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南宋理学家、名臣）

人物生平

魏了翁画像

庆元五年（1199年），魏了翁中进士第三名，当时忌讳谈“道学”，魏了翁却在策论中提及。登第后，魏了翁获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他在任上尽心公事。

嘉泰二年（1202年），被召为国子监国子正。

嘉泰三年（1203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

开禧元年（1205年），召试学士院。当时权臣韩侂胄谋划北伐，魏了翁上言，以“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弱”、“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为由，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内修”。此论一出，众人大惊。魏了翁遂被改为秘书省正字。御史徐柟弹劾魏了翁“对策狂妄”，但韩侂胄却并未再做处置。

开禧二年（1206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父母年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

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安丙、李好义、杨巨源等诛杀吴曦、平定叛乱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史弥远入相，专理国事。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力辞诏命。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

嘉定四年（1211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

嘉定八年（1215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魏了翁苏州石刻像

嘉定十一年（1218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四年（1221年），朝廷提升魏了翁任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在这十五年期间，他历任转运判官、直秘阁官、秘书监官等职务。治绩大著，有口皆碑。

宋理宗即位后，时事多变。魏了翁积忧成疾，三次上奏要求隐退，都不批准。却又任起居郎官。那时，因雷声非时（雷声按季节，但不是时候而发雷声）认为异常，理宗心神不定。魏了翁入对，阐述理学与政见，指出“心”的作用。并为理宗谋求久安长治计策。不久，又为一个降职后死去的官员无处埋葬之事据理力争，被一个官员指控为首倡异论。朝廷竟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罪，把魏了翁削官三等，贬到靖州居住。不久，魏了翁再入朝，宰相想要拉拢，他不与苟同。在三年时间里，魏了翁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那时，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几个省的许多读书人背着书籍纷前来求教。这一时期，魏了翁勤劳恭谨，全身心地传授理学知识，并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成为当时较好的著作。

宝庆二年（1226年）二月，魏了翁被召回。前后这些都不是理宗的本意。魏了翁要求回归故里，理宗不肯，便改任资政殿学士。

绍定四年（1231年），魏了翁复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魏了翁

绍定六年（1233年），时值史弥远逝世，理宗亲政，魏了翁被提升为华文阁待制，赏赐了金带，仍留居原任。入朝以来，魏了翁见一些高官显贵大权独揽，废法纪，无纲常，致政权腐败，不可救药。他疾恶如仇，在应诏赴任途中，给理宗上疏曰：“时政有十弊，建议理宗恢复历来好的传统，以表新兴之大为。”他的整顿朝政十项建议，其中第二、三项关于恢复二府之法规与恢复都堂之纪律，以便聚议及严明朝纲和第六项恢复台谏制度，以便公开进退人才等建议，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以史为鉴。十项建议论述万余言，引事实，切时弊，辩是非，讲利害，理宗读毕，深受启发和震动，手拿奏章举读成诵。从此，旧典章都得到了恢复。

端平元年（1234年）十月，魏了翁任礼部尚书兼直学院^[1]。他忠于职守，纵论政事，体察民情，访问人才，召从臣集议，许多事情做得认真、扎实，不负众望。回朝六个月前后共上奏二十多章，全是当务之急。皇上欲引了翁参与共商国家政事，而嫉妒他的人合伙竭力排斥，使他不能安心在职。

