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是早期革命中，毛泽东同志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在20世纪初年，领导的一场革命运动，是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是在当时的政权框架内进行的合法斗争，在运动之初具有很鲜明的农村改良性质。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解放农民；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方面，既经历了巨大的成功，也走过了曲折的弯路。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农民才永远地站起来，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并迈开了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大步。为我们今天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中文名

农民运动

别名

20年代一场革命运动

时间

20世纪初年

主要人物

毛泽东

摘要

20世纪初年的农民运动为后来的中国农村贡献了两个模式，和一种政权结构，一个是运动模式，一个是战争（军事）模式，再加上一个由最贫苦的农民主宰并接受知识分子指导的乡村政权，它们在以后的岁月里起了巨大的作用。农民问题是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

毛泽东为我们今天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1]

土地革命

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又熟悉农民的进步知识分子，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农民问题予以关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1]

毛泽东真正投入精力去从事农民运动，是1925年回乡养病组织韶山农民运动。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推动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1]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这篇文章他首先就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他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

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回击了当时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指出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到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他还明确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同时还“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1]

1936年，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

1947年，毛泽东总结革命实践经验，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

社会主义

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为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政治前提。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1]

毛泽东是通过实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集体化，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共同致富；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村工业化，推进农村现代化，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创造牢固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1]

毛泽东认为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早在1943年他就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

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唯一途径。“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1]

“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1]毛泽东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反对各种资本主义道路倾向。[1]

历史意义

虽然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实现中国农民共同富裕，但他建立了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为今天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农村公社制度，也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虽然这个制度存在着压抑农民积极性的不足，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弊端，但人民公社体制运行了二十多年，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进行，极大地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的吃饭问题，培育了中国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巨大尝试；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使我国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避免了两极分化，城市也没有出现贫民窟。[1]

毛泽东建国后探索农民共同富裕出路的实践启示后人，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实现农民的利益，维护农民的权利；中国农村必须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共同致富道路。[1]

农民问题仍然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头等难题。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对我们今天解决农民问题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和历史启示。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失误，就漠视甚至否定毛泽东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艰辛探索。从历史长河来看，毛泽东探索中国农民问题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正确对待的宝贵的历史财富。毛泽东为我们今天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