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太平天国将领）

大事件

人物生平

石达开图

年方十四岁的石达开巳凛然成人，早就挑起维持家计的重担。他奔走江湖，广交四方豪杰，与当时在浔梧一带活动的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大头羊张钊有交往，也与平天山矿区工人和广大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后来参加拜上帝会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后来太平军被困永安州时，能密檄龙山矿工驰援解围。

石达开反清起义

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织就罗网，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场战役，有人认为是石达开“最辉煌”的一次。

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跳出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1853年秋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

由于之前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

1854年初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看出两军最大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

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贤若渴，江西人民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对手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1856年3月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至此，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可惜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虽然大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却令曾国藩免遭灭顶之灾。

同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被杀，上万东王部属惨遭株连，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急忙赶回阻止，并痛斥韦昌辉乱杀无辜，但为时已晚。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逃出天京，京中家人与部属全部遇难。

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石镇吉、李秀成、杨辅清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将自己的两个哥哥封王，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民族英雄石达开雕像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为免四面受敌，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冬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1859年春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自桂南北上。

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

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此时太平军据骆秉章奏稿有三四万人。对岸尚无清军，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在大渡河东线防御的清兵来到对岸，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地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太平军营谈判，决心舍命以全三军。其中，石部三千人被王松林收编，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驻扎大树堡。后来，两千人中有七百人过河，被遣散或被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夜袭大树堡剩余一千多人，除三百老幼存活外，全部被杀。

1863年6月27日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

主要成就

石达开在治理安徽、江西的地方政权和在总理天国的中央政权时，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才能  。

咸丰三年（1853年）秋，石达开他在“安庆一带安民”，在安徽省建立了许多地方基层政权，在地方政权中推行了乡官制度， “以其土人为乡官”，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恶霸势力，使安徽省的政局得到了巩固和稳定。在经济上，石达开推行了经天王批准的“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增加了太平军的粮税收入，有利于战争的进行。同时，还帮助贫苦农民解决了生活上的不少困难，因此，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咸丰皇帝在诏谕中曾说，安徽“各州县上匪尽授伪职，乡民率皆从逆”。安徽省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参加太平军，这是使安徽成为太平天国最巩固的地区的根本原因。江西大部分地区属太平天国管辖，对巩固天京起着重要的作用  。

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天京变乱结束后，石达开从安徽宁国返回天京，受到太平军将士的热烈欢迎。在朝臣的拥戴下，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翼）王”，委以总理朝政  。

从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始，至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止。在短短的半年中，石达开以惊人的政治手腕，迅速地安定了人心，稳住了因天京变乱而造成武昌再次失守的不利局势，给太平天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一个强有力而生长未艾的国家”  ，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革命战争中，石达开英勇无比。金田起义时，石达开仅二十二岁，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最年轻的一人，为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前期：一马当先

咸丰元年（1851年）年金田起义后不久，石达开即被洪秀全任命为左军主将。是年九月，太平军攻下永安后，洪秀全又封石达开为翼王。从金田至南京迢迢千里的征途上，石达开一直担负“开通前路的重任。一开始他与萧朝贵共同打前锋。咸丰二年（1852年）年九月，萧朝贵不幸阵亡。嗣后，石达开一人勇敢地承担“开通前路”之重任。在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中，他为革命屡建战功，因而获得了天王和东王的信任。

西征：挽救败局

咸丰三年（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巡安庆。他一到安徽，立即与胡以晃、曾大养所率的之西征军汇合，先后克复桐城、舒城、庐州、祁门、宿松等许多重镇要地  。将安徽省基本上控制在太平军之手。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在湘潭尽败”。武昌失守，西征军败退，到12月8日，曾国藩率领湘军分水陆两路向太平军反扑，从岳州一直打到九江。其洋洋自得地认为：“长江之险，我以扼其上游，金陵所需米、石油、煤等物，来路半断绝”，“东南大局似有转机。“天王急令翼王石达开上援。”在危急的形势下，石达开发挥了他机智果敢的军事才能。其深知当时湘军声势正盛，决定以智取胜，抓住湘军的弱点，“湘军将士皆骄”，“分兵势单，易生间隙。”用计日夜袭扰敌人，造成了敌人的错觉。撇开了湖口之兵，诱敌深入，使湘军的“百余条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了潘阳内河。”湘军“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转不灵，如鸟去翼”，迫使曾国藩退兵九江。石达开“乘月黑迷漫”敌人疲惫之机，火攻敌水师，使湘军“各哨崩乱，挂帆上驶”，“轻重尽失，不复成军。”接着杀了曾国藩的管驾官，几近活捉曾国藩，石达开乘胜西定。他在湖口、九江两次战役中，以少胜多，大败曾国藩所率的湘军水师。逼得曾国藩投河自尽。