端平二年（1235年）十一月，魏了翁因熟知兵书、兵法，又量力国家，被任为端明殿学士，参预机要工作、撰写文书等。又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督视江淮京湖军马。正值蒙古军犯境，且战事失利，朝廷惊慌，理宗忧虑。一次例行朝拜结束后，理宗面赠魏了翁一首亲笔的唐人严武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和“鹤山书院”四个大字，并赠金带鞍马，又命宰相、重臣关外设宴饯行。魏了翁掌管边关兵马战事后，即以吴潜为参谋官，赵善潮、马光祖为参议官，重申军规，严明军纪，并身先士卒，加强练兵，一时军力大增。由于全军上下团结一心，奋勇杀敌，很快击败了元军。了翁胜不骄，同时提醒将帅们加强警戒并调遣增援部队，安抚为国捐躯的士卒，罢免贪生怕死的将领，及时向理宗奏明边防十件事。过了二十多天，魏了翁被提升为国防部部长。在赴边关奏事时，因得病提出辞呈。那些存心排挤魏了翁的人早在那里窥视，并蠢蠢欲动。他们趁机推波助澜，又大造舆论。

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被改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他屡次向理宗请求告老还乡，但没有被批准。魏了翁病重时，再次请求退职。当时魏了翁的门生来探望他，魏了翁穿戴整齐后与其谈话。并且说：“我一辈子对自己淡然无所求，没有任何非份之想。”当谈到蜀地的动乱时，魏了翁久久苦皱眉额，便口授遗奏。一会儿后，魏了翁便拱手而辞，终年六十岁。十天后，理宗颁诏拜魏了翁为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的诏书才到达。

当理宗接到魏了翁送来的遗奏，知道他已经去世时，十分悲痛。他不理政事，罢朝以示哀悼。惋惜有用的人才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追封他为太师，谥号“文靖”，累赠秦国公，诏赐第宅于苏州南宫坊（现书院巷）。

元至顺元年（1330年）虞集奉敕题“鹤山书院”额于其第宅。

清雍正二年（1724年），魏了翁得以配享孔庙。^[2]

主要成就

魏了翁推崇朱熹理学，又和陆九渊接近。南宋后期，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独穷经学古，与真德秀齐名。

认为“河图与洛书，发挥道数无遗余”（《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池以书索题咏》）。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绝非邵雍私意，说：“先天一图停停当当，愈玩愈有味，此决是古来曾有此说，特不知何为汉、唐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有。《参同》中虽略有此意，而方圆图之妙，则未知古人曾见之否？”（《答真侍郎》）“窃意先天一图自古有之。”（《题冯仰之因重论后》）

魏了翁

魏了翁又考察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河图、洛书之数古无明文，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禹畴本之书。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十为书；九为书，十为图之说。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第言圆方，不言九十。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在魏了翁看来，此说也并不可靠。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二图表象来看，“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而近世大儒朱震、张行成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震以《列子》作证据，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二者实难定取舍。

魏了翁诗文造诣很深，时值“南来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独穷经学古”，他推崇朱熹理学，提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已为天地之太极”，强调心的作用，形成一个学派。

有《鹤山全集》一百零九卷，内有长短句三卷，其中十分之九为寿词，为宋人词集所罕有。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以为“皆寿词之得体者。”张炎《词源》卷下云：“难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1]

魏了翁的书法擅长各体，清爽中有奇崛的意味。《书史会要》评道：“善篆，不规规然绳尺中，而有自然之势。尝以篆法寓诸隶，最为近古。”他传世的墨迹极少，只有《文向帖》、《提刑提举帖》等数件作品。

魏了翁的私人藏书极富，他自称“余无他嗜，惟书癖殆不可医，临安人陈思多为余收揽”。先后收藏有10万卷，与叶梦得并称为南宋著名藏书家。后来为了创办鹤山书院，将其藏书大半捐献给书院，供生员阅读。宋理宗特御书“鹤山书院”四字为赠。鹤山书院“尊经阁”藏书数量曾经超过南宋国家图书馆，且大部分是其旧藏和抄录所藏之副本，再访得旧书，达10余万卷，其藏书规模是宋代各大书院之首。他曾说：“尝观苏文忠记李氏山房，谓秦、汉以来，书益多学者益以苟简”。又云：书日传万纸而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夫非书之罪也，书日多而说日明，俊慧者剿说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体笃践也；多柴者广采兼畜可以辑文，不必穷搜博考也。今先生（指朱熹）之书满天下，而其道无传焉”。

