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卫生运动（我国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

发展历史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把组织军民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搞好卫生防病工作，当作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来抓。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开展全地区卫生运动列为施政纲领。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

1949年

1949年，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和我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在保家卫国的浪潮中，推动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把这项伟大的运动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党中央肯定了这个名称并指示各级领导机构，以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此同时，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原则。毛泽东同志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和参与，而且受到国际上的赞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伟大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9-1952年

在1949-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了改变旧中国不卫生状况和传染病严重流行的现实，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卫生运动。在抗美援朝，粉碎美帝细菌战争期间，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即“除四害运动”。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仅半年里，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953-1966年

在1953-1966年，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当时政务院发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要求着重抓好城市厂矿，并把突击活动与经常保洁结合起来。随着工作的开展，不少厂矿建立了清洁队，卫生扫除日等各种制度；保持车间、居室、食堂、厕所的内、外环境清洁整齐，从而使职工患病率逐渐下降，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促进了生产任务的发展。

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一个通知说：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讲卫生结合起来，对防治人畜疾病，保障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除四害》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将麻雀定为“害鸟”，是爱国卫生运动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不过“除四害”活动对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196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除四害”讲卫生列入“纲要”的内容。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下，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同样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许多城乡清除了大量的垃圾、污物。“四害”大大减少，面貌焕然一新。

党中央在1960年发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在1960年先后召开的全国农村和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上，又重点介绍、推广了山西秸山县、广东佛山市两个改造旧农村、旧城市卫生面貌的先进典型经验。使各地爱国卫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1966-1976年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卫生防保，包括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其办事机构被撤并，人员有的被裁减，有的被改行；有些工作被迫处于停顿状态，致使许多城乡的卫生面貌开始恶化，疫情回升。此种现象反映到党中央，当时，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要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亲自组织指导防疫队和支援西北地区的巡回医疗队，控制传染病流行，改善缺医少药和不卫生的状况。这个时期，各地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和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卫生科学知识宣传，努力改善环境卫生面貌。在农村，解决好管水和粪这两个基本问题，改造环境卫生条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并概括为“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两管、五改”已成为组织指导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和行动目标。

1978-1995年

1978-1995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把卫生运动切实领导起来。同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现场经验交流会议，以及其后在内蒙赤峰市、黑龙江哈尔滨市、山西晋城县分别召开的城市和农村卫生现场会议，总结推广他们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门前三包”（卫生、秩序、绿化）、“四自一联”（自修门前路、自通门前水、自搞门前卫生、自搞门前绿化，统一规划联合集资）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对各地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积极行动起来，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990年，国务院批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到1995年10月，共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检查评比活动，共有155个城市被评为“卫生城市”，23个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城市的卫生质量有所提高，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清洁、优美、舒适的环境。

1980年我国政府决定参加由联合国第35届大会发起的《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多年来，在“政府领导，部门支持，民办公助，多方集资”的方针指导下，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农村改水，大力兴建农村自来水。至1995年底全国改水受益人口达79873.92万，占农村人口的97.03%；其中43.51%的农村人口吃上了自来水。对预防疾病，保障健康，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村改厕，难度更大。当时确定改厕工作要抓试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逐步推进，同时要求，改厕要与改水相结合；和解决能源相结合；与血吸虫病相结合；与扶贫奔小康相结合。以上几个相结合，工作开展起来就相当有力。用这些办法，在河南省1994年新增改厕122万个，累计数突破500万个湖北、江苏等地农村改厕进展也很快。

2015年

1月13日电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做好新形势下的爱国卫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国务院时隔25年又一次专题印发指导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文件。

《意见》指出，做好新时期的爱国卫生工作，是坚持以人为本、解决当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改善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群众动手、社会参与、依法治理、科学指导，全面推进改革创新，充分发挥群众运动的优势，着力治理影响群众健康的危害因素，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意见》要求，通过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使城乡环境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影响健康的主要环境危害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人民群众文明卫生素质显著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广泛普及，有利于健康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重点公共卫生问题防控干预取得明显成效，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意见》提出了四个领域的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努力创造促进健康的良好环境。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统筹治理城乡环境卫生问题；切实保障饮用水安全，建立从水源地保护、自来水生产到安全供水的全程监管体系；加快农村改厕步伐，力争到2020年东部地区和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基本完成农村户厕无害化建设改造，中小学校、乡镇卫生院、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和旅游景点、铁路公路沿线要建设无害化卫生公厕；科学预防控制病媒生物，建立健全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定期开展监测调查，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除四害”活动。

