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壮猷（历史学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人物经历

(1902～1970）

历史学家方壮猷手稿

1912年入方氏族立明伦小学读书，四年后考入湘潭县振铎高小学，高小毕业后，任私塾教师。^[2]

1919年明伦小学校长方鹤卿调任长沙岳云中学国文教员，方壮猷随之去岳云中学附设工厂当学徒，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靠族祠补助，同学支持他为报社抄写、校对挣点钱，以解决在校学习的生活费用。^[2]

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两年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参加北京爱国学生运动。

192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回国 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学任讲师。

生平

回国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学任教。后又赴法国从汉学家伯希和研究东方民族史。1936年归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直到武汉解放。其间，曾兼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50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次年兼中南图书馆馆长。1955年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长。1958年任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65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长期研究民族史和宋辽金元史，其著作侧重于考释。1965年到江陵参加考古发掘厘定勾践剑问题。一生酷爱典籍，自己收藏甚丰，后来将其所藏图书捐献给国家。多次购求古籍善本和珍秘图书，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期间，多次从藏书家手中购得私人藏书，湖北籍著名藏书家张国淦藏书10数万卷，1952年，他专门向中南文化部报告，请购张氏“无倦斋”藏书，并从上海运抵武汉，大部分藏书归于湖北省图书馆。其中地方志计有1 698部，18 696册，明清刻本较多。亦有10数种宋元明刻本和抄本，鄂人著述近3 000册。1970年逝世，其子女将家藏书、帖、字画等文物捐献给湖北省博物馆。

主要学术成就

编成《楚墓通讯集》一册。还写有《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三种古西域语之发现及考释》、《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所谓东伊兰语即属阗国语考》、《鞑靼起源考》、《东胡民族考》等论文及《中国史学概要》等著作。

主要作品版本介绍：

《中国史学概论》，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东胡民族考》，【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社会史》，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宋史类编》，油印本。

《大小凉山罗族系谱》，1944年蒙藏委员会边政公论社出版。

《室韦考》，民国北平辅仁大学铅印本。

《中国史学书目》，油印本。

《东方民族史论丛》、《契丹民族考》、《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

成长之路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年轻时的方壮猷兴趣广泛，尤爱文学，“浸淫于西洋文学，凡诗歌小说剧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而已，非示人者，随即脱手焚之。后治毛诗，攻中国文学”；入大学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心理、哲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於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纪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华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国志》若干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诸箧而已矣。”

方壮猷在清华研究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著名大学讲课，并连续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有关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锋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他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方壮猷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了，一部“宋史资料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治学的一种方法，受益匪浅。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

望山沙冢楚墓的发掘，是湖北境内采用科学方法对楚墓进行的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中最惊人的收获是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铜剑。此剑的出土，震动了海内外史学界与考古学界。

1965年12月，在距楚国别都纪南城故址七公里处的望山一号墓里，考古工作者在墓主棺内人骨架的左则，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

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剑全长为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

在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剑的剑身一面近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文”，是篆书的变体，释读颇难。考古工作者在现场没有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六个字为“越王”、“自作（乍）用剑（左金右佥）”。

春秋时越国自允常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至无疆于公元前334年被楚所灭止，先后有9位越王，此剑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只有弄清剑上的越王之名方可做出定论。于是，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以书信往来为主要方式的、轰动一时的学术讨论。

讨论是由主持此次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方壮猷教授发起的，参加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陈梦家、胡厚宜、苏秉琦、史树青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书信交流、切磋研讨，学者们的意向趋于一致，公认剑上的八字铭文为方壮猷教授所提议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