术不可或缺的视角。文化女性主义进入技术哲学研究领域，以文化为中介透过性别审视技术，即聚焦于“性别一文化一技术”的相互建构关系，透视技术的性别隐喻。

核心理论

女权标语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新估价传统女性的技术和观点，重新估价女性对文化的贡献，超越男性的思维框架。它们批判男性中心的宗教，提出各种女神崇拜的宗教。

坎贝尔（K. Campbell）

（E. F. Keller）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估女性的活动和伦理特征。吉利根重估女性的关爱价值，认为男性只看重公平和个人权利，而关爱并不比公平低下。吉利根提出：“女性的关怀伦理、母性思维、和平和关爱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如果我们能够将女性的形象确立为社会保护者的形象，高扬女性和母性——关爱、养育和道德感，社会将会变好。”因此西方出现了母性运动。母亲的经历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女性自身的经历，又是男权制的经历。

文化女性主义认为，由于自然（生理）和养育（社会化）过程，或由于二者的结合，男女两性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女性注重建立和保持深入的亲密的关爱的关系；男性更愿意表达其个人性和对他们所属物及他人命运的控制。文化女性主义拒绝男性气质对政治权力、经济地位和医学专业的追求，希望改变竞争的制度关系，将个人利益导向合作的制度关系，以达到共同目标。女性编织亲密关系的能力是女性在私领域和公领域都拥有的能力。文化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女性建构知识策略是，将分离（线性的、权威基础的）与联系（同情、个人基础的）结合在一起的模式。

文化女性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有重叠。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相信，女性不同于男性。她们具有独立的文化和道德传统，她们拥有母性和合作精神。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由于女性所拥有的母性本能，使得女性价值优于男性价值。母性的最大特质是宽容和奉献。她们体现了利她/他主义的精神，是生命的维护者。女性与男性不同，但不是先天而是后天建构而成的。女性留在家庭中的传统使她们更富于养育性、支持性、合作性。文化女性主义从立场理论出发，为女性争取特殊法律保护，要求法律承认，由于只有女性生育，男性不生育，因此只有女性才有与此相关的特殊需要应由加以法律保护。这种新的法律实践的一个副产品是将女性的价值观推广到整个社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文化女性主义的女权理想激励了众多女性投身到社会改良和反战的事业中去。

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有过一个演化的过程，其女性优越论的形成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可以被概括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她们主张消除和减少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以便消除性别歧视；

在第二阶段，她们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主张排斥和脱离男性；

在第三阶段，她们转而赞美女性的生理特征，主张女性的生理优越和道德优越。

在否定男性本质之后，文化女性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此时她们认为，即使男女两性差别的生理基础真的被铲除了，还是不能保证女性就一定能够获得解放。因此，她们不再主张铲除两性的生理差别，而是去赞美女性的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

文化女性主义不像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那样认为女人同男人一样是由于她们分享了那些男性的能力，而是赞美女性气质中的独特之处，她们认为，这些特征不仅不应当被否定，而且应当大力肯定，并认为男人也应当接受和培养这些女性特征。例如被动性，乐于照料别人的抚育性，富于感情，对她人的依赖等。她们为此列举的原因如下：“被动性可以避免人与人的暴力冲突；抚育性可以使人乐于去照料儿童、穷人和受伤害的人；对男性理性的崇拜会毁掉这个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觉则可以避开对生命毫无感觉的理性；依赖性对于地球的幸存也是绝对必需的，男女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绝对重要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应当得到重新评价。

文化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提出，她们对与男人平等不感兴趣，假如平等意味着同男性压迫者相同的话。因此她们反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些抹煞男女差别的主张诸如女性参军等，而是主张男女都不应该参军，因为军队是男权制夸大男性、压迫女性、毁灭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的机制。

早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角度提出过女高男低的观点。她认为，性别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力量，并将女性特质与人类进步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她指出：“女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狩猎者、思想者、教育者、行政人员和管理者、立法者，她们具有关怀、爱、保护这一类的特征，这些品质来源于母性，是从母亲角色培养出来的；而男人就没有这些品性，所以他们必须从女人那里学习这些品性。男人的基本特征是暴力、对立、斗争、相互践踏。一个以男性的自私、竞争和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必将被一个以女性的集体主义及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所取代。虽然有史家因此把她归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但我认为她的思想更接近后来出现的文化女性主义。”

被批评为本质主义者的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

露西· 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

拉康（Lacan）

伊利格瑞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男女平等这一简单要求。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女性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性差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通过性差异这一途径。她批评某些女性主义者为了寻求男女平等，主张女人的中性化（be neutralized）。她认为，中性化是身分的丧失；而且这种中性化如果有可能普遍实行的话，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人类之所以分为两种性别，就是为了保证其生殖繁衍，希望摆脱性的差别，是在召唤一种“种族灭绝”（genocide），比历史上已有的任何毁灭形式都更激进。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社会正义应当赋予或说还给女性特征以文化价值。

