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闻报（清末维新派主管的报纸）

历史沿革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外人在中国创办了约180种中外文报刊，这一时期的外报在宣称办报目的时，大多谈其为公众通信息、广见闻的宗旨。外报的出现刺激了国人的办报思想和我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对维新派来讲，对于西方文明的接纳不能不注意到报纸的巨大作用。在他们看来，报纸的功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二、开通民智的功能；三、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维新派把办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而正是有了以上的认识，维新派充分利用报刊这一工具推动了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严复作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对于中国的前途和发展方向有着同样的理解，因而，对于报纸的作用也并不陌生。1895年2月到5月之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道德以及风俗一一进行对比，并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这是严复最早与报纸发生的联系，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他就试图通过报纸来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一努力与维新派对报纸的期待是相同的。

严复的贡献

严复

办报取向

严复的观点

严复认为，强国要政有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并不像梁启超那样是一个具有强烈实践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也更偏向于学术理论的建构，而较少政治制度的设计，所以，在他的强国理想中，也多偏向于对市民社会的关注。这种取向最终落实为对民力、民智与民德的关注，而这种意识也在《国闻报》的取向中得到了体现。

严复始终是《国闻报》、《国闻汇编》的中心人物，报(刊)上的主要政论文章均由其撰写。在《〈国闻报〉缘起》一文中，严复称该报“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在阐述该报的宗旨和目的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

从一开始，严复就是在努力办一份具有人文色彩且有利于传播西方先进知识和文化的报纸，这个目标也正是他为何没有继续为《直报》撰稿而要独立创办一份报纸的原因。在发表前述五篇政论之前，严复是从1895年开始在《直报》上介绍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的。不过，《直报》是一份商业报纸，尽管内容多以新闻为主，但其以赢利为目标的方针决定了报纸本身的内容安排与导向。而这样一份报纸不符合严复所设想的报纸的理想状态，他的目标在于传播西学知识与关注社会变革，一份以此为目标的报纸有助于他这种理想的实现。

严复还在国闻报上介绍了《天演论》。他特别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严复认为，国家只有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这样才符合进化的规律，否则将会走向灭亡。

国闻报馆章程的第二条明确提出，“日报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路透电报，次登本馆主笔人论说，次登天津本地新闻，次登京城新闻，次登保定、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营口、牛庄、旅顺、奉天、吉林、黑龙江、青海、前藏、后藏各处新闻，次登外洋新闻。至东南各省新闻，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研究这一章程，明显可以看出，与《直报》相比，《国闻报》去除了行业新闻和广告的篇幅，而专注于社会新闻的传播。两相比较，其中的转变透露出严复对报纸的理解显然具有更多的社会变革色彩。

知识文化

这种办报理想再次印证了严复与维新派同路人的色彩，他对报纸“求通”、“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思想与梁启超办《实务报》时提出的“去塞求通”的思想惊人的不谋而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当时“戊戌变法”中，《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对维新运动兴起和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严复“尤以通外情为要务”办报原则从侧面反映出，严复是要通过报纸介绍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准备思想条件。

栏目介绍

版面介绍

从实际版面和内容来看，《国闻报》每日出两张，毛边纸印刷，两张都是八开版，单面印刷，对折成四版，两张共八版，四号铅字排印，每日约容8000——10000字，其版面内容排序首先是每天的“上谕”，其次是路透社电报，再次是报馆主笔(严复)的文章。再次是本地新闻，再次是京城新闻，再其次才是全国各地新闻。最后如果还有版面，就刊登一些外国新闻，“至于东南各省新闻，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

具体编辑

在具体编辑方针上，严复认为“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因此，严复打算聘请“通晓各国文学之士”收集、翻译各国报纸。尽管《国闻报》在创刊初期，经济比较困难，但严复广泛的翻译外报、重视外面世界发展变化报道的意识，在当时中国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并且在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纽约等世界大城市派驻记者，因此，《国闻报》是我国最早在国外驻记者的报社。

除了刊载每天的“上谕”、路透社电报、新闻以外，《国闻报》还大量刊载严复所撰写的呼吁维新的政论文，但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天演论》在《国闻报》的刊载。

在《国闻报》创刊1月后即1897年11月份，《国闻汇编》也于1897年11月24日出版第一册。1897年12月，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汇编》中陆续发表。《天演论》在正式出版前，先在《国闻报》上连载。文章一经刊出，在知识界引起轰动，这部著作破天荒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和资产阶段社会学理论。《天演论》脍炙人口，风靡一时，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震撼。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赞。《天演论》成为改良政治的理论根据，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以此作为进行救亡、维新与革命的思想武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则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这也是《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

尽管严复个人的兴趣一直在于通过对西方文化的介绍来改变市民社会，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闻报》在国事艰难之时，也体现出了更强烈的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并以其报纸的传播能力直接介入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国闻报》不仅首先报道光绪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刊登了全部上谕内容和康、梁之各项条陈，而且还难能可贵地发表了旗帜鲜明的“按语”和“评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国闻报》仍然在《视死如归》挑战性标题下，倾注了炽烈的爱国、爱才情愫，大字报道“六君子”为国捐躯的消息。

不得诽谤

1900年6月4日，天津义和团张贴《警告国闻报》揭贴，警告该报下笔留神，不得再行诽谤义和团。

帖文如下:

"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众家兄弟休害怕，北京今有十万兵。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国闻报》原系维新派所办，维新派人士严复是该报负责人和主要撰稿者之一。戊戌政变后，《国闻报》即正式卖与日本人。

日报衰落

销售

《国闻报》在创立之初，每天销售1500张。王修植、夏曾佑给汪康年写信说“《国闻报》将来不患不广，而独虑馆中母财不足，开销太大，深恐难以持久”“国闻馆中所求于左右者，不再资本帮助，而在设法推广销路，”“《国闻》访事亦无好手，均系敷衍角色。京中时有重大新闻，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自交好，亦无一定也”。从信中不难看出，《国闻报》在创办初期的困难包括：1、资本不足；2、销路不广；3、缺乏可用之才。这给后来的转让埋下了伏笔。

衰落

《国闻报》从创刊后就面临顽固势力及保守势力的威胁，不得不于1898年3月27日对外称盘给日本人西村博，实际上编辑人员基本没有变动，1898年5月3日，直隶总督王文韶奉谕饬查《国闻报》，而且警告严复及《国闻报》。而刊登谭嗣同等戊戌政变六君子被害消息、对维新派表示支持等文章，成为《国闻报》于1899年正月真正卖给日本人的导火索。维新派办《国闻报》前后有一年多时间，售于日本人后，一直办到1901年改名为《天津日日新闻》，以汉奸方若为主编，彻底变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

创办《国闻报》是严复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直接介入社会变革的活动之一，他本质上是一个思想家，而并非革命者，所办《国闻报》意图也在传播学理思想，这一目标通过连载《天演论》部分得到了实现，但最终却无力继续下去。此后，严复的生活完全转入了对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与翻译。创办《国闻报》，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使之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维新报纸，这是严复一生中最为人瞩目的时期，正是在这时候，“他全部被压抑着的思想终于公开表达出来了”，“并且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出色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