他对尤袤藏书佩服之极，写有《遂初堂书目·跋》，自称“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闻储书之盛，又恨不能如刘道原所以假馆春明者。”此跋文叙述了南宋部分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故实，如王溥、李昉、井度、毕士安、杨徽之、晁迥、刘羲仲、宋绶、江正等。

其他作品

魏了翁

家庭成员

人物评价

李东阳：其称西山（真德秀）之贤，有东南人物凋落之叹，则其慨然自附于濂洛诸贤之意端可想见，可谓一代伟人也。……自鹤山（魏了翁）去国后，国势日蹙，一再传而宋亡。   （《跋鹤山魏先生书真迹》）

何乔新：自金有蒙古之难，中原豪杰并起，而争请命于宋。李全、张林以山东来归，严实、彭义斌以河北来归，计其将卒不啻百余万。使宋得壮猷宿望如崔与之、魏了翁者，建阃淮甸，抚之以恩威，驭之以纪律，画疆理以处之，择将帅以统之，岂惟可以保淮而固江耶？复汴洛之旧都，吊祖宗之遗民，盖可坐致矣。   （《朝延以淮乱相仍以改楚州为淮安军视之若羁縻州然》）

薛应旗：宋哲宗之世，非无范纯仁、韩忠彦也；南渡之时，非无李纲、赵鼎也；其后非无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3]（《纪述·下篇》）

黄宗羲：①鹤山之卓荦，非西山之依门傍户所能及。^[4]（《宋元学案》）②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倚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5]（《宋元学案》）

黄百家：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司马光）、范忠文（范仲淹）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5]（《宋元学案》）

全祖望：嘉定而后，私淑朱、张（张拭）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世之称之者，以并之西山，有如温公（司马光）、蜀公（范镇），不敢轩轾。（《宋元学案》）

纪昀等：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容与其间，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所著作诗文极富，……史称了翁年十五时，为《韩愈论》，抑扬顿挫，已有作者之风。其天姿本自绝异，故自中年以后，覃思经术，造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叶，可谓翛然于流俗外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蔡东藩：况贾、阎二妃，相继专宠，不闻有远色之言。真、魏二贤，同时就征，复至有遭忌之举。危不持，颠不扶，焉用彼相为哉？   （《宋史演义》）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清之在位，颇引用正人，故端平间，贤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并见进用，时称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宋代政治史》）

史料记载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传第一百九十六》^[6]

《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4]

后世纪念

魏了翁墓

魏了翁墓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高景山金盆坞，1960年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因所在地划入苏州市区，改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魏了翁墓原规模宏大，有神道、神道碑、石碑坊。后屡经毁修。清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布政使倪良用曾为魏墓补立七尺墓碑，上刻“先儒宋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公了翁墓”。后毁。辛亥革命后，吴中保墓会吴荫培先生重立“宋魏文靖公了翁墓”石碣。“文革”期间，墓碣荡然无存，连墓的确切位置也无从寻找。

魏了翁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城东北4公里处的高桥乡潘沟村潘家山山坡之上。墓为土冢，长11米、宽3米、高2.5米。墓前原有清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重竖的墓碑，现已毁，仅存残破片段。

附近公路旁原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蒲江知县王有仙、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蒲江知县何咸亭所立的“宋魏文靖公先茔神道碑”两通（清碑今运蒲江县文管所保存）。

墓前原为清代光绪年间兴建的魏公祠。魏公祠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曾培修；现仅存第一台平房5间，已成为民居；幸存的匾额、楹联收存于蒲江县文管所。

1982年10月9日，蒲江县人民政府公布魏了翁墓及魏公祠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活动

2018年11月8日，“天府文化与魏了翁——纪念魏了翁诞辰84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有关部门60余人代表齐聚蒲江，共同探究魏了翁的生平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