她认为： “我们的文明缺乏两种尊敬，表现为两种不公正：第一种是赋予别人生命的女人被排除在男人的秩序之外；第二种是女孩得不到与男孩相同的地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只作为一个能生育的自然肉体而存在。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男权制的男性生殖器崇拜（phallocratic）秩序呢？”她提出了如下主张： “要恢复对生命和抚育行为的尊重；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树立母女关系形象；母女关系中要建立可以互换的主体地位；母亲要为子女灌输性的不分等级的思想；要强调女性生活空间的重要性——那种在生育和满足男性欲望之外的空间。”

她认为，女性倾向于和平、干净的环境及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产品的生产，这才是人性的选择；她列举的应当受到尊重的女性价值和女性应当争取的权利包括：财产和姓氏的母女传递；姐妹的特权；女性在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尊重各种地方文化的空间与神祉；尊重自然食品如水果和谷类；尊重生命的周期，日月的循环与季节的流变；以爱与和平为基础的更高的道德水准；建立一个囊括所有人类在内的大社区；在缔结盟约和解决冲突时强调女性价值；在与艺术有关的象征体系中强调女性价值等等。

伊利格瑞的观点鲜明惹眼，充满激情和浪漫诗意，富于感召力、煽动力。但是有批评者认为，她过高地估计了性别的重要性，把女性文化完全建立在生理差异的基础上了。

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阳具羡慕”假说受到文化女性主义最激烈的抨击。弗洛伊德曾说过： “从许多女性心理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她们早年曾有一段时间特别羡慕其兄弟们有一个阳具，并为自己缺少这样一个器官而沮丧 (其实并不真的缺少，只是比较小一些)。觉得自己是因为受了某种虐待才导致了这种残缺不全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阳具羡慕’看作‘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在这种羡慕中包含了一种‘希望成为雄性’的含义……。”女性主义的反驳是，女性根本就不会去羡慕男性器官，因为她们不但有自己相对应的器官，而且她们的器官比男性的既好且多。她们还假定，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完全可以把母亲的乳房视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女孩因即将拥有这样的乳房而自豪，男孩因为不会拥有乳房而感到缺憾、羡慕。婴儿同乳房的接触毕竟要多于和阴茎的接触。著名的心理学家霍妮还讨论过男性的“子宫忌妒”。

文化女性主义明确提出了“女性是优越的”（Female as superior）这样的口号。一些激烈的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s）将女性的优越追溯到女性的生理基础，提出的主要论据有荷尔蒙成分和生育的能力。据说男性存在荷尔蒙缺乏现象，而且男性荷尔蒙与生命的联系较弱。

杰梅因·格里尔（Germaine Greer）

文化女性主义者还提出，女人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natural pacifists）；而男人是战争贩子（war-mongers）；女人是看重人与人关系的（relational）；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的（individuated）；女人全身到处都能体会快感；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penis-fixated）；女人从事各类行为时总是能够从整个过程中得到快乐；男人却一门心思盯着最后的结果（goal-oriented）等等。她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女人比富于攻击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适合、也更有能力领导这个社会。文化女性主义者大力颂扬女性气质，主张以感性代替知性；以天生爱好和平的气质代替好斗气质；把母性神化为一种创造性行为。

分支

17世纪末的

艾斯泰尔（Mary Astell）

文化女性主义也被视作一种分离主义的女性主义。分离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女性的特质是人类行为的最佳价值和正面价值；它强调有独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征的基础之上的。分离主义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

吉里根（Gilligan）

亚当斯（Jane

）

庞克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主张完全脱离男权文化，建立女性文化。由于女性重视生命、平等、和谐、养育和和平，而男性忽视这些价值，这就造成了男女两性根本的不同，造成世界上到处都是竞争和强权的局面。因此应当建立单独的女性社区，反对男性的攻击性、个人主义和压迫价值。文化女性主义提倡建造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发展以女性为中心的经济、女同性恋社区经济等。

在女性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文化女性主义法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该流派承认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为重要的差异表现在女性重视“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人”，而男性重视“孤立的个人”。在承认男女两性存在差异的基础上，文化女性主义法学肯定了女性特征的积极意义，肯定了女性特征对于改造现代法律制度的积极作用。文化女性主义法学理论这些独树一帜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它引发了女性主义法学内部关于差异/平等问题的持久争论，至今这种争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表现在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法学关于“理性人”的理论预设，从哲学的高度为法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展开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和理论路径。

文化女性主义法学以“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人”为其理论预设。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强调了女性特征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论证了法律制度给予女性特殊保护的必要性。这些独特的观点的最直接理论依据来自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文化女性主义法学将其具体运用于对各种法律制度的分析之中。该学派值得认真关注和研究，因为该学派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解构了现代法学的理论根基，并提出了解构之后的建构之路。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品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作为“20世纪最具破坏力和蛊惑力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从女性视角出发，通过对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以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研究和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揭示了人类文明中的男权制的本质。它强烈要求打破现存的两性秩序，重新确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以最终达到消解男性中心文化的目的。