咸丰五年（1855年）3月，石达开第三次克复武昌，从而扭转了败局，又回军江西，“一时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都望风归附，曾国藩困守南昌。”  ”“太平天国在安徽省共收复了二十二个州县” 。此局势把左宗棠吓的惊呼：“石逆之来犯江西也”  ，“檄缴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里皆沦于贼，贼兵因粮附从日重”  “江西全局岌矣。”  曾国藩也惊慌失措，石达开争得战争的主动权。曾国藩哀叹江西的败局“为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  。由于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打败了湘军，取得了第一次西征的重大胜利，占领了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以及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的大片土地，为巩固天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形势。 

中期：稳定局势

天京事变后，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加紧了对太平天国的围攻。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失守，于咸丰七年（1857年）1 月清军又包围了九江；曾国藩又派出另一路湘军从湖南进入了江西。而安徽的江北战场上清军攻占了庐州、舒城等地进逼桐城，使太平军的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一系列的内外危机，造成了对太平天国极为不利的形势  。

而当石达开回京辅政之后，周密的审度了全局，确定了以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反击清军围攻方针  ，决定守江西而反击淮南，借以减轻九江的压力而威胁武昌  。在军事上，石达开采取攻守兼施，以攻为主的策略。陈玉成和李秀成于咸丰七年（1857年）初，开始执行石达开的反攻计划，进攻安徽，一举收复了舒城、六安、霍邱等许多失地，造成了对武昌的严重威胁  。“石达开一为贼中主谋，本年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皆石逆之计。若该逆授首，则余贼渐不足虑。”  五月初，太平军进入了湖北地区，迫使敌人从九江上援湖北。太平军的军事形势基本上得到了稳定，并且已经开始好转  。同时，石达开特别注重对江西的防守。在此期间，曾国藩之湘军，在江西基本上无什么进展。在东线，江北大营虽几次发动对句容、溧水等地的攻击，但也毫无效果  。

石达开以能诗闻名于世。可惜他在十多年戎马倥偬的生活中，无暇吟诗作赋。所以没有较多的作品遗留下。后人伪造石达开诗文的现象比较突出。

石达开在安庆易制与经略江西之后，湖南人传说他是湖南拔贡，咸丰帝甚至下旨令查明，证明石达开在当时已经广有"才名"，后来梁启超伪造石达开遗诗，一时无人怀疑，翼王的能诗之名更为人知。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革命志士，把石达开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为了激发民气，鼓吹革命，就托他的名写了许多伪诗，八方流传，到处宣扬  。

不过石达开的确会写诗。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驻节庆远府（今广西宜山），曾率部下10人游览城郊白龙洞，共留下11首五律，一首古风，格律工稳，四联皆对仗，但他意境刚强有余，回味不足，是典型的“武将诗”，不算一流佳作  。目前保留下来的石达开诗词只有两首半：白龙洞五律；1861年石达开在贵州化屋基和苗民欢宴，写过一首七绝：“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龙抱住擎天柱，吸得黄河水倒流”；所谓“半首”则是指那篇以古风体写成的出走告示。

个人作品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一代名将，同时也是晚清中国的武学大家，在战场上，他是以冲锋陷阵、骁勇善战闻名的“悍将”，在武学修为方面，《北平国术馆讲义》更将他与许宣平、达摩祖师、宋太祖、岳武穆、张三丰、戚继光、甘凤池等人并论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拳术名家，只可惜由于他的身份敏感，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败亡后大肆销毁各种对太平天国人物的正面记载，以致他作为武林高手在后世的名声远不能和以上诸人相比。

