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玉（古代宗教祭祀及国家大典上的玉器）

礼玉六器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内涵丰富而又深厚的礼玉文化始终贯穿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众所周知，青铜礼器虽然可归类于“礼”字一说，且历史也相当悠久，但综观礼玉文化，却似乎较之青铜礼器更源远流长，更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灵魂。而作为礼玉文化的代表，则当数“六器”莫属。

“六器”起源于周代所谓“六器”，即“圭、璧、琮、璜、璋、琥”6类。此“六器”是中国古代礼制玉器的核心，同时也是古玉收藏爱好者梦寐以求的藏品，在上海收藏界也不乏珍藏者。

中国的“六器”起源于周代。据史料记载，周代是我国古代礼制最兴盛时期，上自天子、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都有严格的礼制约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礼玉，其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礼玉便是“六器”。《周礼》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礼玉“六器”众说纷纭对于礼玉“六器”的起源是一项颇有探讨性的问题，在学术界也颇有争议。比如，圭、璋是由兵器或生产工具发展而来的，而这些兵器或生产工具在器形上又多源于石器。比如，璧、琮源于远古时期的“天圆地方”之说，关于这一点，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玉璧，但也有人认为玉璧可能起源于古代纺轮或圆环形石斧。再比如，玉琮在历史上最繁盛时期是在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制玉业的兴旺，玉琮也随之渐渐稀少，到西周时已是很少见，以致汉代的文献资料中没有使用玉琮的记载。

而玉璜的起源，有人认为是仿雨过天晴的彩虹，学者那志良著的《中国古玉图释》中就引用了古籍中的“虹饮”之说。但更多的人认为“半璧为璜”。其实，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大多数玉璜，有的只有玉璧的三分之一，有的只是四分之一。至于玉琥，这种礼玉应该说是所有“六器”中最为奇特的一款，其他的诸如圭、璧、琮、璜、璋的形状都为几何图形，是抽象的，唯独玉琥为具象，是写实的。

对于玉琥，通常人们有两种认知标准，即凡刻有虎纹或雕琢成伏虎形的玉器，一般均可视作玉琥。不过，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末年，该书中有关玉制礼器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想象成分，比如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现的“璜”类玉器，多为古人妆扮自己的佩饰玉等，不一而足，众说纷纭。

“君子比德于玉”尽管如此，礼玉“六器”对后世的用玉制度的影响还是很大，仍是中华民族被世界公认为“礼仪之邦”的核心。当我们的先民从原始图腾走向了现实，走

向了生活，同时也走向了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时，他们用理想的翅膀将玉也彻底地人格化。

《礼记·聘义》中记载着孔子这样一句话：“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这便是“君子比德于玉”的来历。2000多年前的孔子把玉作了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11个方面的高度概括，这种超越物质世界的认识，直接导致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精神文化内涵，同时揭示了礼玉“六器”的核心文化内涵之深刻、广博。

鼓钉回纹玉璧

玉琮为一种外方内圆的柱状管形玉器。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是出于天圆地方的上古宇宙观，做成方琮来祭祀地神，是礼地之器。此外，亦被用于祥瑞、敛葬等。玉琮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以良渚文化最为发达，其中有的还刻有兽棉纹饰，是玉琮的辉煌时期。汉朝以后，玉琮均为内圆外方的短柱形，不加纹饰，用途已变为装饰和丧葬用具。宋至明清，仿古玉琮大量出现，成为一种装饰或陈设玉器。

玉圭是一种上端为三角形或直平，身为长方形的玉器。古代玉圭用以祭方位神，还用以区别等级和作符节等职能。战国时玉圭和玉璋最为盛行，其后由宋直至明清，历代均有制作。

礼玉

玉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汉制称“半壁玉璜”，但常见出土的玉璜仅有三分之一璧大小，弯弧两端有小孔，往往出于墓主领下，可能用于佩带，故有“佩璜”之称。

礼玉

历史发展

夏商周三代玉器的艺术特征在继承原始社会玉器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和发展。在玉器制作中采用夸大局部，不求形似，突出神韵的象征主要表现手法，使玉器更富于观赏性和装饰性。时代风格表现为崇尚自然，追求真实，富有流畅婉转的韵律感，在商、周玉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此时，史前原始社会玉器分为南北两系的现象已经消失。三代（夏商周）玉器已地不分南此，艺术特征经过长期磨合，渐趋统一，代之以商、周象征主义艺术特征的创作方法，集各代、各地玉器艺术之大成，逐步完善，且一统天下。中华玉文化有它的继承性和统一性，夏商周三朝玉文化的重要特色，是逐步形成了统一格调的礼玉文化。

所谓礼玉，是据古文献《周礼》记载，用于祭把的六种玉器，或称六瑞玉，是：

壁

琮

圭

璋

磺

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