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歌（唐代韩愈创作的七言古诗）

作品赏析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薄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3]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石鼓文系中国最早的石刻，是秦代所为；韩愈以为周宣王时所为。在朝廷眼中，它们不过是几块长满苔藓的破烂玩意，因此其遭遇自难与郡国之所出鼎彝相提并论了。韩愈感慨石鼓文物的废弃，写下长诗《石鼓歌》。^[4][1]

作品评价

《邵氏闻见后录》：退之《石鼓诗》体，子美《八分歌》也。

《老学庵笔记》：胡基仲尝言：“韩退之《石鼓诗》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对曰：“此诗至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其言羲之‘俗书’，未为可骇也。”基仲为之绝倒。

《环溪诗话》：韩愈之妙，在用叠句。如“黄帘绿幕朱户间”，是一句能叠三物。如“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是两句叠六物。惟其叠多，故事实而语健。又诸诗《石鼓歌》最工，而叠语亦多。如“雨淋日炙野火烧”，“鸾翔凤翥众仙下”，“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韵韵皆叠。每句之中，少者两物，多者三物乃至四物，几乎是一律。惟其叠语，故句健，是以为好诗也。韩诗无非《雅》也，然则有时乎近《风》。……如题南岳、歌石鼓，调张籍而歌李杜，则《颂》之类也。虽风、颂若不足，而雅正则有余矣。

《余师录》：退之诗，惟《虢园二十一咏》为最工，语不过二十字，而意思含蓄过于数千百言者。至为《石鼓歌》，极其致思，凡累数百言，曾不得鼓之仿佛。岂其注意造作，求以过人与？夫不假琢磨，得之自然者，遂有间邪？由是观之，凡人为文，言约而事该，文省而旨远者为佳。

《黄氏日钞》：《石鼓歌》、《双鸟诗》尤怪特。

《辑注唐韩昌黎集》：蒋之翘曰：退之《石鼓歌》颇工于形似之语。韦苏州，苏眉山皆有作，不及也。

《唐诗快》：可谓极力摹写（“快剑斫断”五句下）。诗之珠翠斑驳，正如石鼓。石鼓得此诗而不磨，诗亦并石鼓而不朽矣。

《诗辩坻》：《石鼓歌》全以文法为诗，大乖风雅。唐音云亡，宋响渐逗，斯不能无归狱焉者。陋儒哓哓颂韩诗，亦震于其名耳。

《批韩诗》：朱彝尊曰：作歌起（首二句下）。起四句似杜。退之有此段意思，故尔详述，然亦繁而不厌（“经历久远”句下）。作歌收，叹意不遂（末句下）。大约以苍劲胜，力量自有余。然气一直下，微嫌乏藻润转折之妙。何焯曰：二句结上生下，有神力（“嗟余好古”二句下）。

《义门读书记》：文章只一句点过，专论字体，得之（“辞严义密”句下）。横插此二句，势不直（“年深岂免”二句下）。此刘彦和所谓“夸饰”。然在此题诗，反成病累（“陋儒编诗”四句下）。元人缘公此诗，乃置石鼓于太学。然公之在唐尝为祭酒，竟不暇自实斯言，何独切责于中朝大官哉（“圣恩若许”句下）。对籀文言之，乃俗书耳。《尘史》之云，愚且妄矣（“羲之俗书”句下）。

《初白庵诗评》：谦退处自占地步（“才薄将奈”句下）。

《带经堂诗话》：《笔墨闲录》云：“退之《石鼓歌》全学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论非是。杜此歌尚有败笔，韩《石鼓》诗雄奇怪伟，不啻倍蓰过之，岂可谓后人不及前人也！后子瞻作《凤翔八观》诗，中《石鼓》一篇，别与出奇，乃是韩公勍敌。