据《清稗类钞》《太平天国野史》记载，石达开的拳术“高曰弓箭装，低曰悬狮装，九面应敌。每决斗，矗立敌前，骈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敌踵至，疾转踢其腹脐下。如敌劲，则数转环踢之，敌随足飞起，跌出数丈外，甚至跌出数十丈外者，曰连环鸳鸯步”，民间认为这种武艺就是后来号称“北腿之杰”的“戳脚拳”，传说石达开还曾将这种武艺传授给选拔出来的士兵，用于作战，

石达开不仅武功出众，而且内外兼修，他和陈邦森比武的故事已成为后世武林口耳相传的掌故。根据文字记载和口碑传说，两人相约各自击打对方三拳，受拳者不得还击，“邦森拳石，石腹软如绵，邦森拳如著碑，拳启而腹平。石还击邦森，邦森知不可敌，侧身避，碑裂为数段”。

据旧时的《长宁县志》记载，“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太平军冀王石达开率兵二十余万，由张懋江导引，从兴文入长宁，扎营百余里。”史料显示，当年石达开曾率领20万太平军，攻破了长宁县城。在经过龙峰山时，在山上驻扎了一段时间。龙峰山山势险要，居高临下，石达开的太平军在此驻扎了近一月。龙峰古城墙还保存有一块刻有“天下太平”字样的石碑，据考证龙峰山峰顶寺就是太平天国遗址。

史籍记载

《石达开传略》陶短房著

《蜀海丛谈》

《黄彭年致唐炯函》

后世纪念

为了纪念石达开，贵港市一座水库（达开水库），一所中学以其名字命名。市区东湖公园有其纪念设施。

石达开故居遗址、遗迹有：那帮村石达开故居遗址、那帮村背练武场、可览山跑马场、石达开祖墓、朝拜坪、朝拜山、道光二十年冬立的石达开曾祖母墓碑(1933年发现，现存于东湖公园内)、鼎建渡船碑记(1979年发现，今存东湖公园内)。^[3]

艺术形象

影视形象

人物评价

太平天国中最完美的男人，非石达开莫属。他不仅是一位形象很阳光的大帅哥（时人曾赞其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颇富文韬武略，而且是当时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短暂的人生（卒时年仅32岁）迸发出许多闪光点，照亮了太平天国短暂而又悲壮的历史天空。

石达开既是著名的军事家，又是优秀的政治家，文韬武略都很出众，因此对其经历不够了解的人常误以为他曾经中过科举（连咸丰皇帝都曾误以为他是湖南贡生），并把他想象成和曾国藩年龄相仿，在太平天国时期已过不惑之龄，传统戏曲中，以老生来饰演石达开，央视电视剧《太平天国》中，也把石达开演成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对观众造成了很大误导。实际上，石达开在被洪秀全“访请出山”时只有16岁，金田起义时19岁，在湖口、九江大捷中令曾国藩兵败投水时是23岁（时年曾国藩46岁）在成都英勇就义时年仅32岁，是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

“稗史漫传曾羽化，千秋一例不平鸣”，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十六岁便“被放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二十岁封王，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二岁，他生前用兵神出鬼没，死后仍令敌人提心吊胆，甚至他身后数十年中都不断有人打着他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和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党人曾通过诗歌，小说，绘画等各种媒介宣传他的事迹以“激励民气，号召志士，鼓吹革命”。有关他的民间传说更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表现出他当年深得各地民众爱戴。

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们对石达开的胆略十分推崇，如李秀成谈及各王优劣才能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陈玉成认为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而清朝方面，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左宗棠说他"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骆秉章说他"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是"首恶中最狡悍善战"。不只如此，他还赢得了众多与他敌对立场的人的敬重，如地主文人周洵在《蜀海丛谈》中称其为"奇男子"，清朝一位贡生在湘军军宴上公开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在大渡河畔与他为敌的许亮儒对他的英雄气概与仁义之风钦佩不已。直到他死去近40年后，由清朝地主文人所撰的著作《江表忠略》之中还有这样的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2]