二是全面提高群众文明卫生素质。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推进全民健身活动；落实控烟各项措施，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

三是积极推进社会卫生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卫生城镇创建，争取到2020年，国家卫生城市数量提高到全国城市总数的40%，国家卫生乡镇（县城）数量提高到全国乡镇（县城）总数的5%；探索开展健康城市建设，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编制健康城市发展规划，促进城市建设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

四是提高爱国卫生工作水平。积极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在疾病防控中的统筹协调作用；提高爱国卫生工作依法科学治理水平；改革创新动员群众的方式方法；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爱国卫生组织体系。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爱国卫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不断丰富工作内涵，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

2020年

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人民的一项伟大创举，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传家宝。新时代，我们要继续用好这一传家宝，把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到新水平。

成果

加强科学技术指导，采取土洋结合方法，在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开展了大规模除四害、讲卫生活动。在全国，已有37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达到了全国灭鼠先进城市标准；有4个大型企事业单位，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灭蝇、灭蚊、灭蟑螂、灭臭虫的标准。其他城市的四害密度也有了明显下降。

结语

回眸六十多年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贯彻预防为主方针；走爱国卫生运动与群众相结合道路；执行面向基层，深入社区的方法；按照科学原则，实事求是精神办事。预防疾病，保障健康，既要讲究个人卫生，又要讲究公共卫生，提高个体免疫力，同时要提高群体免疫力形成人群免疫屏障，人人讲卫生，“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具有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深远意义。爱国卫生运动正是这种先进医学科学思想的体现。

卫生工作与群众相结合，政府领导，群众参与，走群众路线，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广泛开展卫生教育工作，强化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道德，形成讲卫生，爱清洁的社会风尚。

爱国卫生运动，是关系到社会基层社区方方面面全体人民的大事。讲究卫生，除害灭病，需要社会各行各业，全体百姓，人人关心，在加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卫生观念的指导下，坚持统一领导，统筹协调，自上而下，加强管理，促进并加快爱国卫生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除四害、讲卫生，提高健康水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发展，实质上是学科学、用科学的过程。各种病媒虫兽的孳生与繁殖，各种疾病的发生与传播，都有其各自的规律性。群众发动起来，科学技术一定要紧跟上，并且要走在前头。只有严格按照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取得除害灭病的效果，才能保证爱国卫生运动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伟人参与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9月后称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先后兼任多项领导职务，其中一项就是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

周恩来

早在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讲话时就提出要发挥中医的作用。针对“怎么看待中医”的问题，他指出：“这些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老百姓有了病，不找他们找谁呢？”“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周恩来则具体落实加强中医研究和教学工作。

鼠疫、血吸虫病、霍乱等疫病在历史上曾长期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周恩来始终如一地重视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帮助防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主持防治工作。11月，周恩来接连主持政务院第4次、第5次政务会议听取防疫工作报告，部署防治措施，疫情于11月中旬停止蔓延。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我国南方地区，致使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1千多万人患病。周恩来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1955年底，在杭州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加强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10月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说：“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11月4日，他会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又谈到血吸虫病，“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1957年4月，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努力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周恩来始终认为防疫工作是长期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方面，要预防出现新的疫病，对此，周恩来指出：“人体的治疗没有完，人类总有新的病会发现，随着生活环境不断变化，将来还要发现一些病，治疗方法也要跟着发展，没有个完”。另一方面，旧的疫病一时解决了，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复发，一定要谨慎地处理。1964年，天津曾一度发生副霍乱疫病，1965年2月，周恩来指出：“今年天津一定要消灭副霍乱。要搞好卫生”，“预防工作要早抓。要天津派大批队伍到疫区去，要加强疫源探查，挨家挨户地查，一定要落实，不要漏掉”。

为人民服务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在农民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条件下，关心人民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记农民的身体健康。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曾指出：“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面向工农兵是方向问题，要克服只看到城市和少数干部的倾向”。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时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对此，周恩来在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过占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把重点放到农村，那怎么为劳动人民服务啊？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等于没有兑现嘛。”

怎样落实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呢？周恩来提出“建立农村医疗网”，培养农村三种卫生人员：第一种是在每个生产队培养一名“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能治一般的病，又能治妇科病，还会接生”。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和一部分公社培养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对他们的本事要求高一点，不仅能治一般的头痛、伤风，还能治一些比较难治的病”。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全国有七万多个公社，每个公社培养三至五人”。怎样在农村培养这三种卫生人员呢？周恩来提出：“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

