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1872—1964年),字桂莘,亦作桂辛,号蠖园,中国著名学者、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12日生于贵州紫江(今开阳)。[3]

中文名

朱启钤

别名

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

性别

出生日期

1872-11-12

去世日期

1964-02-26

民族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贵州紫江(今开阳)

代表作品

哲匠录

毕业院校

人物生平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1872年生于贵州紫江(今开阳)。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中国北洋政府官员,工艺美术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光绪举人。

1881年寓居长沙,励志攻读。

1891年随姨父瞿鸿机(时奉督四川学政)赴川,以捐府经历试仕川省,曾供职盐务局。

1894年任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委员。越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

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

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

1908年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

1910年任津浦路北段总办。

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

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

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

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

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

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同年发起成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被推为会长,为海滨的开发与建设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

1921年游历欧美等国。

1951年,朱启钤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明、清书画以及法书、瓷器等文物49项,共计69件。[3]

热心公益

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仍然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当年园中有一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

1918年开始号召在北戴河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朱任会长。公益会的成立,有效地控制了帝国主义分子企图霸占海滨的野心;限制了石领会、东山会等教会组织向西山一带的扩张。

博物馆

北京市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创办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46年与故宫博物馆合并),任命治格(满族)为所长;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这样,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雏形。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宫内廷展示北京故宫文物。同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

朱启钤还是一位收藏家,病故之前即将大部分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由于对家乡贵州的眷恋之情,还要求将“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转交贵州”。

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天坛、先农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等处名胜风景区。开发北戴河疗养区,维护国家尊严。

营造学社

1930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朱启钤兼任文献组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1937年因北平沦陷而停办。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书刊。朱启钤评价:“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1939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惨遭损毁,朱启钤立刻电告梁思成、刘敦桢设法抢救出这批资料。但是胶版被水泡坏已无可挽回。朱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铎、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版逐渐摊开整理晾干,作为原始资料留存。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指导乔等人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复制了一套底片妥为保存。为了支持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在大后方的研究工作,他又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一批最重要的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各一套。梁思成能够在四川撰写中国建筑史,就因为手边还有这样一套重要的参考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依靠朱启钤整理出来的这批资料。还有大批古建筑的测绘图稿,凝聚了全部学社成员多年的辛勤劳动,但因纸薄又经水泡,稍不小心即被碰破。朱更是对乔等人千叮咛万嘱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逐页晾干,重新裱在座标纸上,生怕碰损。今天,这批测绘图稿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只要看到这批图纸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朱启钤确可称为我国20世纪最早的一位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卓越组织者及开路先驱。今天我们在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明清建筑宫殿而骄傲时,在分享北京奥运会可以彰显人文奥运的文化快乐时,在努力完善文化北京的一个个主题时,不能不感谢留住北京传统建设根系的朱启钤先生。

坚持气节

坚持民族气节:

1937年日本侵华以后,江朝宗出面联合一批旧官僚组织“维持会”,江任会长兼“北平特别市”市长。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压不住阵,欲请朱启钤这样北洋时期的首脑人物出来捧场。因而对朱施展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朱坚持不就伪职。由于朱一直不肯就范,于是敌伪对朱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的住宅,朱仍未屈服,继之又以朱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由(因当时伪政府的头目之一王克敏住在朱的隔壁),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八组四合院和全套家具。朱被迫移居北总布胡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一直装病在家,始终未与日伪同流合污。

解放之后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启钤被推为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设法将公司所有船只尽量由香港召囚,集中于上海,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后改为公私合营。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未与日本资本合作,故按股分定息六厘,以示鼓励。上海解放后,周总理派章文晋到上海接启钤到北京,定居东四八条住宅。

1950年,把珍藏的明岐阳王李文忠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1952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启钤继任董事长。

1953年,5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7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朱宅访问朱启钤。

1961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为朱启钤主持祝寿活动。12月7日,周总理到启钤家访问并与朱氏全家合影。

与世长辞

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享年92岁,几乎长达一个世纪。

个人作品

著有《哲匠录》(与瞿兑之、阚铎合辑)《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紫江朱氏家乘》《贵州碑传集(稿本)》等。主持编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七卷)。