在有关石达开的各种评价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传教士麦高文通讯中的一段话了："这位青年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的----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得(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颇不友好的[金陵庶谈]作者也承认这一点。该作者为了抵消上述赞扬造成的美好印象，故意贬低他的胆略。正如其他清朝官方人士以及向我们口述历险经过的外国水手声称的，翼王在太平军中的威望，驳斥了这种蓄意贬低的说法，不容置疑，他那意味深长的"电师"的头衔，正表示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做敢为的人"。^[2]

人物争议

离京始末

民族英雄石达开

出走原因

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率部出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小生产的经济地位所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共同的信仰，因此当太平天国内部发生的矛盾无法解决时，分裂就不可避免。

该说法认为洪秀全对石达开的不信任和洪仁达、洪仁发对石达开的辖制，是造成洪石分裂的重要原因。洪秀全作为农民领袖，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而且狭隘自私。天京事变后，“过着脱离群众的腐朽的帝王生活、教主生活，养尊处优，壮志消磨殆尽。经过杨秀清的擅权逼封和韦昌辉的暴乱屠杀后，更是时刻疑虑别人篡夺他的王位。"“不从杨韦事件中吸取教训，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反而猜忌开国元勋和重臣们，使亲者痛，仇者快。”石达开居于辅政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在洪秀全看来，这对他很不利。石达开回京后，洪秀全心有不悦，并专用与挟制石达开、胸无大志的安、福两王，因为他与安福二王结怨，所以被迫出京。为避免步杨秀清后尘，石达开决心分裂。”所以该说法认为“对于石达开的出走，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并把洪秀为“一己之王位，任人唯亲，妒贤忌能，猜忌功臣，破坏团结”视作严重错误，并认为安福二王并未“阴图戕害”石达开。称安、福两王只是“洪秀全维护洪氏王朝、牵制和排挤石达开的工具。”

罗尔纲认为石达开“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团结；对洪秀全的疑忌．应该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杀害他。” 

持“洪秀全责任说”者“认为石达开文武兼备，虽有君臣之别，但确具有与洪秀全分庭抗礼的地位和威望。”这也正是封建帝王思想严重的洪秀全疑忌石达开、对其感到畏惧的根本所在。洪秀全深知石达开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实力派人物，很容易由于戒心而将隐忍退让视为是韬晦之计和阴谋手段。所以他们认为“委曲求全不可能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石达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众望所归、却又被怀疑为要篡权，而杨秀清之鉴不远，加之对洪秀全性格的了解以及洪氏兄弟的逼迫，这一切使石达开很难产生委曲求全的想法。

该说认为石达开拒绝取代洪秀全是因为他效忠尽忠，绝不会做杨秀清第二。同时朝中文武人心归向石达开，如果犯颜直谏，会被看成是逼篡逆行。“而且，洪秀全对石达开已不受兵事，他的处境十分被动，并且洪秀全会将石达开深得民心的拥护形势当作威胁。石达开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诛洪自代，而且就当时石达开的地位和形势来说，出走是必然之举。”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出走是分裂革命。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认为石达开天京出走，是他本人的“内因”起了决定的作用。洪秀全的错误“押制”，加速了他出走的进程。石达开不走“取而代之”这条路，可能出于他难以建立新的宗教政治体系。正如外国传教士说基督教在天朝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整个机构。一旦废弃，“就违反起义以来所有的文告，并且摧毁了整个的政治系统。”全局必将瓦解。而洪秀全的“地下天国”之主是大家公认的。况且前车之鉴杨秀清的功劳、权势、地位，是石达开比不上的。因此，石达开下定出走决心。

该说认为“石达开出走决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精心谋划、深思熟虑，作好充分准备的。”石达开和其助手确定出走方法、选择出走路线、草拟出走《布告》、估计出走后果、推测天王态度、制定拉人措施、设计新的旗号。由天京“南门出走”，后“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粘贴出走《布告》，宣布解散天国正统政权，愿意跟随他的前往安庆，并散布亲奉密诏来拉拢太平军精锐，又不断派人活动，不择手段地把“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同时，试探性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改国号、年号为太平安国丁巳元年。”无疑是要另树旗帜。“石达开辅政仅半年，能对出走谋划得这样周详，决非一日之功。”