《载酒园诗话又编》：韩诗至《石鼓歌》而才情纵恣已极。

《唐诗别裁》：“陋儒”指当时采风者，言《二雅》不载，孔子无从采取也，焉有不满孔子意（“陋儒编诗”四句下）？隶书风俗通行，别于古篆，故云“俗书”，无贬右军意（“羲之俗书”二句下）。于今石鼓永留太学，昌黎诗为之先声也。典重和平，与题相称。

《网师园唐诗笺》：才说到张生所持纸本（“公从何处”句下）。警句（“鸾翔凤翥”二句下）。追叙。见公好古心切（“对此涕泪”句下）。此乃作歌本旨（“安能以此”句下）。

《老生常谈》：人当读李、杜诗后，忽得昌黎《石鼓》等诗读之，如游深山大泽、奔雷急电后，忽入万间广厦，商彝周鼎，罗列左右，稍稍憩息亍其中，觉耳目心思；又别作宽广名贵之状，迥非人世所有，大快人意。

《诗法简易录》：第二字平，提起通篇之势，声调大振（“周纲陵迟”句下）。

《援鹑堂笔记》：韩昌黎《石鼓歌》，阮亭尝云：“杜《李潮八分歌》，不及韩、苏《石鼓歌》壮伟可喜。”余谓少陵此诗不及二百字，而往复顿挫，一出一入，竟只烟波老境，岂他人所场到！（方东）树按：往时海峰先生言：“东坡《石鼓》诗如不能胜韩，必不作。”今观之，但奇恣使才为佳耳，胜韩，未也，以校杜《八分歌》，则益为冗长。阮亭乃谓杜不及之，岂知言乎？若钱牧斋《西岳华山庙碑诗》，则益为扶墙扪壁，不可耐矣。

《瓯北诗话》：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挦摭奇字，诘曲其同，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又如《喜雪献裴尚书》、《咏月和崔舍人》以及《叉鱼》、《咏雪》等诗，更复措思极细，遣词极工，虽工于试帖者，亦逊其稳丽。此则大才无所不办，并以见诗之工，固在此不在彼也。

《唐宋诗醇》：典重瑰奇，良足铸之金而磨之石。后半旁皇珍惜，更见怀古情深。

《剑溪说诗》：诗与题称乃佳。如《石鼓歌》三篇，韩、苏为合作，韦左司殊未尽致。

《石洲诗话》：渔洋论诗，以格调撑架为主，所以独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较之此歌（按指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则杜有停畜抽放，而韩稍直下矣。但谓昌黎《石鼓歌》学杜，则亦不然，韩此篇又自有妙处。苏诗此歌（按指苏轼《石鼓歌》）魄力雄大，不让韩公。然至描写止面处，以“古器”、“众星”、“缺月”、“嘉禾”错列于后，以“郁律蚊蛇”、“指肚”、“钳口”浑举于前，尤较韩为斟酌动宕矣。时韩则“快剑斫蛟”一连五句，撑空而出，其气魄横绝万古，固非苏所能及。方信铺张实阽，非易事也。（东坡）《安州老人食蜜歌》结四句云：“因君寄与双龙饼，镜空一照双龙影。三吴六月水如汤，老人心似双龙井。”亦若韩《石鼓歌》起四句句法，此可见起结一样音节也。然又各有抽放平仄之不同。

《七言诗平仄举隅》：《石鼓歌》：须此“文”字平声撑空而起，所以三句“石”字皆仄（首句下）。此句五六上去互扭，是篇中小作推宕（“字体不类”句下）。此句末字用子声峙起，此是中间顿宕，全以撑拄为能（“孔子西行”句下）。此句乃双层之句，在韩公最为宛转矣。所以下句仅换第五字，亦与篇中诸句之换仄者不同（“牧童敲火”句下）。平声正调，长篇一韵到底之正式（末句下）。

《古诗选批》：“收拾”二字，合上讲解切磋义俱在其中。韩公之愿力，深且切矣。

《声调谱》：拗律句（“辞严义密”句下）。拗律句（“鸾翔凤翥”句下）。律句（“孔子西行”句下）。律句（“忆昔初蒙”句下）。律句少拗（“大厦深檐”句下）。拗律句（“日销月铄”句下）。拗律句（“石鼓之歌”句）。