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刊有宋李诫《营造法式》。

1991年9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

家族成员

关系人物备注
母亲傅梦琼(1834-1900),女,字清猗,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河南按察史傅寿彤之长女,贵州开州(今开阳县)朱庆镛之妻。
父亲朱庆镛——
继室于氏宝珊贵阳人,于德懋之长女,生于1877年逝于1927年,葬于北戴河。
儿子朱海北——
女儿淇筠、(适章以吴,生章文晋)、松筠、津筠、湄筠、洛筠(适张学铭)、浦筠、沚筠、汀筠、浣筠(适吴俊升之子)——

轶事典故

喜好收藏

朱启钤喜好收藏,尤以缂丝③收藏为最,据说朱启钤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据朱启钤后人说,民国初年,清皇室贵族日趋潦倒。朱启钤从恭亲王奕欣的后人手中购得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有日本人闻讯后,曾出价百万想购买,朱启钤不为所动。但当时时局动荡,朱启钤惟恐国宝有失,遂以20万元转让给了张学良。1950年,朱启钤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等。极喜藏书,特留意地方文献,故储书颇多。有藏书楼曰“存素堂”。在经营营造学社期间,收藏河渠、建筑等类图书,自称:“河漕为经国大猷,工官之掌录,幕客之秘籍,方州文献,臣僚奏议,故家架藏,往往而出”。编撰有《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1册,著录有400余种,是研究中国水利史必备资料。《存素堂入藏黔籍之部目录》1册,著录黔人文献有400余种。1953年,他将多年所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其中黔人文献归贵州省图书馆。刻书有《黔南丛书》8种,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存素堂丝绣录》《贵州碑传集》等。

与周恩来

朱启钤与周总理在一起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同辈了。”

谈话时,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谈话,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托付周恩来:“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周恩来高声回答:“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注:

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底邸、宅院建筑群常作为二门,起着联系和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③缂丝,即刻丝,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之一,盛于宋代。

后世纪念

故居

位置

——赵堂子胡同3号和东四八条111号

介绍

朱启钤故居

赵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止宝盖胡同,长250余米。清代,即称“赵堂子胡同”,“堂子”乃旧时江南方言,即指妓院。胡同呈东西走向,东端稍有曲折,且与另外4条胡同相通,形成一个胡同枢纽。即:往东是“后赵家楼胡同”,往北是“宝盖胡同”,往南是“宝珠子胡同”,往西南是“阳照胡同”。5条胡同相交实属罕见,当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赵堂子胡同3号,旧时的门牌是赵堂子胡同甲2号,在胡同稍有曲折处北侧,恰处“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

这座宅院是朱启钤在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筑,由他自己重新设计并督造。据朱启钤之子朱海北回忆,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所用木工、彩画工都是为故宫施工的老工匠。可以说这座宅院的建设倾注了朱启钤大量心血。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①,街门西侧是6间倒座南房,街门东侧有4间南房,4间南房并不是一条脊,东侧3间稍向南移。因此,街门东侧的南院墙向东南倾斜。进入广亮大门,正对着的是一条贯通南北的走廊,形成一条南北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共8个院落,院内回廊环绕。西部一进院有6间倒座南房和一座两卷“垂花门”②;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北房3间、西厢房3间,在北房西侧建有两间耳房。东部一进院有南房4间、正房3间,在正房西倾建有两间耳房,北房与二进院的南房为三卷钩连搭歇山顶建筑,用料讲究,工艺精细;二进院有北房、南房、东厢房各3间,在北房和南房的西侧各建有两间耳房;三进院有北房5间、东厢房3间;四进院原来应该是宅第园林,如今已经改建。

历史

该院建成后,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后半部是朱启钤及其眷属的住宅。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行购买此宅,抗战胜利后发还。1953年,朱启钤搬到东四八条111号居住。

此宅现为单位宿舍,现有房屋113间,建筑面积2056平方米。原有的主要建筑改变不大,只是部分廊子被扩建成房屋,院内又添建了一些小厨房之类的简易房屋。

1984年1月10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赵堂子胡同3号作为“朱启钤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东四八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八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和朝阳门北小街,长700多米。东四八条111号,旧时的门牌是54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街门为穿墙大门,开在东四八条109号和113号两院形成的夹道内,后墙砌在东四九条南侧。大门内建有“一字影壁”一座,院内现有房屋、游廊等建筑115间,建筑面积670余平方米。此宅是朱启钤之女朱湄筠的房产。朱启钤从1953年搬入,直至1964年辞世。