出走人数

对于石达开出走的人数，学术界同样具有争议。史学著作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略为夸大，一种说法称带走了近20万人，另一说法称有十余万人，更有只说大队人马。因此，史学上称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而证明石达开出走人数多寡，对诠释石达开的出走意图很有帮助。但据何桂清称：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石达开已经从铜井渡江逃往江北。石达开只在小镇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人数明显不多。

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五月十八日，石达开从金陵率几千人前往长江上游时，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大概是因为洪秀全对其猜忌过深，惧害脱逃。由此得知石达开离京时带走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都是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不过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抽调重兵。《李秀成自述》称石达开早在回天京时便“将回靖难勤王的部队交给陈玉成管代”，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除了陈玉成、李秀成、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赖冠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还有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

出走意图

关于石达开率部出走的意图，史学界的观点有两派：一派认为是另立旗帜，自建政权。理由是石达开刚刚出走，洪秀全就撤去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并与广大将士“百计挽留”，石“不仅悍然不顾”甚至杀害挽留他的将士，其与天国决裂之心昭然若揭。另一派认为是保存天国力量，挽救天国危机。理由是石达开出走是为了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选择“出师再表真”的道路，是为了在同清军殊死的战斗中表白自己对天国的忠诚，扭转天京上游战场的不利。

学者刘焕性认为石达开出走的意图是经历了变化的。从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咸丰七年（1857年）2月至咸丰九年（1859年）2月。在这一阶段石达开的意图主要是避祸自保，不再同天京的洪氏集团发生联系。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返回天京主持政务后，洪秀全虽任命他为“通军主将”，却不授以兵事。这样石达开无法施展才干，而洪氏兄弟竟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只有逃离天京，茫然失措，毫无头绪；只是抱定不再与洪氏集团有纠葛。石达开出走之初，内心踌躇，对之后缺乏明确长远的目标与打算。

第二阶段从咸丰九年（1859年）2月至同治二年（1863年）6月。这一阶段石达开的主要意图是入据四川，自建政权。这一决策是石达开在攻占江西南安府后作出的。此前，清军与太平军正在江西、安徽一带殊死战斗，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暂时放松了对石达开的围追堵截，而石达开已走出了消沉失望的阴影，军势振作起来。在张遂谋等人的帮助下，他决定避开争斗激烈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机入川。他认为清廷和洪秀全政权短期之内均奈何不了对方，双方之间的胶着将为石达开势力的发展创造有利空间。但石达开没有预见到《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会同清政府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而战争长期在太平军占领区进行，又大大增加了太平天国的经济和军事困难，从而使洪秀全政权日益窘迫。再加之长期的孤立作战，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和稳定的后方，缺乏能吸引民众的政治纲领，更使石达开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军心涣散、战斗力削弱。^[5]

一种说法根据石达开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写的信载在唐友耕年谱中，认为“乞降信是秘密的，唐友耕是与石作战的总兵，经过他手，说明这封信不是乞降信。”另外，信开头就表明了石达开的立场一一甘愿以“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最后申明，如骆不允许所请，决不会束手待毙，一定反抗到底，表明石达开写的不是乞降信。他并非投降叛变，只是因为石达开的想法幼稚、天真，没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残忍性。希望以个人的生命换取部下广大将士的不死，在假意答应后，就信以为真，这正好中了敌人的计策，无代价地牺牲了自己，也牺牲了他的广大将士。该说认为石达开亲赴敌营是乞死以救部下，并非乞降以求生。石达开是农民阶级的领袖，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本质，在生死问题，上了敌人的当，所以说石达开被俘不能以叛徒论。

另一种说法根据石达开的信认为，石达开要求骆秉章“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即为他的部众向清军乞生。石达开要清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而且还要“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擢用”，“显然意为放下武器，向敌投降。”再次，石达开表示他自己不“求荣以事二主”，为了他的部下不被杀害，即使要他“自刎"或被杀也“死不为辱。该说认为“石达开他考虑到他自己的经历和地位与一般部将不同，不能不有死的准备。”最后，石达开提出如果骆秉章不同意，他的部下不会“束手望天”，以此来威胁清军将领一定要答应他的投降条件。“这封信的要害是以他的部众放下武器，向敌投降来作为敌人不杀他的部众的条件”，是一封乞降信。“即使按照他向清军提的条件全部实现，也不能证明石达开不是投降，最多只能说明他是有条件的投降而已。” ^[6]

