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伊(1850年—1909年),字莘伯,江苏常熟人。清代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

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杨崇伊可以说在戊戌政变中是立了头功的,慈禧太后也曾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而杨也曾以首功自居,风光无限。也许他的人品实在连慈禧也看不上吧。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澄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

中文名

杨崇伊

出生日期

1850

去世日期

1909

民族

汉人

出生地

常熟

所处时代

清末

主要成就

上书请慈禧训政

字号

莘伯

个人简介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跑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500字左右的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引发了慈禧发动政变,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生平事迹

杨崇伊 行书七言

其在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是瑾妃和珍妃的老师。杨崇伊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戊戌变法时,李鸿章被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待在北京贤良寺冷眼观世,对变法派很不以为然。这当然也影响了杨崇伊。

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显然怀疑它是太后党的一个阴谋。据史载: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

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朝臣和宦官们并不愿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让奕劻带着奏折直接赴颐和园上奏。

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在《新太平世家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并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听到西太后训政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是有作证资格的。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人物评价

(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这与袁世凯对比,两人各自有名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