周恩来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预防疾病。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对来访的日本医学代表团说：“中国的卫生工作提倡预防，但方法还有待完善”。60年代中期，他提出“预防工作要早抓”。70年代初，他说：“河南有句俗话：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开口。我看还是以预防为主好。”

对于防疫工作，周恩来突出强调的是预防，要将疫病控制在暴发与蔓延之前。1952年春，就反击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一事，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并建议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鉴于天津1964年曾发生副霍乱疫情，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指示要搞好预防接种工作，他要求北京要组织力量支援天津，“今年天津市要切实做到霍乱病在城市不发生，农村不流行，不传入北京。卫生部要有专人抓天津的防治工作，随时检查执行情况并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

对于地方病、常见病，周恩来也要求加强预防工作。1970年11月，在“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地方血吸虫”病等取得显著成绩后，周恩来提出北方地区也要加强对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他要求“在北方十五省、市、区亦重建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商讨、督促、交流防治北方地方病的规划和经验”。对于常见的流感也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广州军区《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报告上批示：“秋分前后，易生流感，今年旱涝交替，更增多可能。广东现已发现，如不预防，有蔓延可能”，要求全国全军“采取预防的有效措施”，“不要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

关于怎样预防？周恩来主要强调三点：

一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1952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他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20世纪70年代初，他指出：“各地讲卫生、除四害、预防疾病的运动，必须在城市依靠工厂、矿山、商店、学校、机关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群众，在农村公社依靠生产队的群众，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广大群众轮班参加，结合本地实际，在运动中养成重视卫生、持之以恒的好习惯。”

消灭四害

二是要管理好水、粪的卫生。1965年2月，针对天津发生的副霍乱，周恩来指出：“要搞好卫生，特别要搞好水、粪的卫生。搞好粪的卫生，要与生产结合起来，首先要在疫区提倡”。“卫生运动，城市与农村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抓重点，农村要把水、粪、除四害、预防主要疾病等项工作搞好”。

三是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05次政务会议上指出：“人民体质的增强虽然不容易，但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他要求将爱国卫生运动与全民锻炼身体结合起来：“卫生部门要提倡全民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这是预防与减少疾病的重要一环。这项工作由体委主办，卫生部门要主动配合，要提倡大众化的体育锻炼和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他在兼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和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对人民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心中装着人民，把人民的身体健康看成最大的财富。他将忠于人民和忠于党完美地统一起来，将毛泽东的卫生防疫思想具体化，在怎样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怎样预防疾病、怎样搞好中西医结合等问题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出色地履行了职责。他将弘扬中医文化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倡导中西医团结合作、各尽其长，初步开辟了新中国医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开创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法，成为解救人民于疫病的重要法宝。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的传染性、地方性疾病大面积流行，东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细菌战中受到波及，新生政权的巩固面临困难和挑战。为应对这种严峻形势，党领导人民迅速广泛地开展起群众卫生运动，打造摆脱“瘟神”威胁的有效武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性卫生运动组织——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运而生，中央及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防疫委员会，创造性开展捕鼠灭虱运动和清洁卫生活动，有力回击了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也使广大群众受到深刻的清洁卫生教育。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对外御敌，而且对内提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如果动员全体人民参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

毛泽东

毛泽东并非孤立地强调爱国卫生运动，而是辩证地将抓好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同搞好生产发展结合起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毛泽东强调，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发展中国的医药科学，培养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队伍，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应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爱国卫生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期间，毛泽东就提出搞好农业农村发展的同时要抓好卫生防疫工作，“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这一实际，提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农村。1965年，毛泽东亲自起草《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问题》，接见医务工作人员，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指明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医药的道路，那就是挖掘传统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药结合。“中医药是一个宝库，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从文化视角辩证地解读中西医的关系，强调既要尊重我们的中医这个文化遗产，也要善于用西医的科技来发展我们的传统医学。他并不认为中医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它有丰富的内容。”主张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毛泽东主张各类医药队伍要协调共生、携手发展，强调敬畏生命，以人民为中心。面对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高，而许多人还相信巫神这一实际情形，毛泽东提出不仅要依靠新医，也要联合旧医和旧式兽医，训练他们成为人民的医生，关心人民的痛苦。毛泽东先后题词，勉励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号召全社会“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指示医药卫生界要“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导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安全感的关键支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提高整体医药水平是重要保障，体现了维护人民健康利益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