石达开之死的官方记载，见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奏稿中称同治二年（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被凌迟处死。

对于石达开的死因，民间的一种说法较为详细，说石达开并没有被清军围困住，而是突围出来了，之后他也没有回归太平军中，而是带着余部和大量的金银珠宝逃进了贵州与广西交界的丛山中，并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山寨，藏兵驻军以待东山再起。然而没过几年天京被清军攻破，洪秀全病逝，太平天国彻底失败。石达开也失去了再次出山抗敌的雄心。

另一种说法则说当时投降的是与石达开长得极为相似的他的养子，他本人则在清军围剿当时就带着几个心腹化装逃走了。据说，还有人曾在四川见过隐居的石达开。^[4]

据《宝藏的故事》记载，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石达开当时还留有藏宝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

同治二年（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约3万人到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附近），在安顺场附近活动了近一个月。石达开派小队渡河侦察后，又在紫打地进行船只粮草的准备，但最后抢渡时因山洪暴发，抢渡不成，粮尽援绝，最后全军覆没。据安顺场当地百姓传说：石达开率3万大军走到大渡河时，有个爱妃生了儿子，石达开犒赏三军用了三天时间。结果三天过后，大渡河涨水了，导致军队无法渡河。

而历史学家一直在考证石达开部队在安顺场附近的活动，有一种说法是石达开在此挖洞藏宝。抗战期间，刘湘秘密调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从山壁凿入见到三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蒋介石他速派古生物学家马长肃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被迫中止。后来，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后判断：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似非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石达开有没有藏宝也成了历史未解之谜。^[4]

石达开雕像

学者在对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是为洪秀全所逼，责任在洪不在石。石达开出走和远征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坚持对清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有始有终，保持了农民革命英雄的本色。

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前期功绩卓著，应予肯定，但后期所犯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咸丰七年（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大搞分裂活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坚持反清，所以仍属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最后，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作，受骗被俘，晚节有亏。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在后期走上了分裂主义道路，率部离开老根据地，企图到四川割据一方，从而，断送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好形势，造成了兵败的后果。^[7]

练兵三法

石达开从贵县到桂平集中以后，专门负责操练兵马，他是一个善于打仗的人。同时，他还兼管理财政。石达开练兵的时候，叫大家跟着马跑得一样快，谁能赶到马的前头，就算得是好兵。石达开担负其操练人马的责任。要把原先的矿工和农民训练成为善战的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石达开早在进行“拜会”活动时，就已经比较注意对会员施行战斗教练，经常招请练武的教师向他们传授武艺;至此，他更定出一些办法来锻炼群众的作战能力，例如，他常叫群众拉着马尾巴，跟着疾驰的马匹奔跑，以此来训练他们冲锋陷阵的本领。^[2]

石达开参加了拜上帝会，在贵县、白沙一带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金田起义前，他带领一支拥有三千多武装齐全.训练有素的队伍参加太平军。洪秀全看见这支队伍，十分高兴，就命石达开专门负责加紧训练天军。

当时，各地拜上帝会的武装聚集金田.每天都在盘营上练兵。石达开要求非常严格。他常教育部队，功夫要练到家，不能马马虎虎，十八般武艺，样样俱精，井能做到言传身教。传说他练马非常奇特。除了快跑、俯身跑、卧跑外，还在地下放着一把刀，骑马的战士扬鞭催赶快马，马飞跑到放刀的地方，战士即踩着马鞍磴子俯身去拾刀。谁能拾刀到手，又不掉下马来，就算练得一手硬功夫，获赏钱三枚。练得第一手骑马硬功夫后，还有第二手，把装进炮筒里的铁丸子一颗放在草坪上，马跑如飞，当跑到放铁丸子的地方，谁能俯身拾到铁丸子，又不掉下马来，就算练得第二手硬功夫，获赏铜钱五枚。第三种硬功夫就是逐步升级，把小小的一枚铜钱放在地上，战士跑马飞奔，当马飞跑到放铜钱的地方，即俯身去捡铜钱，谁捡得铜钱在手，马技就算是到家了。