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女形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和改造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在文化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气质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传统的女性气质观点中，女性往往被赋予生育、养育的角色，在社会发展和技术领域中少有她们活动的空间。文化女性主义反对单一男性的理性思维规则。在她们看来，男性气质的技术看来好像是自由和客观的，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征服与侵略、自我与功利、霸权与反人性等文化品质；而女性气质的技术则是女性思维方式与文化气质的呈现，其文化表征表现出的是合作、关心、责任、和谐与善。可以认为，在技术的发展上，文化女性主义在强调文化上男女的差异性基础上更为关注的是要拓展包含女性独特气质的新技术体系，在她们看来，女性文化更优于男性文化，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技术问题，正是男性文化主导下的艾斯勒意义上的“剑”的技术大量发明与随意滥用的产物。基于此，人类未来的出路同时也是技术的出路在于，将女性文化与气质延伸到技术领域，拓展包含女性价值在内的新技术体系。

基于文化女性主义技术认识的共同特征是“性别一文化一技术”之间的相互建构，也就是说，文化女性主义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正是因为技术的建构性，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协同作用才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可以认为，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在技术发展中也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把技术建构成男性的气质，或者说按照技术能力来建构男性的气质，是男权社会的现实。“在技术领域，为什么少有女性？女性为什么基本被排除在技术发明、创新领域之外？”在文化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与人类社会中对女性的地位、对女性价值的评估有直接的关联。在文化女性主义看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技术，对技术进行批判要力图使性别和技术的争论超越技术的使用范式，把技术本身的政治性质作为分析的焦点，与此同时，还应充分肯定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观，并认为目前的技术没能很好地满足她们。这也就是说，不仅在技术发明、技术的社会化方而女性的价值没有得以体现，而且作为技术使用者，女性也没有被充分关照。

代表人物

1845年，美国著名作家及早期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其代表作品 《十九世纪妇女》中提出了“女性气质”“姐妹情谊”等女性差异性理论，消解了男权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性别文化，表达了模糊的双性同体的理想。富勒把世界和个人都视为不断成长的有机体，她强调知识的情感性和直觉性。这种超验主义的世界观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者的以机械论为本的世界观截然不同。是福勒首先提出了女性的差异性理论，指出了女性解放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联，这就为其后的女性主义者参与社会改良打下了理论基础。

为文化女性主义思想的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将其付诸于社会实践的是美国定居救助运动（the settlement Movement）的领袖———芝加哥赫尔馆（Hull-House）的创立者

简·亚当斯（Jane Addams）

影响发展

时隔数十载，文化女性主义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在影视、文学作品中都能捕捉到“女性优越论”的影子。国内影视作品有《铿锵玫瑰》、 《女人四十》、 《20，30，40》；国外有《美丽佳人奥兰朵》、《女人帮》、《欲望与都市》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电视剧《疯狂主妇》。拉彻尔·布朗斯泰恩（RachelBrownstein）说：“女性成为英雄’的戏剧故事在不同范围的文本和媒体里得到表现，其中很多在文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过去的传统是对女性性别的虚构。”

另外，由于翻译涉及到语言、审美、文化、思维等各个方面，因此，对翻译的研究也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切入，这样，因为所切入的层次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流派。80年代后，西方妇女运动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主要是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也持相同的观点，并将来自以上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索中，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观滥觞于北美，至今波及全球。

在文化女性主义体系下，女性的价值得到重估，在传统视角下被忽略的女性特质譬如事业心，母性的力量，重直觉和情感以及独立和智慧等都一一得到重视和赞誉。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通过重新评估与女性有关的价值，开创女性独立的精神空间，弘扬女性精神。它主张复兴和培育女性被压抑的经验、价值和品质，在不推翻男权制的基础上超越男权制。事业成功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同样可以撑起事业的一片天。

在文化这一层次上，女性主义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重目的语的重写策略，同时译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与一般传统的翻译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方法是不同的。也正是由于符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潮流，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工作获得新生，她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得到了合法地位。

文化女权主义之所以要肯定女性的自身价值、女性经验和价值观，就是要女性真正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因为经济上的独立并不等于人格上的独立。女性必须在精神上做到自爱、自强、自尊、自立，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文化女性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在强调这样一个存在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觉可以避开毫无感觉的理性；依赖性对于地球的幸存也是绝对必须的，男女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绝对重要的。所有的这些特征都应该得到重新评价。

文化女性主义关于“女性重情感和直觉”的观点：因为直觉化、感性化，女性被无辜地贴上了濡弱，不理智的标签，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甚至只是虚幻不真实的一角。事实上，所有的懦弱、疯狂，掩饰的是她们对男性世界过分理智甚至对人性及对真情冷漠无知的无声控诉。女性无法脱离的并非男性，而是人间至纯至善的真情。她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歇斯底里，在男性的世界里奔波游走，无非是割舍不下人性的真与红尘的美。

女权运动漫画

文化女性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女性不但不能向“有问题”的男性文化看齐与靠拢，而且要以女性文化和价值为导向，张扬历来被贬低的女性文化。技术发展需要联合、创造和维护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通过女性参与到技术发展中去得以实现。这些观点为女性参与技术领域打下了文化理论基础，也进而为女性的“实质性”解放与技术的“真正”进步提供了可能的价值实现途径。只有通过技术与性别的共同形塑，女性在技术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