《岘佣说诗》：《石鼓歌》，退之一副笔墨，东坡一副笔墨，古之名大家，必自具面目如此。

《昭昧詹言》：诗文以瑰怪玮丽为奇，然非粗犷伧俗，客气矜张，饾饤句字，而气骨轻浮者，可貌袭也。……又如韩、苏《石鼓》，自然奇伟，而吴渊颖《观秦承相斯峄山刻石墨本碑》则为有意搜用字料，而伧俗饾饤，气骨轻浮。至钱牧翁《西岳华山碑》，益为无取。东坡《石鼓》，飞动奇纵，有不可一世之概，故自佳，然似有意使才，又贪使事，不及韩气体肃穆沉重。海峰谓苏胜韩，非笃论也。以余较之，坡《石鼓》不如韩，韩《石鼓》又不如杜《李潮八分小篆歌》文法纵横，高古奇妙。要之，此三诗更古今天壤，如华岳三峰矣。至义山《韩碑》，前辈谓足匹韩，愚谓此诗虽句法雄杰，而气窒势平，所以然者，韩深于古文，义山仅以骈俪体作用之，但加梢炼琢造，句法老成已耳。一段来历，一段写字，一段叙初年己事，抵一篇传记。夹叙夹议；容易解，但其字句老炼，不易及耳。

《望云诗话》：《石洲诗话》谓东坡《石鼓》不如昌黎。愚按：昌黎作于强盛之年，东坡作《石鼓》时，年仅逾冠，何可较景？七古押平韵到底者，单句末一字不宜用平声。若长篇气机与音节拍凑处，偶见一二，尚无妨碍，如杜《冬狩行》“东西南北西里间”、“况今摄行大将权”，韩《石鼓歌》“孔子西行不到秦”、“忆昔初蒙博士征”之类是也。

《历代诗法》：大开大阖，段落章法井然，是一篇绝妙文字。

《求阙斋读书录》：自“周纲陵迟”以下十二句，叙周宣搜狩镌功勒石。自“火从何处”以下十四句，叙拓本之精、文字之古。自“嗟余好古”以下二十句，议请移鼓于太学。自“中朝大官”至末十六句，慨移鼓之议不遽施行，恐其无人收拾。

《十八家诗钞》：刘、姚渚公皆谓苏《石鼓》胜于韩愈意。苏诚奇恣，然纯以议论行之，尚是少年有意为文之态，气体风骨，未及此诗之雄劲也。

《增评韩苏诗钞》：三溪曰：《石鼓歌》，昌黎集中第一篇杰作，虽有继者，不得出其右，要俾昌黎擅场耳。

《韩诗臆说》：国初以来诸公为七言古者，多模此篇。其实此殊无甚深意，非韩诗之至者，持取其体势宏敞，音韵铿訇耳。

《山泾草堂诗话》：如许长篇，不明章法，妙处殊难领会。全诗应分四段。首段叙石鼓来历，次段写石鼓正面，三段从空中著笔作波澜，四段以感慨结。妙处全在三段凌空议论，无此即嫌平直。古诗章法通古文，观此益信。“快剑斫断生蛟鼍”以下五句，雄浑光怪，句奇语重，镇得住纸，此之谓大手笔。

《唐宋诗举要》：吴（北江）曰：挺接（“少陵无人”句下）。以上虚冒点题（“才薄将奈”句下）。跌下句（“周纲陵迟”句下）。以上叙作鼓源始（“鬼物守护”句下）。以上赞叹纸本（“掎摭星宿”句下）。收句幽咽苍凉不尽。句奇语重，能字字顿挫出筋节，最是此篇胜处。^[5]

作者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文公”。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因论事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一生著述颇丰，文学造诣极高，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写作极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进学解》、《顺宗实录》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