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简（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

历史意义

竹木简是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

史籍记载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这样形状的字“〓”，即“册”字。可见，竹木简书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简书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纸张问世以前，书写文字的材料除去甲骨、青铜器(以及一些货币上的文字)、石刻、陶瓦器等以外，主要的便是竹木简与帛书。

历史渊源

在甲骨文、金文盛行的商周时代竹木简就应该有了。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根据《尚书》所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并看到甲骨文中“册”字明显是以绳索编串起来的简册的缘故，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故名曰“作册”。只是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当时的简册遗物。目前所发现的简，主要是战国至东汉末年(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公元二世纪)的遗物，自东汉以后，由于纸的逐步推广，简被取代，直至魏晋才基本绝迹，前后盛行达千余年。

考古发现

竹木简的发现较早，自汉武帝末年已有，这是从古文献记载中得知的。据《汉书·艺文志》等书记载，武帝末年，鲁共王破孔宅，得古文竹简一批，这种文字当时人已不识。后经孔安国鉴定，知其中内容有《尚书》、《礼记》等数十种经典。但其中的《尚书》不久又亡佚了。至东晋，有个叫梅陨的把它献了出来，据称还附有孔安国作的传。但经过后人考证，认为此书的古文部分(即按竹简所作的释文)和孔传均系伪造，现已成定论，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伪造竹简事件。到了近代，外国人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籍人斯坦因(aurel stein)、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等先后到我国西北边陲掘取文物，获得大量简牍资料并据以研究、发表。1926年，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蒙、甘、宁、新疆等地考察，于数年内得到大批简牍。这些发掘调查活动目的明确，方法科学，故而从总的情况讲，简牍方面尚未有伪作发现。

战国时代的简已出土的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及随县擂鼓墩等地的竹简。秦简有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10种，包括《秦律十八种》、《语书》、《日书》等，内容很丰富。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秦墓中又发现了共计460支秦代竹简，时代较睡虎地稍早。汉代的简，较著名的有长沙马王堆1号、3号两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另有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内容多为兵书，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武威磨咀子、旱滩坡等东汉墓葬中发现竹木简六百余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破城子旧居延汉简出土遗址一带，又新发现简牍19000多支，系解放后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晋简发现很少，在吐鲁番tam53号墓及南昌东湖区永外街m1号晋墓中有零星几支。

外形特征

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现在的“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

重要地位

竹木简是传世最早的中国墨迹之一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竹木简书（以汉代为多）相继出土，它以自己天然拙朴的神采吸引了众多的书艺爱好者，模仿，临习，鉴赏，研究，一时蔚然成风。当代书法受其深刻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看似偶然，实则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众所周知，隶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分水岭。由于实用主义的影响，到了汉代，字的笔划已由繁密向简疏演变。文字书写笔划的符号化打破了象形字的原始风貌，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转折，此后，作为一门艺术的书法便有了自身的艺术内容，即不再受形象的束缚，而是运用书法的线条和书者主观的情绪来书写。汉简书大都出自民间书家，其中不乏天真率意之作，给现代人一种新的审美冲击。质朴浩瀚和源远流长的民间书法是一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一经被人发现，就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折射出耀眼的光彩。简书墨迹是民间书法典范之一，它较之文人书法自然流畅，质朴无华，在清新之中，显露着生机和个性，从而引起了当代人的渴慕与追求。

汉简书对当代书法的影响

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以外，主要原因还在于现代人的社会意识和书家创作意识与汉简书的精神内涵发生了碰撞，目下当代中国人在社会意识、人格意识与审美意识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过去的岁月里，尤其是文革十年中，一种大一统的僵化的文化模式禁锢了人们的个性和思想。由这种变态的社会文化环境，走向开放的中国人，引起了思想文化的活跃，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产生了精神上的欲求，人们已厌烦那种愚昧、僵化、封闭的精神模式。对时代脉搏最敏感的文化群体，便开始寻找这种欲望的表现方式和相应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意识对象——书法作品（精神源泉的一条支流），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汉简书的舒朗、奔放、快捷急就，率直外露，以拙生巧的艺术内涵与众多的书艺爱好者产生了共鸣。他们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根基，由历史的长河自下而上的去寻找人类早期文化与当代文化意识的对应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思索和创新，这实际上是一种自觉与不自觉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对古代艺术精神的复兴与升华。

汉简书的学术价值

汉简书以其清新、率真、朴茂的神采，被现代人重新作为审美的对象，有着极其浓厚的学术价值。除了作为一种认识对象与当代人的社会心理意识发生契合外，还更进一步的作用于当代人的审美意识。汉代人在书写中的恬淡、真实的心态，从而显现出的随意、自然的天趣之美，满足了从僵化环境中走出来的当代人的精神需求。马斯洛在论述需要层次的理论中，把审美的要求列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作为现代人更具这方面的迫切要求，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归真意识由此出现。确切地说，欲求精神真实、自由。美是真实、自由的象征，这一美学命题，一语道破了审美意识的本质，艺术是美的心灵的象征。我认为，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自然是创作意识与审美意识的主要动因。返璞归真的美学价值在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中还将发挥主导作用。

西汉木板画

在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木简”汉书文字后，又在查科尔帖发现西汉“木板墨画”一枚，长17厘米，阔3厘米。一面画《佩剑武士图》；一面画《拱手官吏图》。墨线钩描，简洁流畅，与居延金关发现的《人马图》风格相同。 1979年江苏邗江的胡场西汉墓出土“木板彩画”二枚，一枚长47厘米，阔28厘米，画《武士对谈图》；一枚长47厘米，阔44匣米，画《墓主人生活图》。人物肖像，形神兼备，色彩明快，笔法洗炼，“彩画”与“墨画”俱有简洁流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