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鳄鱼文（唐代韩愈所作散文）

作品赏析

《祭鳄鱼文》，《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原名《鳄鱼文》，但在《古文观止》中，则用此篇名。这是由于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祭文，或是一篇对鳄鱼的檄文。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鳄鱼文》写成《祭鳄鱼文》或《驱鳄鱼文》。（陈新璋《也谈韩愈驱鳄及其“鳄鱼文”》）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

第二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三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四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5]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几乎被杀，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据《新唐书·韩愈传》，韩愈刚到潮州，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在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下了这篇《鳄鱼文》，劝戒鳄鱼搬迁。^[6][1]

作品评价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词严义正，看之便足动兔神。”

明代郭正域《韩文杜律·韩文》：“韩公前身当从神道中来，其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

清代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全集录》：“《周书·大语》之遗。羊豕以食之，礼也；导之归海，仁也；不听则强弓毒矢随其后，义也。享其礼，感其仁，畏其义，安得不服！”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它，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栗。”

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公至末年，道气益壮厉，文益雄搜，读此可见。公守潮州，潮人思仰之甚，故凡山水皆以公姓为号。此以见振古人物，小用之则小效，诚心实政，自足感人。山水易名，流风百世，伟哉！”

清代过珙《古文评注》：“全在提‘天子’二字压倒在前，然后转入刺史，正面处处明是奉天讨罪，何等义正词严。中幅劝勉一番，令其从容悔过。鳄虽冥顽，不得不倪首远退矣。然非平日实有一片忠爱心肠，可以通诸天地鬼神，虽有此篇妙文，未必感格乃尔。”

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此传檄之体，架格略如《周语》晋文请隧篇，而纵处辞约，擒处辞峻。革异类者，令贵肃之。”

清代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昌黎文研究法》：“向与及门高生论《鳄鱼文》，最有工夫在能用两‘况’字。‘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是为终鱼出脱，归罪后王之弃地，故不管鳄鱼之涵淹卵育。‘况禹遗迹所掩扬州之近地’，以牛女分野，潮阳亦属扬州。且天子有命，刺史有责，其势万不足以容终鱼。两‘况’字一纵一收，却用得十分有力。篇中凡五提‘天子之命’，颇极郑重。然在当时读之，自见其忠；自后人观之，不免有呆气。试问鳄鱼一无知嗜杀之介虫，岂知文章？又岂知有天子之命？且鳄非海中之物，半陆半水，在斐州恒居苇阳之间，断无能驱入海之理。后此陈文惠通利潮州，鸣鼓戮鲜于市，且为文告之，欧公至引之于神道碑中，尤堪捧腹。吾乡某先达，恶白鹭晚噪其庭树，且日遗矢污人，因陈橄树间，驱之令去，而晚噪遗失如故。天下以文章喻庶物，难哉！”^[2]

作者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文公”。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因论事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生著述颇丰，文学造诣极高，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写作极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进学解》、《顺宗实录》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