石达开因为练兵严格，一丝不苟，天军训练有素。金田起义后，他训练的军队即成为太平军的主力，充当先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杀得清军失魂丧魄，闻风而逃。^[2]

有了会众的队伍，石达开就着手训练工作，他在那邦村背建了一个练武场，又在可览山上建一个跑马场，进行各种兵器使练，并进行会员的体力训练。其中有用石头木棍自制的扛铃，重量有的达百多斤，有些会员能用脚挑起，再用双手接住，然后举起来。其中有的体力更大的能担起两个石滚子(土话叫石碾)从圩回到奇石(相距十五、六公里).有一次，县官派几个探子到奇石刺探石达开拜上帝会的情况，这些人去到六屈村一个会员家里，这个农民正忙着洗石磨，准备磨包粟，见了几个可疑的人，趁机显示自己的武功，于是，轻轻把磨头提起，在头上转了一圈，随即放下。对几个陌生人说：你们来干什么?”几个探子见到这种情况，转身急急走了。

石达开如此重视他的队伍的训练，难怪他出征时所带的队伍，成为一支骁勇善战，无坚不摧的部队，他被清军号为“石敢当”。在首义诸王中，重视对部队的训练，他算是为首者。^[2]

后人简记

覃国文等人在广西探访资料证明，石达开后代遗留故乡。石达开参加太平军后，生育的后代下落不明。但是，在参加太平军之前，石达开和他的第一位妻子熊氏生有一子，在石达开带队伍前往金田参加团营时，熊氏没有随行，后携子改嫁。石达开的姐姐认为这个孩子是石姓的血脉，设法将孩子偷带出来，对外说是自己的孩子，并让这个孩子跟随她的夫姓姓胡，取名胡永活。至今广西贵港市（即原来的贵县）仍有胡永活的后人，即石达开的后人在那里生活。据传，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奇石乡还有后代，现在改姓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二月下旬，记者同桂平县搏物馆黄培棋同说深入到奇石乡平治村调查，访问了八十三岁的老人胡克勤等四位群众，还访问了材支书胡鸿夺、衬文书胡家谊，又查看了胡氏族谱，口碑材料和族谱都证明：石达开确实有一个亲生儿子给胡善积收养。

胡善积爱人石氏，是石达开的姐(妹)，因没有子女，在石达开参加大平天国起义期间，偷偷地抱养了石达开刚满-周岁的亲生儿子．当时，石氏是在晚间悄悄地用围裙背走的。养大后就跟其姑丈姓胡，胡的儿名永内，于是把达开子取名叫永活。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它象征石达开不死，永运活着；石达开还有亲生儿子，不会绝后。胡永活生两个儿子、长于名天浇。这个名字也顶有意思，"晓"者知也。其含意是说，只有天才晓得你(天浇)是石达开的孙子。为什么左劳改为三点水呢2这里有流泪哭诉的意思。次子名天祥，"祥"者吉祥也。其含意是祈祷上天赐吉祥给石达开的子孙后代，使其兴旺发达。据调查统计，从胡永活到胡瑞杰前后六代人已有男丁五十六人。胡永活这一族人，现有人口六十九人，其中男三十九人，女三十人。

胡克勤老伯口述、胡家谊记录的有关石达开后代发展情况逐代分述如下：胡永活是石达开的亲生儿子，人高大，长相很像石达开。一周岁时是平治村胡善积的爱人石氏(石达开的姐妹)用围裙背到亲戚家姑丈处收养。长大后跟姑丈姓胡，名永活。这是第一代。胡永活生两个儿子，长子名天挠，次子名天祥，这是第二代。胡天浇生鸿财、鸿德、鸿业三个儿子，这是第三代。第四代有联昌、联裔等十四人。第五代是广字排，计有广栽，广金等三十人．第六代是瑞字排，有胡瑞杰等二人，是胡广恕生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